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这次国共会谈一定要成
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把握，再加上大
家的努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
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
话说1945年9月2日中午，由鲜英做东，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沈钧儒、黄炎培、冷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再度驾临特园。张澜、鲜英和沈钧儒等7位著名人士一起出迎。毛泽东一进特园，便兴冲冲地说道：
“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众人闻言皆喜，将3位客人迎入大客厅坐定。不一会儿，一桌丰盛酒席摆了上来。张澜、鲜英等人起身请客人入席。毛泽东推让不过只得坐了首席，他拉着张澜请他坐在自己右边。鲜英是宅主，陪侍在左侧，其他人等随意落座。
鲜英站起身来，手执大酒壶，先给毛泽东、张澜各满斟一杯，然后离座，逐个斟满了杯，回到座位上，指着毛泽东杯里的酒，笑着说道：
“这是家酿的枣子酒，请毛先生一尝。”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我在特园宴请客人常用此酒，这枣子酒浓度不高，味道却香而醇厚。”
毛泽东便笑道：
“特生先生献家宝喽！我不胜此物，但今天定要领这个情，一醉方休！”
他的话引来满堂笑声。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不善饮酒，呷一杯葡萄酒也会满脸通红，所以他平时极少喝酒。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用酒：一是为睡觉，他用1杯就会头晕，3杯必然倒下；因此，有时为了入睡快，就来上1杯。二是为打仗或写作，他为打一场重要的战役或者写一篇重要的文章常常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酒，掌握用量，间或饮一点，以刺激兴奋神经。
张澜站起来，举着酒杯，热情激动的目光环视着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兴奋地说：
“今天承蒙3位不弃，屈驾特园，我代表民盟中央全体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谢忱，干杯！”
大家一起站起身来，十几只杯子碰撞出和谐而清脆的声响。张澜又替毛泽东斟满一杯，自己也满上了，然后举杯敬毛泽东，开口吟道：
“会须一饮三百杯！”
他吟的是唐朝李白《将尽酒》中的一句。
“且共欢此饮！”
毛泽东脱口而出，对的是东晋陶潜《饮酒》中的一句。两人碰杯后，一饮而尽。毛泽东两杯酒下肚，脸上早已红到脖子根上了，便放下了杯子。主人见他的确不善饮酒，也就不再多劝了。毛泽东勉励大家道：
“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宴会在热情洋溢亲切无间的气氛中进行着。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表达了对和谈的期望。他还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回忆五四运动往事。宾主之间谈得最多的还是大主题：当今时局。一时间觥动觞举，酒酣耳热，神采飞扬，谈笑甚欢。
宴饮过半，仆人上了一道甜菜，另外端来一大碗白开水。鲜英拿起汤匙，凑到大碗边，笑着对毛泽东说道：
“请洗一洗。”
毛泽东说：
“不必洗了，甜咸一样吃，这些菜就够好了，老百姓哪里吃得到。”
他不洗汤匙，主人也不好再洗，大家也都跟着不洗了。宴毕，众人坐在客厅里饮茶叙话。忽然从边门那厢闪出来一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本纪念册，神情踌躇，一副欲进还退的样子。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身边，毕恭毕敬行了个90度鞠躬礼，羞怯地说：
“毛伯伯，请您在上面题词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瞧着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忙接过纪念册，温和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鲜继根。”
这个姓鲜的小姑娘就是鲜英的女儿。毛泽东点头笑道：
“好，好。”
此时，鲜英正在招呼客人抽烟用茶，闻声回过头来，挥手叫道：
“大人在这里说话，你来做什么！不懂规矩！还不快出去！”
“爸爸，我请毛伯伯题词呢！”
鲜继根显得有点委屈的样子。毛泽东笑着对鲜英说：
“你啊，真是个严君。”
他说着，起身拉了鲜继根的手走到桌子边，翻开纪念册放到桌子上。鲜继根立刻整好文房四宝，磨好墨。毛泽东执管在手，蘸得浓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鲜英早已跟了过来，捋着尺把长的银须，双目炯炯，心神贯注地看着，见毛泽东署名已毕，反复吟哦，赞叹不已。张澜等人也都围上来观看，只见纪念册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光明在望”。毛泽东笑对诸公说：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谢谢毛伯伯，谢谢毛伯伯！”
鲜继根粲然一笑，十分小心地捧着纪念册，飞也似地去了。
转眼已是午后3时，周恩来催促毛泽东动身。毛泽东因为要在桂园会见邹鲁和各方友好，便告辞道：
“已经约定一些朋友在桂园见面。”
于是，张澜、鲜英等人送客出来，直到大门口，拱手而别。
9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邹鲁及各方友好人士。
是日晚8时半，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还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同蒋介石就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
“我们的100多万军队，至少应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
蒋介石答复说：
“最多只能编12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毛泽东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蒋介石说：
“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
毛泽东说：
“应由各党各派派出代表参加政府，立即对现在政府进行改组，使之民主化。”
蒋介石说：
