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是很惊险的，惊险到毛泽东随时是遇到生命危险的。这话不是危言耸听，一个没打过仗的书生，被安排空降到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还接连打了败仗，士气不高，他一不发军饷，二不允许大家吃喝嫖赌（当时各路军阀军队日常），甚至也不带着大家打下大城市抢点物资，而是要改变这支队伍的利益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这支队伍居然没有哗变，甚至还把原军事负责人余洒度逼走了，这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起初你还觉得三湾改编不过一个轻飘飘的把支部建在连上，那么想到这里你一定会产生疑惑，他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社会，或者说他找到了甩掉旧社会的办法。
这话也不是夸大其词，新社会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他用三湾改编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
一种秦汉唐宋元明清以来都不曾有过的社会关系。
去年今天，我们曾经说过，他从1910年到1920年的十年时间，想明白了自己要的不是加入什么圈子，而是要彻底毁掉圈子。那么从1921年到1927年的这七年建党初期时光，他就是在尝试如何摧毁旧圈子，以及更重要的，如果在废墟上重建新的东西。
旧圈子本质上是什么？这七年里他主要做的又是什么？
我们先从同样参加过一大后来脱党的包惠僧的回忆录里去找答案。
包惠僧给自己的定位是寒士，他对其他党员同志的看法也是如此。他的诉求其实是想用笔改变。当然，这是他所表达的，归根结底呢？
归根结底是他想用笔改变自身地位。
什么是士？士农工商的士，这是一个寄生在明清社会结构中独特的生态位，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中有独特的生态位，他们可以贯穿上下，但他们不直接负责生产，因此在这种明清结构下士的地位很高。可士在面对冲击的时候，是无法动员起农工商的，他们只能保证旧结构的农工商保持稳定。所以当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大变局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在这种无能为力中，有一部分中下层的士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认为这样的理论可以动员起农工商，很好，我们可以称他们是有一定意义上的进步性的。
但他们其实依旧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士的生态位。换言之他们之所以接纳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因为想回归明清社会结构里自身阶级的超然地位。所以他们是怎么做的？
拿包惠僧来说，回忆录里写到，他们要搞工人运动，结果找了半天找到了厂长和他的两个儿子。失去了关键节点，他们天天在工厂旁边，也认识不到一个工人，做不了任何一个工人的工作。
结果是人力车夫自己罢工了，他们才有了机会，并且还是要在旅馆开个房间让工人过来聊。于是包惠僧在工人罢工中写了几篇新闻报道，并认为自己起了重大作用。归根结底他们对工人罢工感兴趣，还是想谋求能读得了报纸的社会阶层的人对他们的社会生态位的认可。
想要动动笔杆子就获得政治身份，这在明清结构里是极其容易的，但这种通过杠杆赚取地位的办法越多，冗余就越大。
甚至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细节：参加一大时，陈公博这些人争论的重心是，能不能加入国民政府当官。
这个争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时的很多早期，要很多机会是可以去北洋政府或南方革命政府当官的。试想如果是一群纺织工人或井冈山上的农民开会，谁会把主要争论放在要不要当官上。
这也是毛泽东在27年批评的，所谓的专做上层工作。是思想问题吗？是利益结构问题。
所以说，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才只走了第一步路。
第二步是怎么放下士的身份，去构建一个有别于明清的新的社会关系。
那么这是什么社会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到当时中国最基础的社会结构去。
最基础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是农村。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如果答案是地主、富农与中农及贫下中农，这个回答没错，但这样一个只有矛盾对立的叙述，是无法解释农村是怎么长期存在这种结构的。
换言之，地主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其他人愿意被他们管理的呢？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报告》里写过四种原因，但归根结底是什么？是族权。
很多朋友可能对宗族已经没了概念。我举个例子。
在黄克诚的回忆录里，他写得很清楚，自己家是在村子里的，并且家里情况很差，而他是依靠族里的钱才读完了书，学会了知识，接触了先进思想，从而进一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事实上，不是任何被压迫的人都能立刻接受革命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始终被压迫的人的生活圈子、日常活动乃至生存基础，都依靠身边的宗族，即便宗族对他有足够的压迫，他也不得不继续在这里待着。因为一旦离开这个圈子，他的原始积累（包括物质积累和精神积累）都不足以维持他在新的圈子里建立稳定的关系，那他最后很可能物质破产、精神奔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人才会离开圈子呢？自然是要有一定原始积累但既有的原始积累还不足以让他在这个圈子里取得足够高的地位。
