网上有不少诋毁污蔑讥讽前三十年的帖子。发帖人有些是从前三十年一路走来的反共反毛分子，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可以理解。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些六零后、七零后甚至八零后，这些人改开前不过是孩童或者小青年，对前三十年的认知比较模糊，许多是一知半解，有些是道听途说，还有些是改开后出生，对前三十年完全没有印象，却都敢洋洋洒洒绘声绘色写下许多文字。这里对一个近来自称“由于年龄关系对六十年代没什么印象、但对七十年代很清楚”的人所发帖子的主要内容进行反驳，以免遗毒社会，误导青年。
1、“八十年代好歹算是能吃饱，而且街上有各种摊贩了，日用品没那么紧缺了”——不对，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确实饿了肚子，其他时间段吃饱没问题。只是吃得不太好，以粮食蔬菜为主，肉蛋鱼吃得较少。集贸市场和各种摊贩新中国前三十年一直都有的，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是由于发展阶段限制，工业化水平较低，产能不足，但能够满足国民的基本生活。如果不够吃，无论是凭粮票定量供应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还是农民，都可以到国营粮店购买议价粮，也可以到集贸市场粮食交易管理所购买商品粮，均不要粮票，价格非常便宜。记得小麦、玉米大概一毛多一斤，大米、豆子大概两毛多一斤，红薯干几分钱一斤。
2、“那个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食品安全或者是假货问题，能吃饱穿暖都很不错了”——当时的食品安全主要是贫穷、愚昧和落后所致，不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吃，几乎不存在假货，因造假没有利益，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见利忘义、掺杂使假有质的区别。
3、“七十年代抢购火柴、糖、肥皂、的确良……拿着票证经常都没用，要排长队”——不对，当时不存在抢购。发放各种票证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国民都能买到基本生活用品，防止个别人多购多占、囤积居奇。票证的发放是根据国家商品数量和供应能力而定，凭票证都可以买到，一时断货的情况也是有的，等个一两天仍然可以买到，长时间等待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排队购买的情况有，但不属于抢购，抢购是实行市场经济后才有的现象。
4、“蓖麻油炒菜或者是煤油炒菜或烙饼……她们都说味道还不错”——蓖麻油主要用作工业原料，因有微毒，故很少食用。当时确实有用蓖麻油炒菜的，主要副作用是腹泻，但少食可通便。煤油有毒，不能食用。用煤油炒菜或烙饼？从未听说，除非不想活了，倒是听说过有家庭矛盾喝煤油自杀的。
5、“头上涂敌百虫灭虱”——确实有，但属愚昧行为，实际这样做的凤毛麟角。尽管敌百虫（还有敌敌畏）毒性低，但用在人身上还是会中毒的，用的量大甚至有要命的。
6、“许多农村人生病后都扛着”——不对。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农民到村诊所看病，少者几分钱、几毛钱，多者几元钱。我曾在村集体诊所管过1年合作医疗，农民看病记个账，不掏现钱，年终结算时少者几元钱，多者几十元钱。即便是患了癌肿、瘫痪、心衰、肝硬化、尿毒症等严重疾病，也不过100多元。对无力负担医药费者，年终集体会给以补助或减免。
7、有病“送正式医院收费昂贵”——不对。我母亲1976年50多岁时患子宫癌并腹腔淋巴结转移，住当时的河南省妇产科医院（后来的郑大二附院）做了大手术，住院1个多月，仅花费400多元，一直活到80多岁才去世。如果现在再做同样的治疗，估计需要20万。
8、农村人“特别羡慕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的人，拼命也要让自己或子女逃脱农门，但出路极少，无非就是通过当兵，或者是表现特别突出时可以被推荐去（当）工农兵大学生，或者是走后门去供销社或信用社供职，但这些一般都是村干部子女的专利，……当时走后门成风”——说得不对，羡慕是有，但无需拼命，因为农村并不太差。走后门的有，搞不正之风的有，但为数很少，因为当时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什么叫后门，跳出农门也不是村干部子女专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对干部的教育和要求是为人民服务，是大公无私，是见利益就让，对群众的要求是关心政治，监督干部，造反有理，少数干部即便有贼心，也很少有贼胆。
9、“那个时候人之间关系应该是最紧张了。家庭成员之间举报后被批斗或者是进监狱的例子太多了，写信或日记中的措辞都是要很慎重的事”——说得不对。即便是文革最乱的1967年，这样的事也是凤毛麟角，并为社会绝大多数人所不齿。