“中央政府之组织之人事，暂不更动，须待国民大会开过之后，才可依法接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毛泽东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应当根据民主原则重选，抗战前的国民党单方面选出的代表，应宣布无效。蒋介石说：
“国大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选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新华社以《蒋介石先生宴请毛主席》为题报道称：
【新华社重庆二日电】本月2日为日本正式投降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特于2日晚8时半，在其官邸宴请毛主席及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并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莫德惠、江庸、王云五、张群、左舜生、傅斯年、冷遹、黄炎培、邵力子、吴鼎昌、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甘乃光、吴国桢、雷震、白崇禧、翁文灏、许孝炎等作陪。席间蒋介石先生称：“今日为日本投降日，欢迎毛泽东先生，倍加高兴。”毛主席对蒋氏盛意，亦表示感谢，并庆祝胜利。
9月3日上午，毛泽东会见王世杰。由周恩来、王若飞将稍作修改后的11条意见，面交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呈蒋介石。
9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王炳南陪同下访问了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
毛泽东首先来到于右任官邸，守门人说蒋介石正在于右任家作客，毛泽东便提议先去看望同住一个院子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他信步走进了戴季陶的官邸“陶园”。戴季陶是坚决反对和共产党谈判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拜访他，一开始有些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后来他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叙谈之间也无形中连连点头，对毛泽东深表敬佩。
从戴府出来，毛泽东在小道上和正要来看望戴季陶的蒋介石遇了个正着。蒋介石问毛泽东去了哪里？毛泽东说刚见到了戴季陶。蒋介石闻言先是一怔，继而佯笑道：
“好，见见好，见见好。”
下午5时，毛泽东会见韩国临时政府官员。
此后，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到郭沫若住所天官府，看望郭沫若及文化界人士，得知重庆各界正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交通拥挤堵塞，已经无法前往，聚会地点只好临时改在桂园。
下午6时，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和周谷城、邓初民、冯乃超、张奚若、臧克家等20余人，赶到了桂园。徐冰在门口迎宾，向毛泽东一一介绍着客人，临到臧克家，徐冰说：
“这位是诗人臧克家。”
毛泽东微笑着和臧克家握手问好。不一会儿，翦伯赞也来了，毛泽东起身迎上前去，与他亲切握手。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维吾尔族家庭，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常务理事身份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冯玉祥曾请翦伯赞为他讲解中国史。皖南事变后，文化界一部分进步人士纷纷疏散到香港或解放区，而翦伯赞则留在了重庆，用一年半时间撰写出了70余万字的《中国史纲》第1卷和第2卷。
翦伯赞与毛泽东寒暄了一番，落座叙话，他说：
“润之先生来赴鸿门宴，殊为不易呀！”
毛泽东微笑道：
“民主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臧克家问：
“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
毛泽东说：
“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
周谷城问毛泽东：
“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幽默地说：
“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先生。”
毛泽东转过身，对坐在他左侧的郭沫若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说：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事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听觉不好，他特别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泽东的每一个手势。他见毛泽东没有手表，随身带的只是一只旧怀表，就随手摘下自己的欧米嘎圆形机械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后来，毛泽东一直带着这块手表，虽然也修过，也换过表带，但他还是非常珍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能叫人拿走。
傍晚7时半，毛泽东赴苏联大使馆，出席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欢迎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会见了英美法各国大使及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使馆官员。
9月4日，蒋介石看了共产党方面的11点意见后，最初的反应是“脑筋深受刺激”。他也拟出了一个《对中共谈判要点》。这个要点一开头就说中共9月3日的11点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他说，中共方案第1、第2条提出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我的领导，如果出于诚意，那么其余各条就根本不应提出。他还说，他提出的谈判要点，是他和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蒋介石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有4条内容：
