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结束后，工人和农民开始了胜利大游行。
当群众一波又一波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腰鼓声声中，他们齐声向着天安门成楼上的毛主席高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则站在城头上不断地挥手，他喊到：“人民万岁！”
当工人方队走过主席台前高喊“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高声回道：“工人同志万岁！”
当农民方队走过时，毛主席又是高嗓门地呼唤：“农民同志万岁！”
开国大典的当天夜晚，毛主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中南海正在举行欢闹的国宴，高朋满座，推杯换盏，气氛热烈，而毛主席并没有参加，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进屋后，他一言不发，在卧室里安静的一个人抽烟，脸色凝重。
大喜的日子里，作为新中国、崭新的人民政权的最高领袖，主席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警卫和工作人员见状，心生疑虑但也不便去打扰，只能在外面候着，看着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思绪漂泊远方。
许久之后，卫兵实在等不下去，走进来问：“主席，想吃点什么？”
主席自言自语道：“这革命的果实，得来不容易啊！”
卫兵这才明白主席心中的失落和感慨，以及他为什么在礼花齐放的大庆之日堕入惆怅。
他在暗暗的隐忧啊。
卫兵安静了一会儿后便安慰主席：“如果牺牲的战士们都还活着，他们也会为今天的开国大典，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这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
接着又继续对说：“主席，您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吧？”
主席则答：“不饿，没胃口。”
卫兵把热好的麦片粥端给他，劝他吃几口，主席也听话得吃了几口，方才感觉到饿，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喝了两大碗。
吃完后，毛主席就看书去了，直到凌晨6点还未睡，后来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床上，可还是睡不着，又让卫兵给他两片安眠药，但卫兵说没有多余的，保健医生为了主席的身体，每天最多只给两片。
就这样，直到10月2号早上八点多钟，这位新中国的主席、人民的领袖才沉沉睡去。
众人皆在欢庆、共度革命胜利时，毛主席却在想些什么呢？
2
月初，我去了一趟北京看望他老人家。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其实我是很陌生的，历史上，这里曾是欢歌雷动，毛主席不止一次抽出时间来和群众们席地而坐、共唠家常。
在天安门欣赏着烟花夜景，领袖与人民之间的亲密众人皆能有感。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的神秘感、讳莫如深、特殊性越来越强烈。
特别是核心地段，十步一个保卫，百米一个安检，疫情之下更是放大了北京在“卫都”层面的种种一刀切……
群众进京，越来越难了。
月初那次我专门去了天安门城楼、广场的纪念碑和主席的纪念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一看主席他老人家的像容，以及纪念碑上金光闪闪的大字。
那是主席亲自操刀主笔写就的，后由恩来同志题撰。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幅碑文，又被简称为“三个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的第一个永垂不朽，就点明了解放战争在人民革命史中的极其崇高、极其重要的地位。
国共两党之间的为全世界资本财阀所注目、为全世界工农阶级所期愿的这场中国境内的人民战争，其熊熊烈火直接催生了伟大的共和国。
为解放战争坚定地束旗，就是为共和国政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筑基。
这是晚近四十余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喜好纪念抗日战争、而无视、忽视解放战争的舆论氛围，需要去反思和扭转的。
更不要说还出现了管虎之流妄图重新解构抗日史观、为国军抗日不力洗白的文艺乱象……
毛主席提笔开篇第一句即重墨高颂解放战争，这绝不是无理由的。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双半性质吗？并没有。
中国与朝鲜/德国这两个被瓜分的国家几无区别，同样被美苏两个大国在雅尔塔肆意切割：长城以北（包括蒙古、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归斯大林，长城以南（包括海运主权）归罗斯福。
明明是战胜国却默许这一切的是谁？蒋介石！在这之前拿着史迪威的美援却不抗日的是谁？蒋介石！胜利之后竟然力保岗村宁次与根本博等屠夫不死、转而邀请助其反Gong的是谁？蒋介石！
是谁一声长啸、大手一挥，真正让中国人民铁骨铮铮地站起来？
是毛泽东，以及他麾下铁流滚滚的人民子弟兵。
“大纵深、大包围”的三大战役纵贯南北，粉碎了蒋氏与美帝《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出卖的全部污利；1950年亲自访苏重新谈判，粉碎了蒋氏与苏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卖的全部主权。
解放战争，无论是在人民革命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民族革命的意义上（中华民族推翻美帝国主义之假手——蒋家王朝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都带有颠覆、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性质。
正如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报告中所言，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
晚近四十年来，在醉心于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秩序、极力想要投入美国怀抱的中国主流精英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羞于提起的“前科”。
因而，这部分掌握话语权的人对解放战争极力回避、贬低，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战争、且在制作抗战文艺作品时有意无意地热衷渲染“美国帮助论”“美国决定论”，也就不可避免了。
必须看到：没有解放战争就没有新中国，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让2000万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汇聚成了一座巍峨的人民政权。
所有才有了第二个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时间，从20年代到50年代，从响应孙中山号召团结国民党、发动参与大革命，再到日寇铁蹄之下始终坚持团结怯媚的蒋介石、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再到出兵朝鲜成功抗击美帝和所谓联合国军、振奋并团结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这三十年，共产党一直在“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故而，能够在历史演进中担当中流砥柱角色的，也始终是共产党，这是第二个永垂不朽所表达的重要意义。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动最广大的人民掀起“人民革命”，而只有人民革命滂沱起势，三座大山才能被推翻。
这三十年，共产党从没有飞机，到没有航空母舰，再到没有原子弹，从来就不是沙盘推演上占据优势的一方。
但是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毛泽东却说：“战争之伟力，在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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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唤醒工农千百万，告诉他们所有的斗争最终都是在“解放自己！” 这是之所以农民与工人会愿意“跟党走”其最核心的政治纽带。
在党旗之下，在工农红军军旗之下，原本如一盘散沙的亿万游民找到了身份认同和阶级归属。
