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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将军级别的法西斯分子，就被这篇文章改造成了“反战斗士”。
日军里有个叫远藤三郎的，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战败后他就很不服气，觉得是日军在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上犹犹豫豫，才输掉了战争。
直到他机缘巧合之下，看到了《论持久战》，这篇文章摧毁了他对战争的认知，让他心服口服。
他开始大力反战，揭露日军过去的战争罪行，包括731部队和细菌战。
日本右翼分子说他是卖国贼，不少同僚就此和他断交。
1957年，远藤三郎访华时，就把自己祖传的宝刀送给了那个让他心服口服的文章作者。
这篇在抗战时就公开发表、允许日本人随便阅读的文章，为什么被称为“不可战胜的阳谋”？为什么会被当作他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今天我们来详细说说：
一、亡国论阶段
1941年，有个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人，出了一本神书，叫《延安水浒传》。
里面把共产党的各个领导人和梁山好汉一一对应起来，什么玉麒麟卢俊义对应朱老总，智多星吴用对应总理，大刀关胜对应彭老总，等等。
不知道的以为这书是闹着玩的，然而，这本书可是日军那边严肃的军事情报，将领进入中国之前的必修书。
冈村宁次，还给这书提过词，作者波多野乾一被称为中国通。
在我们看来，拿这种东西当情报，你这开玩笑呢，日本人情报水平有那么次吗？
日本人搞情报的水平是高是低，那得看跟谁比了。跟运输大队长比那高了不是一点，但要跟共产党比，那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实在是不敢恭维。
比《延安水浒传》更离谱的，是日本人给士兵发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照片，照片是这样的：
咱们的抗日神剧里，经常把日本人塑造得过于傻缺，被大家狂喷，因为真实历史上的日本鬼子很聪明，也很讲究战术，我们的前辈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把日本鬼子赶跑的。
但如果因此就觉得，日本人就天下无敌，强得不可战胜，那也是和事实不符的。
中国人一度也把日本人看作不可战胜的。
1938年的国人，是非常绝望的。
因为在全面抗战开始不到十个月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太原，一座座大城市都在战火中沦陷了，那接连传来的消息让国人极为沮丧。
相当于地球人得知他们苦心经营的舰队被三体人一个水滴全灭了，游戏开局就打了个0-20，不知道怎么赢。
胡适一度主张放弃东三省，还建议南京政府承认“伪满洲国”，说“我情愿亡国，也不能对日作战”。
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开始修起了《国史大纲》，他说，这是“中国人写中国的最后一本史书。”
作为史学家，钱穆难得的在记载历史时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
在序言里他很明确地鼓励大家，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暂时不如人，就反过来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我们历史上处处不如人，把传统文化当做万恶的东西，去讨论什么“劣根性”，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
他把自己写这本书的意图概括成了平静中透露出绝望的八个字——
“保留文萃，以期复国。”
国际上，国联根本不顶事，列强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也懒得管中国，幻想中的“国际干预”根本没出现，哪怕表演战打得再好。
运输大队长作为国家领袖，自己的心态已经崩了，那时候警卫员经常听到他在卫生间里一个人哭爹喊娘，声音凄厉，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就在这个时候，1938年5月，在一个窑洞里，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彪炳史册的文章。
在文章里他不仅自信地告诉大家，这场战争我们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而且连如何取得胜利都写好了。
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
这就是著名的——《论持久战》。
要是不说作者，某些公知知道了这事，说不定会写篇文章阴阳怪气地挖苦——《小县城的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
但是，后续的发展证明了，《论持久战》是提前预测到了战争的走向，写了一个剧本，全世界都按照这个剧本走了一遍。
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三分天下，身在窑洞，一样可以精准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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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防守阶段