黄克诚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当他通过族里供养出来的学生身份加入组织时，他内心深处是没有太大负担的。
贺龙则是另一个例子。贺龙一家有一百多口人参加了革命，而在廖汉生的回忆录里，贺龙家族中贺龙的姐姐妹妹也都各自要一支队伍。哥老会出身的他，事实上自然是这支族群的领袖，他的队伍里起初也是以这种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
借助宗族的力量完成自身敢于革命的原始积累的人我还能列举出很多：程子华、邓子恢、洪学智、黄火青、李志民……以上排名按拼音首字母随机列举。为什么能随机列出很多人，因为这是当时中国的普遍情况。不只是革命，是方方面面都是以宗族、同乡为基本结构的，地方上的团练、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的老乡团、失地农民而变成的铁路工人所依托的老君会，等等。
中国的宗族以一个或多个自然村的形式遍布为基本社会单元。这一点其实到今天都没发生质变，很多朋友对此不太熟悉很可能是因为祖辈已经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但在整个社会大生产中，这依旧是一个社会基石，无论是农业自然村（大量年轻人今天背井离乡）还是工业自然村（拥有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大量低成本的生产资料，从而将一整个地区囊括进来的高附加值工业体系）都是如此，之前很多文章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三湾改编是什么？
三湾改编给了被压迫的人敢于革命的资本。
更直白一点说，三湾改编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遭受到不公，然后你表示同情，却不去做什么，这种事本质上叫作乡愿。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遭受不公，然后你在努力要他去反抗，却不去思考反抗过后的他要怎么办，是回去，还是面对茫然失措的失去了一切，这种事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遭受不公，然后你表示你要去帮他，却从头到尾亲力亲为，那你这叫做爹，事实上你并不信任他，你只是把压迫他的人变成了没那么压迫他的你自己，但他还是他。
现在再回忆一下上文中包惠僧那一段，我想你一定更能明白了。
而三湾改编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就需要我们先分析一下三湾改编时的队伍组成了。这支队伍由几个主要组成：
一是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
安源工人，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战斗过的地方，这类群体的去封建化很强。但为什么强？
首先，因为萍乡虽然属于江西，但更贴近湖南，距离长沙比距离南昌近得多，而且要大量煤窑，因此这里天然存在着湖南人与江西人的矛盾、地方小宗族占领煤窑与盛宣怀等大买办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这里早就发生过萍浏醴起义。起义结果则是地方宗族被军阀和买办进一步破坏，从而形成了去往安源的很多是一整个乡或族的群体，反而要更多的原子化。
其次，在毛泽东等人来到安源后，他们在安源办起了工人俱乐部。不要小瞧这个东西，工人们在俱乐部里，一切生活都被包办了。工作、娱乐、生活，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全都集中在了这里，他们不再受到虐待与歧视。家，这一点很重要。换句话说，生活，这一点很重要。要过集体生活。集体生活意味着，人每天虽然都是24小时，但分配给谁，意味着重视谁。
一个有别于原先宗族圈子的新共同体雏形出现了，这就是安源工人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还很早期，它只有新的关系，但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
所以安源共同体最终是失败了。但安源工人俱乐部1925年9月被武力封闭后，一部分人去广东参军，有些人就被分配到独立团当兵。安源工人出身的韩伟中将就是1925年冬进入独立团的，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有不少安源工人到广州参加了叶挺独立团教导队，我现在记得名字的有3个人，刘春生、刘茂生、朱昌炎。独立团进入湖南作战后，官兵牺牲不少，在补充兵员过程中，有很多分散在湖南各地的安源工人陆续加入了独立团。而大量没有参军的安源工人，则回到家乡（他们本来就是附近的农民）建立起了农会，恰恰是农会使得红色力量从安源扩展到了周边的农村地区。
所以当安源共同体在两年后的队伍里，惊喜地发现有一支能够重建当初的新社会的军队凭空出现，可想而知他们的选择。
二是卢德铭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军、崇阳与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队伍。这支警卫团脱胎自叶挺独立团，要不少广东人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在27年也加入了湖南湖北许多地方干部（比如何长工、罗荣桓等）。那么可想而知，这支队伍在是否攻打长沙、是否长期驻扎湘赣边界上，必然会有分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可以理解为什么罗荣桓、何长工会在三湾改编后分别担任特务连和卫生队的党代表了。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了，三湾改编本质上并不是在改造一支军队，而是在改造一支看似是军队实则包含了明清以来宗族自耕农及手工业者、失地第一代工人的社会基层组织。
是的，三湾改编改造的是社会基层结构，创造出了一个空旷的世界。
所以大量原本没有机会与最上级直接接触的群体，在这样的新基层结构中获得了渠道，这种渠道在看似复杂的阻碍（宗族、明清行政机构等）中冲出了一个空旷的位置。
空旷。
因为这种空旷，他们才能获得原先得不到的一切。