1、中共军队之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2、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3、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派人士参加。4、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把他亲自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正式指定他们4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出对中共9月3日所提方案的答复方案。
9月4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来桂园拜访的白崇禧。
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的邀请，共进午餐。
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商谈。
是日晚，毛泽东出席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的招待会。
9月5日，邹鲁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
本传前面说过，邹鲁和一班西山会议派在1925年曾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于树德的国民党党籍，树起了反共的旗号。但邹鲁在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本土肥原诱其驱逐张学良的图谋，指斥土肥原说：“我国稍有知识的，也决不愿做傀儡出卖国家，何况我是个革命者？张学良是我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政治如何，都是我国内部的事，何必劳你异国过问？至于东北首长，更无需你拥护！”1935年春，土肥原游说西南军阀反蒋，又对邹鲁表示，愿借款及军械以共同防俄防共，邹鲁说：“我反共最早而又最坚决不渝。如日本有诚意与中国合作防共防俄，应即还我东北，否则无合作可言。”后来邹鲁还曾经向西南当局提出：“国难当前，应捐成见，服从中央决定，增强御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阴作颠覆中央之计，内战既开，兵连祸结，转为日人所乘，坐收渔人之利。”他向许崇智、叶楚伧提出了“全国各党各派值此国难当前，应放弃一切成见”；“消灭内战，以全力抗日”；“要唤起民众，使学、农、工、商、兵一致团结”，“凡助我抗日者皆认为朋友”的主张。南京沦陷後，邹鲁又向蒋介石提出了“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毛泽东鉴于邹鲁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在席间晤谈之中对其多有溢美之词。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接着，他又会见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和各方友好人士。
晚上，黄炎培、傅斯年等赴延安的6位参政员，在傅斯年工作的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9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驱车来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张伯苓。
毛泽东一行到了柳亚子的寓所，柳亚子将他们迎入室内。柳亚子感动之极，当即赋诗一首，诗云：
兰玉庭阶第一枝，英雄当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柳亚子吟罢，拿出一本诗稿，说：
“我现在正在编一本《民国诗选》，是替我的好友林庚白完成心愿的。只可惜原稿取材太少，我打算扩大一下收选范围，其中就想收入您的一首大作。不过诗在传抄中可能会有讹误，您亲自改一下如何？”
毛泽东微笑着接过诗稿，浏览了一遍，在他的《七律·长征》中认真地改正了几个错字，又交给了柳亚子。柳亚子又问道：
“不知您是否还有其它佳作？”
毛泽东沉吟片刻，就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书写了《沁园春·雪》。上款写着：“亚子先生教正”，落款是：“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雪》，可谓是词、书双绝。柳亚子看了，大喜过望，惊喜异常，拍案叫绝。他说：
“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
柳亚子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
“没有。”
柳亚子慨然许诺说：
“我送你一枚吧！”
柳亚子又说要《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这首词，毛泽东以不愿让人知道自己能写旧体诗词为由拒绝了。这次长谈进行了近3个小时。
柳亚子送走毛泽东一行后，在日记中写道：“通过这次谈话，觉得他这次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说也奇怪，自从和毛先生见面后，我的心境完全转变了。连一年多的神经衰弱症，也渐渐变得兴奋起来，脑筋儿也渐渐有些活动了。”
柳亚子不擅金石，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一为朱文“润之”，一为白文“毛泽东印”。他随即在毛泽东书写在纪念册上的《沁园春·雪》旁，钤上了两方印章。
再说9月6日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同赴于右任的宴会，作陪的有陈立夫、叶楚伧、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
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志趣相投。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词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尤为赞赏，称之为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笑道：
“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样的神来之笔。”
原来，于右任曾在成吉思汗陵墓前赋词一首《越调·天净沙》，内云：“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毛泽东与众人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9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访问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