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那天，有个博物馆请了很多抗战老兵来参观。
展览中有这么一句话：“战士们与日寇交战不久就打光了子弹，他们开始用石头、木棍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结果很多老兵却说：“你们这段介绍写得不对”。
馆长向老兵们请教说是哪里不对呢？老兵们说：“我们当时没有多少枪，战斗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就在用石头、木棍与日寇搏斗。”
的确，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劣势，让我们一度以为日本人不可战胜。
但其实，很少有人能像《论持久战》中那样意识到——日本人表面的强大之下，藏着深深的危机。
在918之前，日本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数百万人失业，高层吃香喝辣，底层肚子都填不饱，很多日本兵是参军之后，才第一次吃饱饭。
所以到了中国后，有不少日本兵喜欢抢农民的鸡吃，那张日本鬼子胸前挂着鸡的图是那个年代不少日本鬼子的真实写照。、
当时日本政府忽悠老百姓参军，都说“中国东北盛产大米、苹果，想吃的就来报名参军吧！”
就算是之前在B站火过一段时间的《啊！海军》这种昭和味爆表的给军国主义招魂的片子，你也可以从电影里窥探到当时日本国内平民生活的艰辛：
主角平田一郎为了给家里省点钱，给地主家女儿补习功课的时候会故意留下来蹭饭吃，给家里省粮食。
他想考一高却不敢跟家里人说，因为怕昂贵的学费吓坏家里。
平田的小伙伴本多的未婚妻，因为经济原因去了青楼谋生。
一句话，那时候的日本，是贫穷的，“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是一个得了重病的野兽，现在最正确的方式是去看兽医。
但是日本选择去侵略其他国家杀人，吃肉喝血，以为自己肚子吃饱了病就好了。
所以一开始，日军的进攻非常凶残，别说打赢了，那时候我们想抓到一个活的鬼子都难。
在这种情况下，是战略防守阶段，日军四处攻城略地，想要迅速灭亡中国，企图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把三点联系起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至少要出50个师团，150万左右的兵员，要花上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深入中国各地。
所以在这个阶段，应该采取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的方式，避免和日军主力决战。
打个比方就是日本一个六神装的怪物，你就不能跟他正面打团，要找机会带线牵制，时不时控他一手，放几个技能消耗他一下。
可惜，运输大队长错误地以阵地战为主，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连连失败。
但好在，日军的残忍暴行使得国人大范围地团结了起来，各路军阀都愿意为了保家卫国暂时放弃以往的恩怨，一致对外。
随着日本占领中国国土越多，日本的兵力就越是分散。
很快，不可一世的日本人遭遇了失败。
日军每天打下几座城市、兵多将广、武器先进，都只是表象，战争本质上拼的是：钱、地、人。
中国有广袤的国土和遍地的爱国民众，“地”和“人”占绝对优势，也是日本没办法复制的优势。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钱”，也就是武器和物资这些工业资源。
别看日军打下了小半个中国，但因为前期太猛，战线又拉得太长，原有的工业资源已经透支，如果不能从中国马上搞到资源，他们那些先进的飞机大炮和士兵，没了能源、金属和粮食，就是废铁和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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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人很快就发现，短时间灭亡中国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日本人就改了策略，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搞什么所谓的“和平救国”，到处帮日本人搞奴化宣传。
日本人成立了各种部门搜刮中国的资源，在正面对运输大队长进行诱降，在根据地搞扫荡、清乡，想要以战养战。
这也就是《论持久战》所写的“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刮东西。”
“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的‘统一政府’。”
你40年要做什么，我38年就看透了。
那应对的方法也就很清楚了，日本人越是想从中国汲取资源，我们就越是得让他无法补给，敌进我退，敌退我出，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攻其薄弱环节，打敌人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也就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很多老鬼子的回忆录里都写到，自己宁愿跟国军痛痛快快地打大会战，也不愿意在占领区跟八路打治安战。
因为打大战，日军有武器和训练优势，打完就能烧杀抢掠，吃喝不愁，还有慰安票。万一运气不好挂了，也就是那么一下子的事。
可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术，那是钝刀子割肉，精神折磨。
日本有个人，叫斋藤邦雄，他写过一本《陆军步兵漫画物语》，里面介绍了很多从普通士兵视角看战争的细节。