有了这些铺垫，才能引出碑文的第三个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共产党的兴起，是近代民族意识觉醒所孕育的；反过来，共产党的胜利又使百年来的民族抗争实现了开花。
这最后的绽放，新中国的建立，只能是由一个代表最多数群众利益的政治组织来完成。
也就是大大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
同时，正因为“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间有如此磅礴的牺牲规模才换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个为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夙愿的政治组织就更加必须时刻牢记自己走过的路、必须永远坚守“为人民服务”的信条、必须始终秉恪自己的阶级身位。
即：必须从一而终得是一个代表最多数群众利益的政治组织。
这是主席在第三个永垂不朽话里要表达的涵义。
百年来的鲜血洪流，托起了党的胜利。
因而，看似已然“坐拥江山”的党，绝不可辜负那些逝去的英雄英烈。
革命，绝无尽头。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历经风雨岿然不动，坚擎着党的初心，也与长安街一街之隔的毛主席画像共同凝视着中国。
电视剧《十送红军》中有过这样一段：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于是有人问他们：“往前走就是死，你们为什么不怕死还要往前走呢？”
红军战士在寒风中颤抖着、握着冰冻的钢枪回答道：“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为了把这个狗日的世道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
看到这座伟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就能理解七十二年前的开国大典之夜，主席在满面愁容地思索些什么了……
狗日的世道被推倒了。
狗日的世道绝不可以再来。
3
建国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毛主席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毛主席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早在延安时，毛主席和群众就毫无隔阂。
1946年8月，主席在一个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忽然窑洞上方草丛里有响动，使斯特朗有点紧张，担心有坏人想从那里往窑洞里扔炸弹。
然而，她却看到毛主席镇定自若，就问他：“谁在上面？”
主席轻松地笑说：“那是邻居家的孩子，他们对外国客人感到好奇。”
斯特朗半信半疑地走出窑洞，环顾四周，看见不远处有农民在赶着小毛驴走过，几个农家孩子在窑洞的顶上玩耍。
她相信了，这位中国的毛泽东并不是个隐匿自己的神秘人物，他不过是这些普通农民的友好邻居而已。
建国后，毛主席原本是坚决反对住进中南海的，但还是得服从中央的集体领导决定，不得不搬进去。
居住条件变了，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比在山沟里正规多了，但是毛主席和他的卫士们都不太适应。
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距离远了，规定多了，群众们想见主席越来越难。
1953年，他终于是对一些财政干部发了火：“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罗斯·特里尔曾认为，毛主席的战友们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城楼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段铭文，因为“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题写毛主席这段碑文的恩来同志，曾对主席非常欣赏的拉美革命领袖格瓦拉有过直接的负面评价：“他是盲动主义者，他竟然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和“对组织的忠诚”，首先要取决于党组织自身是否变质、是否依旧红心滚滚。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国民党时说的：“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所以，一生作为革命者的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造反有理！”
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主席曾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是1911年时，他还曾强烈主张让此人当总理——康有为。
但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主席最终的观点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青年毛泽东最终依靠的还是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他亲自找到了这条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4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在东山小学堂（一个基层官绅富户出资建立的精英学院）入学，他可以在京城住进留洋十年、人脉遍布达贵的恩师杨昌济的家，他可以找到章士钊借银子，他甚至可以令北大校长蔡元培替他给李大钊写举荐信。
以俗世的标准，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日后国民党首脑集团蔑称为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辈的家产坐拥二十亩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1924年1月，刚过而立的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号码39。
而那时的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中浙江区只有六人，没有蒋介石，且这六个浙江代表中有三个为孙中山私人指定。
而毛泽东这个湖南代表却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国民党集体推选。
在大会上，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一共只有十九位委员名单，毛泽东便是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毛泽东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正职是谁？大名鼎鼎、位高权重的汪精卫。
同样在1925年的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的起草人还是毛泽东。
一个湖南人跑到广东省，孙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这就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妥妥的“社会精英”、“民国名流”。
可是，这个“名流”最终还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因为他不需要一个事实上旧制的「阶级高位」的身份。
这一点，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经注定。
由此需要明晰，后世将“毛蒋”并列相称、动辄“争夺江山”之辞，这是十分可笑和浅薄的。
言“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夺中国江山”之人，半个世纪以来同样也是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毛泽东与刘少奇争夺党内领导权”之人。
在这样歪曲到无以复加的言论框架里，三反五反、中苏矛盾、文革斗争，仿佛都是狭隘锱铢的私欲暗斗……
以降维思维解史，除却辱没毛主席之余，徒增抹杀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哲学性和普适性。
从中国近代革命烈火燃起的伊始，毛主席与蒋介石就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和维度之上。
主席这一生的所谓对手、所谓敌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区区蒋氏之流的江浙法西斯军阀——他一生的敌人，是历史周期率，是如何将人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侵略文化的双重压迫解救出来、并重置人民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从而取得政权稳固的「人民性」，并将他作为「中国方案」，献给轰轰烈烈的国际共运。
