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间说过：在物质生产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一样会占据统治地位。后来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大师阿尔都塞指出：在物质性的国家镇压机器之外，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者共同维护统治地位。就我们熟知的状况而言，现实社会中间到底是什么人在发声，还能够被广泛地听到，显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具有幕后的挑选标准和倾斜的传播路径，在起到决定作用。
一、是谁的声音在传播？
在1958年的“亩产万斤”宣传上，有人说“不是没有思维能力，是没有人敢讲真话！相互欺骗的结果，就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类似的说法，欺骗性很大，似乎社会上存在着两拨人：一拨人随时预备讲真话，另外一波人是坏的专门干坏事，坏事之所以发生，是后一拨人损害了前一拨人的发声机会。这个想象力，应该说是1980年官学两界系统造谣“编”出来的。
过去跟现在一样，都是一批最善于表现自己的人，垄断着各种发声平台，按照他们的偏爱和利益而发声的，其他人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发不出来，或者说，即便是说了也很难被人听见，说了跟没有说一样。例如，国企资产倒腾到哪些人手里去了，每一个案例中间，都肯定有知情者知道，但很难传播开来；我们听到的都是一片“总体”表扬的声音，改开终结了僵化的旧体制，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等等，似乎国企没有了倒是件好事，谁拿了都无所谓了，不是有个说法叫做“逆取顺守”吗，只要是结果好，过程就无所谓了。
最高领导发誓说“要倒查二十年”，真个如此，那不是强势群体都要遭殃了？拿了国企财富的人都要吐出来了？说了很长时间，至今有人响应不？别说别的什么人了，就算是最高领导说什么，真要起点作用，恐怕需要另外组织一班人马，甩开现有的强势群体去办事，说的才管用。甚至，可能还需要组织一支新的军队来支持他说的内容，他说的一些内容才有可能办成。
对于毛时代的历史及其重现，当然也不会例外。胡绳说过“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写党史”，很显然，事实的甄别与挑选，推理逻辑的应用，乃至于结论与前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基本路线映照下，都不是恒定不变的。基于官方的持续发布，一个人有点偏爱和立场，喜欢并接受一些合乎胃口的内容，那不奇怪，但别那么自信，那个太盲目。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把假话重复了一百遍就成了真理”，这个被称为“戈培尔效应”，而且在很大范围和时间段内，都是成立的。只要是不间断地发布大量虚假信息和人为设计的解释框架，就会把寻找真正的事实与合理解释逻辑的“信息搜集成本”和“学习成本”，拉高到绝大多数人难于承受的地步，然后，谎言就会到处流行起来。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睿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都受制于信息搜集成本和知识学习成本的局限，一个人能够负担的成本总归是有限的，并不能真正实现认识上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戈培尔效应才会起作用。
然后，再加上提振一些合乎需要的偏爱和立场，让这些人在意识形态市场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份额，那么，就不仅在生产方面，而且还会在“意见市场的消费者”方面，塑造出适合特定解释逻辑的“自觉接受者”群体出来。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方略，向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职能，向来都是纳入精心设计和施工的“工程项目”的。要是连业余水准的人士，都忽悠不了的话，那他们早就被淘汰或者垮台了。
二、毛教员到底会不会“万岁”
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人死债乱”。但是，毛教员明显还欠G总的债，人死了，债还不乱，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况——至今有人觉得还有揪住债务人不放的必要性；在这个反面，也还有人把毛教员视为资产，作为依仗，视为可以永久传承的一份遗产，所以，那个口号今天还有人在喊。
作为生物性的生命，谁也抵抗不了新陈代谢的规则。但是，作为特色鲜明或者代表性极为突出的政治符号人物，不管是对他的敌人还是朋友来说，他都是不朽的，这个也绝对真实。
毛教员自己说，他一生只干过两件大事：革命和继续革命。总有人出来表达希望，要避免这个或者那个历史的循环重演。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奇怪，秦始皇也期待过子子孙孙做皇帝，不过，如果他真的能够整合陈胜吴广，整合六国旧贵，不搞过度扩张让老百姓能够休生养息，不说传之万世，最起码能够传承的久一点。
革命不革命，关键看统治阶级的明智程度，不给大多数人出路的统治，那就绝对不可能无限延续下去的。按照毛教员的说法：统治阶级才属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真的具有决定权。而毛教员自己，属于被决定方面，革命不是毛教员忽悠起来的，他又不是神仙，不可能有那个能耐，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出路之后，他才能够跟随革命大潮趁势而起；所以，有没有革命什么的，这个由统治阶级是否排斥大多数人决定；革命进程曲折还是顺利，胜利是快还是慢，毛教员仅仅在这个被决定了的革命进程中间起到部分作用，如此而已。