居正（1876-1951年），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人，1900年中秀才，1905年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1908年赴新加坡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后往缅甸仰光，主持《光华日报》；1910年与宋教仁等筹设中部同盟会，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1911年初到武汉策动起义。1912年，他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兼《民国》杂志总理；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反对国共合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在11月参加西山会议，反共反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在国民党“二大”上受到警告处分。1927年，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29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囚禁两年，1931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此后，他一直是蒋介石反共清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再说毛泽东从居正那里出来后，前往中正学校、中央大学访问故旧；又到重庆郊区小龙坎孙俍工的寓所，看望他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期的书法导师。
此时的孙俍工已经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是在1944年来到重庆的。今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刚刚来到重庆不久的毛泽东会来登门拜访他。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幅书法作品，递给孙俍工，说：
“这是俚词一首，送与先生。信笔涂鸦，还望先生看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20年来，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一直不敢忘记呢。”
孙俍工双手接过纸卷，展开来略一端详，忘情地说：
“太好了，仿古而不拘于古！尽得古人精髓，而又能以己意出之！非基础厚实者莫能如此。况您由行而草，竟能卓然自成一格，真不简单！主席，你自由了！”
孙俍工说着眯起双眼，看得如痴如醉。毛泽东送给孙俍工的这幅书法作品，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沁园春·雪》。毛泽东和孙俍工从谈书法、谈文学，到别后生活、国共合作。毛泽东尊师重友之情让孙俍工非常感动。
9月6日晚，宋庆龄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晚间，毛泽东回到红岩嘴，接到了中共中央转发来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李运昌在电文中写道：
“我们在山海关与苏联红军开盛大联欢会，红军答应尊重我在热河的政权和领导机关。还说，山海关以东沿海一带，我们部队均可登陆。”
此时，冯玉祥正准备宴请毛泽东，吩咐上清寺康庄冯委员办事处人员，写好请帖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还安排他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张厨师，来做湖南口味的菜。冯玉祥对副官说：
“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9月7日，国民党元老、国民 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覃老先生还请了广西旧军阀杨希闵出席作陪。
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在抗战时期，积极主张抗日，与蒋介石意图多有相悖，曾自愿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
这天中午被邀请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翦伯赞和侯外庐。覃振住在重庆临江门边的山下，毛泽东则住在山上，从中一路到覃府，有一段很长的下山的阶梯，毛泽东和叶剑英走在前面，周恩来、翦伯赞和侯外庐走在几步之后，大家一路下坡步行来到了覃家。覃振感叹道：
“共产党人就是不同啊。国民党的大官们上下山，哪一个不是坐滑竿？有谁步行过？”
席间，覃振说话较多，介绍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情况，并用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背信弃义的事实，提醒毛泽东不要上当受骗，劝他早日离开重庆。毛泽东非常感谢覃振的关心，幽默地说：
“既来之，则安之嘛。”
覃振也谈了不少阎锡山的情况，且对阎锡山略露美言之意。毛泽东说话不多，只涉及和谈的主题，对阎锡山不置一词。
这一时期，湖南正遇上了大水灾，民不聊生。说起灾情，覃振拉着毛泽东的手，老泪纵横，他说：
“润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湖南人拼命。可是现在有实力的湖南人不多，目前湖南正遭受严重的水灾，赵恒惕（1939年在湖南任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官；1945年后，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不少资料上误写为赵恒锡——笔者注）去跟蒋介石打了多少回报告也不顶用。现在只能靠你了。”
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于是要了赵恒惕的请赈报告，说是要转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果真批拨给湖南稻米 20万石、法币若干万元，救济灾民。
宴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覃振有机会去延安访问，他说：
“欢迎你到延安去看看，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还是有鸡鸭鱼肉的。”
后来，毛泽东托林伯渠送给覃振一件黑色羊皮袍，覃振一直非常珍视，把它看作是友谊的象征。每当穿这件衣服时，他总要翻来覆去地抚摸很久。
9月7日下午，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英国大使馆访问英国大使薛穆，晤谈一小时。接着又前往法国大使馆，访问法国大使贝志高，晤谈一小时。
