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只有主席是亲人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 1966年5月5日。

　　1

　　毛主席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版书册最多的十年里，他都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的稿费（见吴连登的访谈），甚至连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方面送来的海外稿费，主席也要求中央办公厅一一退回。

　　不过，不要稿费是因为主席痛恨特权和私有买卖（专利权）；但对自己所写的作品本身，老人家一向还是很看重的。

　　1964年，谈到读《毛选》的问题，主席的回应就别出一格：

　　《毛选》，怎么是我的东西呢？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在那十年前的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同志曾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还会给在英国的美国同志招致很多困难……

　　主席闻罢，当即拒绝。

　　他让人在回复中表示：

　　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

　　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主席也不愿删改，这是执拗，也是自信。

　　「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尸山血海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那么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指导地位必然会下降，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也会被敌对势力大做文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这是主席向来的革命热忱。

　　早在新中国建立后还没三个月，主席风尘仆仆访问苏联时，就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位苏共党内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

　　斯大林后决定派苏共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尤金同志来到中国做此工程。

　　主席后来当面对尤金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连一个文章都要请你们苏联同志来看一眼？不是的！请你们来中国看看，是要你们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1961年初时，有整理文献的同志发现了一篇毛主席写于1930年的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让他如获至宝：

　　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啊……

　　三年后，他嘱咐把这篇《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反对本本主义》。

　　建国后，许多旧作都被主席重改了标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需要，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其实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毛主席后来的改动就让文章主题直面扑来、便于传播和学习。

　　1956年3月在北京，他谈到《新民主主义论》时说：

　　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

　　两年后在杭州，他又提出：

　　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

　　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呢，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主席又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认真做了批注：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过1956年在北京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的自白：

　　我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但《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也有过1960年在广州阅读《毛选第四卷》解放战争文章时追忆战胜蒋介石法西斯军府的豪迈：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他蒋介石！

　　然而，有一篇文章却是老人家至离去时都没有解开的心结。

　　那篇文章，主席一直没有同意发表。

　　他在犹豫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彷徨：同志们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些同志，国家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国家，党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党……

　　2

　　1941年9月前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写过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雄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了彼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多达九个文件。

　　这九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某些过“左”的路线政策，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多次倾尽全力对抗“左”倾、孜孜不倦抗衡官僚主义，动作较大的一次。

　　就写作角度，主席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这九个文件的阅读笔记，直截了当层层批驳。

　　他不仅直接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且用词辛辣、观点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满篇尽是激愤之情。

　　虽后经数次打磨，但主席特有的咄咄逼人的严厉语气和犀利文风，终仍难以消除。

　　在延安时，主席没有将它发表，只给了少奇和弼时两位同志私下看过。

　　延安整风我此前有述，不仅是斗争的运动、揭露的运动、批判的运动，其本质实则更是一次团结的运动。

　　如果在整风时将这篇关于长征时纠“左”的文章全文公开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乃至还会被反动派分化、利用。

　　思考者可以个性化，军事家可以英雄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可以脸谱化——但是对于毛主席而言，他什么都是，却又不仅仅局限于其中任何一个。

　　主席虽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与行文均饱含火热，但在治党育吏时仍会竭力控制，更不可能放任自己任何的思绪和主张有“化”的倾向。

　　这也就是为什么老人家的一生总是在与各种“扩大化”作斗争的原因。

　　他总是坚守初心，他总是站稳理论。

　　那篇五万多字的文章，二十年来，从抗战时的40年代到建国后的60年代，看起来仿佛真的是要被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被主席搁置起来了。

　　可是就在1964年的春天，年过七旬的主席突然毫无征兆地把这篇文章翻出来，批给了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同志、陈云同志、冷西同志、陈毅同志等人阅看，还郑重交代：

　　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次年1月，主席又专门批给富治同志、井泉同志、陶铸同志阅看，还讲：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没有确定要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且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

　　这只能说明，在老人家心中，此文并非遁入尘埃的“历史资料”，而是在其文中藏伏着某些立足现实、使他忆及并格外珍惜的东西。

　　3

　　回看1941年9月的“九月会议”，会议系统性的复盘和检讨了党史上（主要是长征时期）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

　　九月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主席、稼祥同志、弼时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组成，以毛主席为首，由稼祥同志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同志为核心。

　　主席当时感到，必须冷静地做下来做一些理论研究，写一批文章，从理论上驳倒党内余温尚存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残余。

　　九月会议以后，主席结合之前编辑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就是那篇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

　　九个部分，其各部分可称既相互联系为整体，又可各自独立成篇，哲学厚度和史实厚度均为政论文章之上乘。

　　根据乔木同志的回忆，这九篇批驳文章，光是标题毛主席就修改了三次。

　　初始稿的题目是《关于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在延安，主席花了很大的气力写出了这九篇文章，原准备发给中央委员进行讨论，但考虑到文章内容太过尖锐、矛头指向过于明确，与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协调。

　　因此，才只送给了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两位看。

　　然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想必在建国已近二十年时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过激的情绪反弹——相反，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的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十分深重。

　　1965年5月，主席在长沙开始着手修改这篇篇幅浩长的文章，把标题再度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修改完后，经过长久一番犹豫，他最后依然决定：不公开发表。