以物理学“势能转化为动能”做比喻，统治阶级不给大多数人活路，必定会导致不满和反抗，这部分能量可以称之为“社会势能”，对于革命而言，社会势能的高低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势能的计算，与不满意个体人数多少成正比，与个体的不满意程度高低成正比，与物理学中间势能等于质量（人数多少）与高度（不满意程度高低）的乘积类似。
而革命者包括毛教员所从事的工作，只是在社会势能很高的前提下，寻找一个势能顺利转化为动能的路径，寻求一个动能最大化起作用的方法，这个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内部的战略战术问题。而势能要转化为动能，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实现，会存在着一个转化效率的折扣，革命导师的功能性作用，是提高转化系数，但转化系数永远不可能高于100%，这是能量守恒定律决定的，反应到矛盾论中间，就是被决定的次要方面，永远不可能具有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决定作用”，而转化系数一定会低于1，就是一个被决定的次要方面及其地位的体现。
从革命的经验出发，毛教员对于势能的观察极其敏锐，很显然，人民革命是统治阶级不兼容大多数人的活路而造成的，这部分势能属于草根势能。后来，毛教员发现在革命队伍内部，特别是干部队伍中间，也存在着不兼容大多数人利益的潜在趋势，具有“内在否定性”，这个就属于“贵族势能”了。所谓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对于贵族势能及其向动能转化趋势的观察和分析（所谓“变修”“走资”趋势）。
在这个方面，毛教员真正做到了“费厄泼赖”——不管是对旧统治者还是对革命同路人，在观察其“内在势能”方面，真的做到了一视同仁。
在1940年代晚期，解放战争的态势已经相对明晰，国民党失败已经无可挽回了，有些旧贵怀着酸溜溜的明智，指出共产党嘴上的人民革命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共产党内在跟国民党差不到哪里去，“打倒老地主，也无非是为了自己当地主；打倒旧官僚，是为了自己当官僚。”在这个方面的质疑，毛教员也以继续革命的临终一搏，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三、毛教员到底是不是神仙或上帝？
1980年代的非毛化浪潮中间，前朝贵胄及其同情者——果粉群体的努力方向，是说革命前社会的草根势能根本不存在，是毛教员及其同道捏造的，至于动能转化及其方法，都属于道德败坏的各种反民主状况。在毛教员的革命同路人群体中间，则是说毛教员晚年发现的贵族势能根本就不存在，至于说贵族势能会向动能转化并带来“变修”和“走资”的明确趋势，那个也纯属瞎说且毫无根据（所谓颠倒了敌我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属于晚年错误。但是，这些反驳者虽然振振有词，嘴上说不要（“变修”和“走资”），但身体很诚实，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果然就完成了向变修走资的最后演化。这个状况，带来非毛化事业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再也不能够从事实和逻辑上反驳毛教员了，只能够搞点私生活造谣或者诸如此类的努力。
按照果粉的说法，毛教员及其同道，是在社会势能为零的前提下，用不道德的手法，忽悠出一场人民革命来了，是在势能为零时，还能够转化出巨大的社会动能来，相当于说动能转化系数远大于1甚或接近于无穷大。后来一些自居马列或革命正宗的人则说，毛教员是在贵族势能为零的情况下，人为地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且混淆了敌我。能量转化系数大于1的想象力，显然是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人世间不可能有人能够做到，能够做到的肯定都是神仙。
由此看来，一切局限于统治者以及预备统治者的思想状况，都有一个共同点——不承认社会势能的客观存在及其向动能转化的内在必然性，总认为这个可有可无，假如不是人为捏造的话。就此，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凡属敌视毛教员的统治者，大多数也是很喜欢先富先贵的，在认识方法上主要是不肯定承认会有社会势能产生和存在，更不承认势能会自发地寻找路径转化为动能并产生出（武器）批判效果，这就会导致一种心安理得的状况——看不到一切对底层大多数让步的必要性，往往也就在不自觉中间，为制造下一场革命积蓄社会势能而不懈努力着。
道家有一个说法，叫做“至大无外”或者“大方无隅”，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足够宽广，就不会遗漏太多，甚至还能够跟他的对立面形成实质性对话。历来公认，孔夫子不是革命家，但他照样说过“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如果让老百姓没有活路那么统治者自己也一定要完蛋，这个其实跟毛教员关注“社会势能”及其作用的大方向很一致。虽然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那里，孔夫子表面上被抬得很高，封了一大堆头衔——诸如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但实际却不被信服，历代统治者都延续着秦始皇的白日梦——难道不能够既不顾老百姓死活同时还能够子子孙孙当皇帝吗？
《左传》记录了曹刿论战的故事，这位主角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传诵至今——“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似乎，到了肉食者地位和阶段，就再也看不见（或者见不得）社会势能了。这个状况，显属统治阶级陷入“只有阶级本能，没有阶级觉悟”的僵局而无法自拔，孔夫子提点统治者的，也无非是要超越阶级本能的局限，达成统治阶级觉悟的状况。而毛教员从人民的革命觉悟出发，从相反的方向上，也必然会触及到作为统治者的最低觉悟问题，由此，他才能够对于贵族势能的观察那么敏锐——在萌芽状态就能够发现并能够准确地预言其转化方向。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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