如他自己所言：“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主席带着一股苍凉，缓缓诉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自贵族政治与门阀政治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试验，它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退化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1964年10月，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甚至，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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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他愤怒地发了牢骚：“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是红色，而红色正是革命的颜色。
只有保持革命的初心，才能守护革命的色彩不被褪祛、不被涂抹。
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在进京建政的1949年，已成为新生执政组织最高领袖的主席会无比忧愁：“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而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在特里尔看来，拿枪杆子的日子几乎已经结束，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是新的东西：各种预算，各地区之间的争吵，下级军官中间的争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以及革命成功后产生的政治道德问题与权力保鲜保质问题。
5
16岁之前，主席一直生活在乡村，他所受的教育，无非都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他对社会的认知更是受了旧小说的影响。
那时他所向往的生活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所渴望的人生就是驰骋疆场、拜将封侯。
直到在私塾里偶然读得《盛世危言》，才如梦方醒：没想世上不过百年，天下却已变化惊人，工业革命日新月异，西方各国快速强大。
相形之下，中华文明落伍了，大清帝国衰败了。
出走韶山，这成了人生必然。青年时的毛泽东想要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图景。
但这种图景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
而新的阶级统治的前提，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从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这种旧制的士族身份所带来的获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经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伪现代、伪共和的格局里，可以让坐拥精兵的各大军阀感到自重，可以让依托西洋的孙中山感到宽慰，可以让新士人知识分子的蔡元培感到舒适，可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拿到大把资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睐，更可以让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继续把攥着在华的势力范围。
甚至，可以让共产党内的陈独秀走向幻想与妥协；甚至之甚至，可以影响大家族出身的周恩来其一生……
但是唯独，不能满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已经坚定了暴力道路的、成为了武装革命者的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人民万岁”是上联，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下联：“继续革命”。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好，社会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好，所有的现状都无法向1920年时年27岁的毛泽东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数量多达四万万，可是他们却吃不饱、却穿不暖、却老婆女儿被人抢。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为什么《后浪》中宣传着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挣脱不尽的996和难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楼里猝死的打工人，以及凉山深处被遗忘的墨茶。
年轻的毛泽东不明白，为什么人数如此之众的农民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如果不是主体，那么农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韶山农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并从旧式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农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27岁时不明白，但72岁时，他已然明白了。
1965年9月18日-10月20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他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嘛……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青年、中年时，他是这样的：
1915年6月，他对湖南一师的同学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
1927年6月，他对瞿秋白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35年1月，他对李德说：“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当经过了长征、走过了遵义、指挥了反围剿，一次次蜕变的毛泽东，此后是这样的：
1946年6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49年3月，他对全体中央委员说：“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56年11月，他对小平同志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1958年5月，他对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们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66年1月，他对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说：“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72岁重上井冈山，他站都站不稳、路都走不利索，但他依然像个孩子般执拗：“我不要拐杖，我身体好着呢！”
他依然在寻找，宛如当年那个27岁的灰衫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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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再上井冈山之前，毛主席曾与斯诺谈话，那次谈话足足抽了十二支烟。
在袅袅烟雾中，主席淡淡然地说：“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
就在仅仅六年前的庐山，竟有人在党内公然批评他：“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句话当时深深地刺痛了主席。
