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论中共“七大”的伟大历史功绩

钱昌明

　　70年前——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七大”是中共党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没有这次会议，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七大”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没有这一事件，就没有我中华民族其后伟大复兴的伟业。

　　“七大”所以在中共党史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并成为全党的共识，为中国革命航船驶向胜利提供了保障。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站在以工、农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吸取中国历史、社会的全部革命斗争经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思想和理论。中国共产党“七大”以前的24年历史，充分证明：

　　什么时候遵循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发展，不断地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曲折，直至陷入危亡的境地。

　　正是党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了全党，这才在“七大”《党章》中庄严地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

　　“七大”是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的会议。正是毛泽东思想保证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大”的成功，或者说它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制订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革命成败，说到底，是一个路线问题。诚如毛主席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971年8月、9月《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为本次大会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七大”通过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9页)

　　正是这一条政治路线，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七大”召开，时处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的转变时期。

　　其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虽已胜券在握，但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已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纳粹德国，希特勒政权在垂死挣扎。亚洲战场，美军已开始向日本本土进军;在中国，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继1944年豫湘桂的大渍败后，力量逐渐恢复，1945年4月在芷江战役中开始反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早已开始，全国范围解放区已发展到了19个，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拥有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00多万，军队91万，民兵220万;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线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

　　当时中国的发展，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命运与前途：

　　一种是以美帝国主义代理人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他们坚持要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这是一个分裂的、贫弱的与黑暗的旧中国的命运与前途;

　　另一种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人民大众的政治势力，他们坚持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是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光明的新中国的命运与前途。

　　在历史命运的转折时刻，敢不敢做历史命运的主人?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能不能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做出的抉择。

　　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否定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逐步承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但对思想上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尚未清除，这就是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后为什么还会出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本原因。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他不仅没有认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相反，继续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其时他由原先的极“左”立场滑向极右，在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提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公然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领导权;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人民军队、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在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工作中，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丧失了在长江流域发展新四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1938年10月，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确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保证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壮大。

　　其后，再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彻底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思想上清算了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延安整风运动为“七大”的成功召开创造了条件，也为“七大”政治路线的制订的提供了保证。

　　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政治路线，是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它其实包含着三个内容：

　　一是确定了当时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未胜利。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解放出来，驱逐日军出中国，这是当时中华民族的首要问题。在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基础上，我们再不能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老路，而应该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这样一个奋斗目标，才是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二是组织队伍。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奋斗目标定了，靠谁去斗争?靠什么去实现?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去组织队伍，并领导这支队伍去斗争，去夺取胜利，去实现奋斗目标。

　　怎样组织队伍?是实行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还是缩手缩脚，惧怕群众，限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因为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80%，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同盟军。国民党在抗战中所以腐败无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反对解放农民。

　　三是强调党的领导。这就是“在我党的领导下”这句话。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革命需要它的领导。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没有这样的党的领导，中国的独立与解放是不可能的。为此，毛主席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为了完成党的奋斗目标，必须进一步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七大”闭幕式上，毛主席发表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用“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比喻共产党人要用“毫不动摇”的奋斗去感动“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只要全体共产党人认真贯彻“七大”的政治路线，人民大众就一定会被“感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一定会被“挖”掉!中国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七大”路线的正确。

　　实现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革命政党要赢得革命的胜利，除了党的路线要正确，还需要全党思想的统一。只有这样，革命政党才会有战斗力，才可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否则，只能陷入内斗、扯皮。

　　中共“七大”不仅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订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还实现了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这种全党思想的“统一”，不是简单地靠党的组织纪律的强制;更大程度上是靠党员的思想认同与自觉——这集中体现在“七大”《党章》中确立了：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写入《党章》，并得到全党的认同，这是党在长达24年历史经验的反复证明后，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革命实践中，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在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第一次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由于党内出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期间，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与农民运动，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思想，奠定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基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面对党内出现三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严酷的革命实践斗争中，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夺取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国内不断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统一战线和策略的理论;人民战争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等。尤其是期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科学地总结了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在毛泽东思想日臻成熟的背景下，1941年3月，党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

　　1943年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以上引文均转引自罗正楷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

　　王稼祥同志原是王明“左”错误路线的核心人物之一，红军时期曾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然而，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遵义会议时正是他严厉批判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力挺毛泽东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是革命实践教育了他，使他真正认识了毛泽东，以后，又是客观事实让他心悦诚服地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共同支持、维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概述。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要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在“七大”实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的高度统一?

　　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进行回答：“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它已为“七大”以前中国24年的革命实践所证实。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是严谨的、彻底的，因此，它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就能得到全党的拥护。

　　保证了组织上的坚强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政治路线的正确，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最终一定要体现党在组织上的坚强团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团结的大会。是什么保证了这次大会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真正实现了全党的坚强团结?答案还是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保证了党的坚强团结，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党建”理论完成了这一坚强团结。

　　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

　　问题是面对党内客观存在的矛盾与斗争，如何正确认识、解决?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实际上解决了三个问题。

　　第一，科学地认识党内矛盾与斗争的性质。

　　毛泽东思想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相对的平衡，又是在矛盾的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共产党本身既然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然而这些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毕竟不是原有意义上的矛盾。因此，不能把党内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一般说来，党内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不是叛党分子。

　　党内矛盾虽然不是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但开展党内斗争又是必要的。否则，听之任之，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在党内泛滥，导致“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在党内发展，就会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危害我们的党，直至使党失去革命性，使党腐败、变质。党的历史也已证明，打自它成立那天起，就不只是要同党外敌人进行斗争，而且也是在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斗争。虽然这两种斗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二，党内斗争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认为，受党内斗争的性质所决定，党内斗争的方式，只能是思想斗争的方式;斗争方法只能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批评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惩办主义”错误做法，认为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把同志当敌人来进行斗争，“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的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正确的结论只能是：“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三，党内斗争要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认为，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内团结，以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党内斗争“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能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慎重些、更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其后，他又把这种做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中共党内曾经存在着不同的“山头”影响团结，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然而，正是依照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通过必要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最终实现了党内的坚强团结。

　　“七大”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组成中央委员会的44名委员中，就有陈绍禹(王明)和秦邦宪(博古)，实现了团结那些犯过重大错误——只要愿意改正的同志。

　　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正确地处理了党内矛盾，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搞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这才使中共“七大”真正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

　　制订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实现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保证了组织上的坚强团结，这就是中共“七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七大”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为中国革命夺取最后历史阶段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记录了过去，也昭示着未来。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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