这天下午，冯玉祥因晚上要宴请毛泽东，便和夫人李德全一起来到康庄办事处，到厨房里询问备宴情况。冯宅向来有一条老规矩，不管宴会大小，招待客人是谁，从来不备烟酒。冯玉祥发现这一次依然没备烟酒，便立马命人去买了。他这个办事处与特务头子戴笠的别墅相邻，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又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命令说：
“我今天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
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在一辆军用吉普车护卫下开进了康庄。吉普车上坐满了国民党的宪兵。冯玉祥和夫人知道客人来了，急忙步下台阶，满面笑容地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脚着黑皮鞋，笑容可掬地走出了轿车。冯玉祥和李德全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等人一一握手问好，又恭恭敬敬地陪同客人迈上台阶，进入客厅，分宾主就座。毛泽东手夹香烟，风趣地对冯玉祥说：
“今天我要违反先生的纪律了。”
冯玉祥说：
“你是贵客，请随便吧。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
毛泽东向冯玉祥转达了朱德的问候，又问他是否看过8月25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他强调说：
“宣言中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冯玉祥对“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非常赞赏，连声称道：
“很好，很好。这就要看蒋总裁的态度了。如果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该回心转意采纳施行，那就是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说话间饭菜已准备停当，冯玉祥请毛泽东、周恩来坐上首，毛泽东没有就座，冯玉祥大声说道：
“你们二位远道而来，首位当然要你们来坐。”
周恩来是冯玉祥的熟客，也就不再推辞了，他让毛泽东坐首席，自己陪在一侧。宾主分别就座后，冯玉祥手执酒壶为客人斟满了杯，说：
“毛先生为祖国和平远道而来，这第一杯酒先敬毛先生！”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
于是，冯玉祥和李德全就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人碰了杯，大家共同一饮而尽。频繁地碰杯，亲切地交谈，使宴会的气氛更加热烈。毛泽东说：
“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所闻名。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
冯玉祥说：
“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
周恩来也说：
“焕章先生始终献身于祖国的正义事业，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就是先生伟大成功之处。”
毛泽东吃饭快，首先放下了筷子。冯玉祥的副官郑继栋为他递上了擦手毛巾，毛泽东亲切地看着郑继栋，问他多大了，郑继栋恭恭敬敬回答说，21岁了。冯玉祥在一旁说：
“这孩子是反清革命先烈冯金声的儿子。”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清王朝杀了多少革命党人，结果它垮台了。各路军阀杀了多少革命志士，结果他们是身败名裂！革命的人是杀不绝的！”
冯玉祥说：
“毛先生的话极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饭后，稍事休息，毛泽东因有会议，就起身告辞。冯玉祥和李德全送别了毛泽东等人，李德全依然很兴奋，她对身边的郑继栋说：
“继栋，你看毛先生的精神多么好，举止言谈多么谦虚可敬，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信心，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9月8日上午，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将他们根据蒋介石的《对中共谈判要点》拟出的一件“答复案”，交给周恩来。这答复案的核心是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要削减共产党的军队和取消解放区，只是在形式上做出一些“让步”，允许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
此时，国共双方通过交换意见的这个谈判初期阶段，彼此之间都有了一些了解，蒋介石已经相信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采用民主办法解决国共矛盾，并愿意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样，中共南方局的情报人员也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队问题最后可能让到16个师，在共产党参加政府工作问题上，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个共产党人士为副院长；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他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王若飞又应邀出席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向朱学范提出，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代表团，必须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3人。
9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和代表。出席这次茶话会的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英国援华会、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毛泽东在茶话会上致词：诚挚地感谢各国朋友和各方人士8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大力援助，并希望今后在中国和平建国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给予帮助。