拿耿飚来说，作为水口矿出身的工人，即便他父亲是清末王爷府上的，他顶天了也就是个包工头，但由于水口矿工人罢工所形成的力量冲到了台前，然后耿飚跟着地方游击队加入了红一军团。
再直白一点说，从这一刻起，党组织才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生态。这个生态中有没有等级制？有。在要进行自上而下领导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生态和原先社会生态的差异是什么？
是它可以直接动员到最基层，是它不再像过去那样每每碰到宗族就被反弹回来。
当组织内部同样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小生态时，党龄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是走到一个地方遇到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然后根据那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但往往是比较模糊的）来安排他加入队伍的位置，因此产生了大量额外的成本和摩擦乃至火拼。党组织在这个时候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无限提供各种各样的新赛道，白区干部、文学干部、苏联干部、军队干部、地下干部，尽管他们的方式不同，但他们的职位级别是可以等价的。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党组织其实承担了社会分层的功能，党内变成了一个小社会，而且有明确的进步标准，每个小共同体的中下层不被容纳的群体，以规范化、条例化与革命化这种方式被一个新的社会所接纳。
是的，三湾改编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哲学问题第一次解决了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军事部队顽疾，明末左良玉、郑成功，清末湘军、淮军，民国奉军、桂军，这许许多多的队伍都要极为强大的惯性，而这种惯性必然导致这些队伍具有先天性的缺陷。
不是说明清以前的队伍不存在这种巨大惯性，但从部队的组成成分能够看出，这种以高度宗族自然村为地域结构而生成的队伍，实际上最终必然被明清社会原有结构拖死：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军队的最基本要义机动性和听指挥就必然会大打折扣。
所以说三湾改编是一个哲学问题，它以创造出一个新世界的办法险象环生地绕开了大多数既有的矛盾，是一次对地缘和血缘的超越。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很快，八月失败就告诉我们，地缘和血缘的阻力是多么巨大，而这种巨大要到1934年才能让所有人意识到会付出多么惨烈的代价。
然后，长征出现。
长征不是明清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士能够完成的伟业，这是一次对自身固有属性进行改造后的在空旷世界的壮游，他们面对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敌人，而是过去背负着的巨大的历史负债。
然后一次还清。
所以必然胜利。
但我们也才只聊到军队。其他的呢？在面对明清结构，各级党委、行政乃至部委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条路我们又需要用什么方式前进？
现在我们要开始总结了。下面的话面向的是过去，走向的是未来。
1，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广泛指的不是有多少人、而是要多少种不同的人。
承认人和人是不同的很重要。
2，自身去杠杆化是很痛苦的，但也很重要的。如果总是寄希望于用自身资源杠杆出利益，那无数人和无穷杠杆的结果就是永远你耳边要几百个不同的声音，但它们是噪音。
面对整体，局部一无所知；面对局部，整体无能为力。——而这一点恰恰是明清最大的困局。
3，我们要去广泛的社会关系中找寻空旷。空旷是有足够的实践与几乎不存在的COS。
物理意义上的空旷是可以不用思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但社会意义上的空旷必须要自己去寻找。
怎么寻找？
明清以来，实践所遇到的阻力而形成的矢量和几乎为0，从而大量人群最后必然选择COS。在这种基础上所完成的实践，基础储备量其实更加巨大。看起来今天的机会更多，实际上你到了最顶尖，依旧无法完成实践。所以明清以来完成的实践，其实都来自白山黑水、金田、井冈山、小岗村这些犄角旮旯。
最终大家都要被迫面对这种冗余，或者说这种冗余才是今天的困境。
很多人的精神困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们并不属于残酷的历史。历史上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位置，因为他们不曾活下去，所以不会有任何理论乃至身份去赐予他们。但在今天，我们活下来了，那怎么办？
果断扔下明清赐予的身份，选择自我去杠杆化，选择去找寻空旷。
我们要展望，未来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什么叫不确定性？就是谁也不知道每个人自己能发挥多大的主观能动性。你相信你自己吗？只有愿意相信自己的人，才会相信未来。
所以，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固有属性，让想法跳出自己的既有结构体。
我们还要回溯，过去的一切其实都是混沌的，而这种混沌事实上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最初的那个时刻。那些最初的迷茫与奋进，那些最原始的怒意与欢喜，那些时时刻刻的纵情高歌。
而我们的最初是什么样呢？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古来圣贤皆死尽，唯有饮者留其名。
面对沉重的历史负债，要保持眺望和兴奋，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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