斋藤邦雄是41年入伍的，之前为了逃兵役喝了半年的酱油，体检的时候只有53公斤，分类在“第二乙种”里面，但日本太缺人了，哪怕他很瘦，还是一样给他强行拉上了战场。
根据斋藤邦雄的回忆，那时候日军一个大队，就一千多人，要管五个县，一个中队一个县，兵力非常稀薄。
而八路军又特别擅长打游击，情报工作做得到位，对日军的动向了如指掌。
斋藤邦雄有一次晚上行军，结果突然看见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给侦查小队递了一张纸条。
结果他们发现，这纸条上都是日军的情报，从扫荡人数到弹药数量到行军路线应有尽有，准确无误，只是因为天太黑，他把日本侦察队误看成了八路军，情报递错了。
但这也侧面看出游击队情报能力有多强。
日军去扫荡，经常是村口看见有人，一追进去就发现整个村子都是空的。日本人知道他们是钻到地道里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地道入口。
等他们丧气地想要回营的时候，莫名其妙就被打了伏击，损兵折将。
晋察冀边区骑兵团创始人范昌标回忆，自己侦察敌情时只带一个卫兵，就在敌人眼皮底下转悠，甚至去日军占领区附近住宿，老百姓都是八路军的耳目，根本不怕敌人来抓。
有人会说那日本人打不过不会调整战略吗？
无法调整战略，《论持久战》是公开发表的，是针对日本问题制定的阳谋，日本人想要不发动战争解决问题，只有变成共产党一条路可以走，可如果日本国内共产党掌握大权，那侵华战争也不会发生了。
日军不敢出击，伪军就更不积极了，因为有的伪军自己老家就在根据地。
根据范昌标的回忆，日本人让伪军设卡查抗日分子，但伪军也看出来了日本人怕游击队，遇到老百姓，他们就敲诈讹钱，但看到带着武器的真游击队，反而不敢声张。
有的根据地的战士们甚至给伪军们设置了公分制度，表现好就加分，表现不好就给你扣分。
得分不错的伪军，可以被允许回家探亲。
日本人搞“清乡”、“扫荡”，想“根治”游击队的骚扰。游击队就带着老百姓们坚壁清野，一点东西都不留给鬼子。
敌后战场虽然打仗场面不大，但是在日本人看来，自己身边是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不知不觉间周围的人就已经死了一圈了，都不知道啥时候会轮到自己。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还不如一枪崩了来的痛快。
根据斋藤的回忆，他们的队伍里，时不时就有人熬不住自杀。
有人站岗的时候拿枪打自己左手，有人上厕所的时候用脚趾扣步枪扳机打自己心脏，还有人趁人不注意就拉响手榴弹。
后来，斋藤邦雄被调去情报室工作，负责处理日军搜集过来的各种情报，其中就有《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结果他越看越觉得有道理，写得好。
然后他就找机会偷偷放了有特工嫌疑的俘虏。
占领区长期的治安战，打得日军很头疼，中国战场被拖住了，日军就去东南亚扩张，继续侵略。
这就是“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
最可怕的是，在《论持久战》发表的1938年5月时，日本军部自己还没想好要不要扩大战场，是要北上还是南下？
但形势比人强，39年日本人发动诺门坎战役，打了下苏联发现不好打，41年就大举进攻东南亚。
如果日本人提前看到了《论持久战》，他大概只会有一个想法——“鼠标，鼠标不受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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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略反攻阶段
战争越是扩大化，日本自己的经济就崩得越快，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虽然短期让自己喘了口气，但美国入场，进一步加快了日本资源的消耗速度。
到了1944年、1945年，日军兵力不够，要把国内的娃娃都骗上阵了，甚至连底层士兵的吃饭问题也管不了了。
平时，后方日军的亲人会不时给前线的鬼子寄慰问袋，里面放着慰问信杂志食物啥的。
斋藤邦雄就发现，到了战争的后期，慰问袋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袋子从上级手里转一圈，里面的食物就全被拿走了。
斋藤有次站岗的时候，有一个中国老农给他递了一个大袋子，说是八路托他送的。
他打开一看，里面是三个带樱花花纹的慰问袋，慰问袋里装了花生、核桃、毛巾、肥皂，旁边还有几张反战传单，告诉士兵你们家里人正在受苦，不要打仗了回家去吧。
队长知道以后很气，说以后不许收这种东西，但斋藤把花生跟队友分了，还自己调侃自己说：“敌人居然连慰问袋都送过来了，看来我们日军还真是落魄啊。”
这就是“日本为解决这个困难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他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在一些八路军控制得很牢固的地方，到了战争的后期，日本鬼子基本被堵在炮楼里不敢出来。
1944年，美国《纽约时报》有个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从延安去八路军前线根据地采访，想给全世界展示一下神秘的敌后战场。
结果，负责接送他的八路军晋绥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给他来了2场“直播打仗”。
福尔曼这趟要穿过的日军防线，被敌人自夸为“昭和的万里长城”。福尔曼认为，自己这队人应该偷偷地绕路过去。
结果第二天刚出发，福尔曼就看到远处燃起了滚滚浓烟，他不知道怎么了，还以为自己行踪暴露了，结果翻译淡定地跟他说：
“首长说，要保证记者朋友绝对安全，冒烟那是王司令在端鬼子的碉堡呢。”
对啊，把敌人碉堡炸了，那不就是“绝对安全”了？思路清晰。