晚7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孙科的招待宴会。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9月9日，宋庆龄由王安娜陪同，到上清寺桂园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到客厅门口迎接，与她亲切握手。在客厅里，他们从北伐战争、10年内战、8年抗战谈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目前形势和革命前途。毛泽东对宋庆龄忠诚不渝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的革命气节表示敬意。宋庆龄赞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业绩，表达了争民主、争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立场。
宋庆龄看到毛泽东面容憔悴，还不停地吸烟，就劝毛泽东保重身体，喝点咖啡，少吸一些烟。毛泽东点头同意。
宋庆龄感觉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思想锐敏，见识远大，令人钦佩”。
宋庆龄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送到大门外，目送宋庆龄的汽车消失后才返回。
9月9日晚，毛泽东在红岩嘴会见郭沫若及其夫人于立群和各界人士。他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给于立群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毛泽东、周恩来与郭沫若、于立群等人共进晚餐。大家谈起郭沫若在文化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说：
“我同意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见解，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9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给朱学范写了一封信，重申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代表团必须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3人的这一意见。当天，朱学范就去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提出了要求，他说，否则的话，中国劳动协会单独参加，世界工会大会不欢迎。
同时，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国民党外交部打电报，也反映国际舆论的要求。
这样，国民党被迫同意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
9月10日，毛泽东约请朱学范、易礼容到上清寺桂园会见。他约见朱学范和易礼容是因为迫切需要解决解放区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10月初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问题。
毛泽东身材健硕魁伟，穿一套整洁的蓝布中山装，态度谦虚诚恳，谈话机智精辟。他听了朱学范的介绍，频频点头，郑重地对朱学范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
毛泽东向朱学范、易礼容阐明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他说：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保证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和问题，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求得合理地解决。”
第二天，朱学范飞往巴黎。后来邓发取得护照后亦到了巴黎，与朱学范一起参加了世界工会大会。
9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开始了第二阶段艰难的谈判。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周旋，一面调集傅作义的部队进攻察绥解放区，逼近张家口。蒋介石还指使阎锡山的军队进犯上党地区。
9月1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一再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提高警惕当心骗局，流露出对毛泽东安全的关切和对和谈缺乏信心。毛泽东却风趣地说：
“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这次国共会谈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周恩来说：
“我不得不向诸位报告一个不愉快的消息。”
众人忙问：
“什么事？”
周恩来说：
“最近，山西阎锡山集中13个师的兵力，估计有38000余人，突然进攻上党地区。”
说完，他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摇摇头，轻轻叹息了一声。张澜怒道：
“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干！”
沈钧儒、黄炎培在一旁也愤慨不已。张澜沉思片刻，说道：
“我想改日请你们双方谈判代表，到特园谈谈，借此我倒要质问质问他们这件事。”
周恩来赞同道：
“这甚好，这甚好。”
欲知国共双方在上党地区交战的结果如何？请看后边的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于国民党军政要人，著名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和亲朋故旧的应酬，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他一生中一贯重视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最突出最集中的一次体现。而他与蒋介石、戴季陶等极右派代表人物及老右派代表邹鲁等人的交往，则是他一生中一贯重视的“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最典型的示范，后边将要讲到的戴季陶的变化，便是这一策略思想的重要成果。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是常人不可想象的。这些事例也无不体现出他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谈判原则。迄今为止，任何一部有关重庆谈判的文艺作品，包括所有的影视剧在内，都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毛泽东这方面的大智慧，岂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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