10、当时“婆媳关系紧张，为一根线头一块饼都吵架打架；离婚率的确是不高，几乎没有，不过主要是因为没工作而且子女多，根本就离不起，所以夫妻频繁打架都是见怪不怪很正常的事……拿打小孩撒气，那个时候一到傍晚，就是此起彼伏的男孩子被打的嚎哭声，间或夹杂女孩子被吓到的尖叫声。除非失手了起了怪声，一般四邻都不会去劝架拉架的，都习以为常”——说得不对。当时绝大多数家庭和睦，婆媳关系紧张的很少，夫妻频繁打架、拿打孩子撒气的凤毛麟角，一旦邻居打架，街坊都会前去劝告的，绝对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冷漠。离婚很少的原因不是因为离不起，而是没有理由。当时没有人失业，人人都有工作做。
11、当时“小偷小摸太多了”——说得不对。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属新中国前三十年小偷小摸最少，一个公社的派出所不过2-3个人，一个县的公安局不过10几个人。不像现在到处是警察，到处是监控，监狱里人满为患，家家户户都装防盗门、防盗窗。
12、“村干部贪污了八百就被判刑七八年还是十年。现在回头看似乎案值很少，但对比当时人均月收入生活费十块都不到，这个数量都是八十个月的收入值了”——说得不对，当时800元人民币是农村一个普通生产队男劳力2-3年的收入（年工分收入150-200元、年养鸡、养猪、自留地及农闲外出打零工收入等100-150元），城市年轻工人2年的工资。当年的干部贪污800元与现在的贪官动辄数亿计——普通工人年收入的千倍万倍相比相差天地。
13、“那个时候民兵小分队或联防队是很威风的存在，本人上下学时候经常看到他们把某个地富反坏右或者是小偷小摸的人抓起来绑在树上，而且，游街示众的不只是地富反坏右，婆媳妯娌打架中过分手段毒辣的，也会被游村示众”——这种事有，但很少，因为属违法乱纪，一经发现是要受处分的。
任何社会都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白璧无瑕、无可挑剔的社会不存在，关键是看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支流，社会制度的好孬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区别。如果让我评判，新中国前三十年成绩占主流，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是之支流，占一个指头。如果想贬某个社会，就专挑假恶丑，给以添油加醋；而要捧某个社会，就专说真善美，给以乱坠天花，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新中国前三十年确实不完美，但相比民国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笔者祖上是典型的农民家庭，祖祖辈辈全是文盲，没有一个识字的。我爷爷弟兄4个，4对夫妇，只有我二爷、我四奶活到解放后寿终正寝，其余6人均非正常死亡，死时年龄没有一个超过40岁，其中我大爷全家死绝。我亲爷排行老三，1942年（民国31年）河南大旱因生活所迫上吊自杀，亲奶和二奶饿死，四爷被国民党抓壮丁死于战乱。我父亲兄弟姊妹7人，其中2人解放前饿死。
我父亲幼年仅上过几个月私塾，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文化人，1948年家乡解放被吸纳做了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后经组织培养，达到可以记笔记、写总结、作报告的程度。我母亲、叔伯、伯母大婶们经过五十年代大规模扫盲达到简单识字、写自己名字和简单记账的程度。我兄弟姊妹4个以及堂兄弟姊妹一共20多人均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全都免费上了学，大部分为小学和初中，少数高中，我自己上了大学，大学不但不交学费，还免费食宿，发助学金。前三十年我父亲兄弟姊妹5个家庭30多口人，历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
据说清乾隆年间全国人口就已经3个多亿，到了民国才4万万同胞，200年间人口仅增长1亿。人口增长如此缓慢的原因，从我这个小家的简单家史来看，就应该非常清楚了。前三十年我国人口从不足5亿增长到9.7亿，人均寿命从30多岁增长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
公知们把前三十年说得一塌糊涂，甚至说不如民国，不如非洲，有些描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忽悠得一些年轻人也跟着起哄。但老百姓不认可，尤其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老人好多不认可，因为不符合事实。
【文/杏林老翁，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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