那些失去爱人、特别是失去心爱的岸英的日子里，一个个灯下的夜晚他在泪中抚摸着爱子的遗物，度过不知多少个月夜，却被昔日的同志这般言说…
他向中央委员会发问：“我将无后吗？嗯，毕竟我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另一个疯了…”
他觉得委屈，人民公社的提法压根就不是自己的创造，浮夸风更是背着他在基层大刮特刮，他连《人民日报》都发不了文、只能用党内通信去遏止——“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但为什么，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自己？就因为他是领袖、他是毛主席吗？
他是农民出身，他甚至农民、农业是共和国的根基，因而农村地区的生产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农民民主问题，非但不是国家建设的边缘，反而应该是国家政策的核心。
大跃进时，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警卫中队的一位战士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窝头。
这个窝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糠皮，他把窝头交给毛主席：“主席，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人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我爹我娘也是吃这个！”
主席的手有些颤抖，接过窝头，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两滴泪珠滚落下来。
他掰下一块窝头放进嘴里嚼了嚼，让李银桥叫几个人来，给每人都分了一小块窝头：“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毛主席眼里含着泪水，看着身边的人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在饮食上，他一直坚持粗茶淡饭，尤以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设计的有营养的高级食品，还经常敲着自己盛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人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当天晚上，毛主席没有吃饭，晚上睡不着。
李银桥上前劝慰，可主席却感叹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嘛……”
他久久不能入睡，起身冒着冷风到院中散步，不断地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嘛，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办法，一定要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几天，一直在念叨：“要想个办法，要想个办法…”
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按耐不住，怒声呵斥：“现在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一年后在井冈山上，望着当年革命的来时路，他握着张平化的手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呐！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那些曾经陪着他一起“寻找”国家出路的人，仿佛在建国后愈发的慵懒，这使得越来越感到孤独的主席陷入彷徨。
三年前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他突然发难：“我们有些同志，不允许群众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呀！凡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在主席眼里，群众、尤其是年轻群众即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是革命的天然接班人。因为他们正是出生于新中国的时代，没有沾染过旧社会的风气，他们天然具备继承革命志愿的身位。
因而，他也格外反对一切将群众、将孩子们排除出政治生活与生产建设的政策或手法。
1966年，主席坦言：“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大跃进时他曾经相信1956年八大的成果，但事实表明，官僚主义的周期性似乎是一缕阴魂不散的历史青烟。
于是，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他不在迷信党内，开始转而发动他信任的孩子们，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主席和“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
可以在此借用一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十七年前的话。
2004年，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演讲报告时，有过这样三段话：
“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非常轻车熟路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居然会走向反面，群众运动被少数人所利用。”
“文化大革命虽然最后使得毛泽东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同时，他通过他这样一个不成功的探索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恒的课题、永恒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不是因为说出来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
跋
在湖南一师时，杨昌济常教导：“志向大者，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也；反之，志向小者，则所学小、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
这些话让青年毛泽东很受触动。
在给湘生的信中，毛泽东慨言：“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故有志之士，必先确立伟志，发其动力，才能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
尽管在杨昌济的鼓励下，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对未来雄心勃勃、信心满满，但老师又忠告：“许多人，年少之时，也曾发愤立志，欲作好人，为何长大之后，就变得庸庸碌碌，悠悠忽忽？”
杨昌济还曾认为，孩子们最大的毛病，就是把一切都看得太简单、太乐观，觉得只要稍加努力，成功就会指日可待。
毛泽东感触颇深，他也认为理想之路困难重重，阻力种种，决非想得那么简单，他一再告诫自己：“无论受挫受辱之时，都务必咬牙励志”、“一旦志有所立，就要持之以恒，决不中途而辍！”
青年求学路上，针对一些人在立志上的盲从和轻率，毛泽东就讥讽地说：“今人所谓立志，乃见前辈之成就，近人之发达，羡慕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其实，这只是一种模仿，不过一时冲动耳，绝非真正之志也。”
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他也恳言：“盲从立志，就如无源之水，无根浮萍，又焉能长久乎？”
………………
27岁时不明白，72岁时已了然。
因不明白而寻找，又因了然而「继续寻找」。
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他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找到”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寻找下去。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找一天；只要他还在寻找着，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桑榆非晚，柠月如风。
史书一代又一代，皆是庙堂之「官」尔。
只有主席是亲人。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REDBOY”，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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