福尔曼赶紧追问王长江：“八路军是怎么炸碉堡的？”
王长江不懂外语，翻译小战士也吃力地连说带比划，半天没说清楚，闹到后来王长江大手一挥：“这事说不明白，干脆我现场给你端一个看看吧！”
福尔曼扛着摄影机，兴奋地拍下了八路军攻打楼烦镇碉堡的行动。
只听一声哨响，两个连在王长江的指挥下老练地左右包抄，摸到了碉堡附近开始佯攻。
另一群战士们趁鬼子没注意，按事先测算的结果找到了碉堡的地基附近，飞快地挖起埋炸弹的坑洞。
炸弹埋好后，八路军撤离、引爆一气呵成，碉堡在巨响中土崩瓦解。
碉堡刚炸掉，一群被武工队带来围观的老百姓，还会把碉堡废墟的石材用推车运回去盖房子，光盘行动，不要浪费。
等日军侦察兵闻讯赶来时，这个据点已经被完全摧毁，无法重建，只能就此放弃。
回去后，有个美国记者感叹：这一仗打得真好，可惜没抓个日军俘虏。
一听这话，王长江和战士们立刻响应说：走，走！咱们去抓两个来玩玩。
结果，八路军真就组织了协和堡战斗，抓了几个日军俘虏。这一次，早有准备的美国记者也把八路军奋勇作战的场面拍了下来，八路军揪猪一样把日本兵从碉堡里揪出来的场面，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游击战的成果。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发生在战争后期，那时候日军高层不管士兵吃饭了，日本鬼子就只能饿肚子。
自己种菜也不行，因为老百姓会趁着晚上赶羊过来把他们种的菜吃了。
鬼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用手头边仅有的东西去换吃的，卖军火换粮食，甚至去找地主当上门女婿。
江淮地区的新四军，办过香烟厂，搞过江淮银行，非常有钱。
他们有一支浙东纵队，是海上游击队，浙东有个庵东盐场，日军在这里掠夺食盐，船工只管饭，一分钱的工资也不给。
1944年4月，浙东支队就找到机会把日本人的运输船队给截了，卖的钱给船工买猪肉、白酒，一人发3块大洋。
运盐船被截了好几次，日本那边的管理主任小林很气，就让日军派汽艇过来，结果被新四军埋伏了一手。
日本人想着那就让战船护送运盐船，新四军就拦腰出击，还是把盐船抢了，整得小林没有脾气，给新四军缴了300万“抗日捐”，希望四爷高抬贵手。
新四军当然不会因为日本人给了钱就放过他，他们是拿着日本人给的钱买日本人的装备，再开着日本人的汽艇，四处收日本商人的“抗日捐”。
这样此消彼长打到了后期，鬼子的日子可想而知。
日本没了石油，坦克汽车飞机跑不起来，就烧松油，他们发动国内的学生不上课去挖松树枝，说是“只要200个松树枝，飞机就能在空中飞一小时”。
仗打到这个地步，稍微有点脑子的人早就明白了，日本人输掉只是时间问题。这时候赶紧反水还来得及。
根据《战斗在淮南》的记载，这时候新四军去争取伪军投降，那是功勋卓著，光是汪精卫的御林军伪三师，就有三千多人反正。
汪精卫有两架专机，一架建国号、一架淮南号，飞行教官周致和就秘密联系到共产党，开着“建国号”飞到延安去投诚。
唯一可惜的是，美国的原子弹一丢，日本就投降了。
战略反攻阶段才刚刚开始，还没有把鬼子揍得七荤八素就结束了，导致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靠自己的力量打不过日本，说什么美国是中国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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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巧了，战败之后，不少日本鬼子也是这么想的，有很多人不服气，觉得日本不是输给中国的。
但不少日军将领读了《论持久战》后，还是像开篇的远藤三郎一样，彻底心服口服了。
《论持久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魔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精准预言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走向，给出了打败日本的方法，更是因为它对于战争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层次。
《论持久战》的稿子当初写了8天9夜，5万多字，21个问题，每个都有透彻的解答。
有的地方看上去是在说抗日战争，但似乎又不仅仅是在说抗日战争，拿到今天的舆论战场上也其实一样成立：
表面上西方的舆论霸权非常牢固，但在帝国的边缘地区，他们对阵地的掌控能力远不如大家想象得强。
比如某个被一幅画破防的国家，在负面舆情上的公关能力就很差，一些拿了钱的“伪军”，战斗力也大不如前，在人人都可以成为广播站的今天，在广大的网络战场上，我们同样可以在局部打出优势。
正如他的很多思想，也不仅仅是在当时适用，而是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样。
我们现在碰到不少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下意识就会引用他说过的话，很多问题要扯上一大堆才能解释清楚的，用他的话两三句就说明白了。
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个个都是经典，时时被人拿出来引用。
时至今日，不少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很多问题的本质规律却依然相通。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不断重新翻看起他的那几本书的缘故吧。
当东方的太阳升起后，世界再也不需要什么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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