　　不但没有对外公开，也没有在内部向党吏们印发。

　　如何处理此文，主席心里确实颇为纠结。

　　甚至将近十年之后，老人家竟又再次找出此文，又一次打算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

　　可经一番犹豫，仍然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了一眼。

　　1976年8月，已经几乎说不出话、听觉也严重退化的主席，还念念不忘地请人把这篇文章一遍遍读给他听。

　　一个月后，83岁的主席溘然离世，也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款款深情和极为复杂的历史心绪。

　　4

　　一篇二十年前写下、内容是反映三十年前长征时期“左”倾路线的文章，为什么主席会在二十年后的60年代中期重新挖掘、犹豫再三、纠结往复，并数次希望诉发全党？

　　同时，主席又为何最终以犹豫作罢而告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章的批判对象是遵义会议之前困扰红军极深的王明“左”倾路线。

　　实际上，自1926年至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之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日益高度集权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趋威权化，政治路线日渐“左”倾。

　　同时，共产国际其时对中国革命堪称遥控指挥，且对中国国情和红军处境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所以，共产国际制定的远东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红军的不断失利。

　　这一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然而，陈独秀的错误虽然后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很大层面上仍是在承担共产国际的失实领导和当时中央的集体路线偏离，这是被许多人所忽视的。

　　与之类似，李立三犯的错误是“左”，但王明却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因此，深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集团便得以将“左”的错误继续下去。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在讨论当时职工运动形势时，仍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

　　约三个月后，苏兆征和向忠发在致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中指出：

　　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

　　这种判断最先来源于共产国际于1927年11月召开的全会。

　　所谓“直接革命”，就是不考虑敌我力量、直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

　　这显然与毛泽东等务实派的理念格格不入。

　　明晰了这些，再审视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毛主席因参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苏联陷入失序的教训而做出退居二线决定之后中国国内遂发生诸多难以控制的“火热乱象”，或许可以帮助今人理解那篇五万字之巨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为什么会在1964年重新进入毛主席的心头。

　　那一年的4月，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主席以极为怀旧的口气说道：

　　我们很多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小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

　　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而就在那三年之前，主席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一句“芙蓉国里尽朝晖”，道尽满目疮痍的失落。

　　5

　　建国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主席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主席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主席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一片苦心被人为的颠覆

　　毛主席点明“约五千名右派”，下面却打出了五十五万人之多……

　　后来，还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二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以上所述为反右运动，与之几乎同时段相生的则是大跃进运动。

　　关于大跃进，我之前写过太多了，此处不做过多赘述。

　　我还是想点明和呼应本文的主题：毛主席为什么会在60年代中期格外追忆那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换句话说，毛主席为什么会在晚年与“左”较上了劲？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

　　这五次会议均是一个议题：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

　　正是在毛主席的拨乱反正下，基层“浮夸风”“共产风”的情况才逐渐好转。

　　我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

　　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

　　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

　　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

　　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

　　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

　　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

　　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

　　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眼看浮夸风越刮越大，毛主席找到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家英同志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

　　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

　　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

　　老人家为什么会在三十年后想起了长征？为什么会在二十年后想起了延安整风？为什么会在十年后想起了苏共二十大？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叫人寝食难安。

　　一路走来，他太了解身边的这些老战友、老同志们了。

　　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毛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10月3日，毛主席时隔二十年重读那篇五万字长文的半年后，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同志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主席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

　　接下来怎么办？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党羽”，也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冈山。

　　6

　　艾萨克·多伊彻曾经认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一个回避不掉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绵延冗长的封建贵族政治历史，中华民族的整体政治意识早已经被「上治下」观念束缚捆绑已久。

　　从这个层面而论，主席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其难度绝非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能够比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经验是汲取八方的）。

　　72岁再上井冈山之前，主席曾与斯诺谈话，那次谈话足足抽了十二支烟。

　　袅袅烟雾中，主席淡淡然地说：

　　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

　　就在仅仅六年前的庐山，竟有人在党内公然批评他：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句话当时深深地刺痛了主席。

　　那些失去爱人、特别是失去心爱的岸英的日子里，他在泪中抚摸着爱子的遗物，度过不知多少个月夜，却被昔日的同志这般言说。

　　他向中央委员会发问：

　　我将无后吗？嗯，毕竟我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另一个疯了…

　　他觉得委屈，真的好委屈。

　　自己所有的想法和举措都是为了保卫新中国的性质，但这个「新中国」却在茁壮生长的过程中逐步有褪去其「新」的端倪。

　　他自己不止一次地强调：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1957年亲自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其文中已有强调反右基本的指导方针，是尽量缩打击面，防止扩大化，必须“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但是有人听他的吗？到了下面便成了另一幅光景。

　　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灯下黑也好，天高皇帝远也罢，主席都曾有严厉指出：

　　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

　　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就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回溯更早之前，建国仅仅三年，主席就在为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痛诉某些“坐江山”的同志：

　　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

　　为此，主席要求各地要向官僚主义和阳奉阴违现象展开坚决的斗争：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其后，主席又一再声明：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建立政权胜利仅仅十七年，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革命——他不允许社会主义“自行消亡”。

　　7

　　社会主义如果真的“自行消亡”，那么在其沉入尘埃的过程中是一定会有反响的。

　　建国之初，毛主席原本坚决反对住进中南海，但还是得服从中央的集体领导决定，不得不搬进去。

　　居住条件变了，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比在山沟里正规多了，但是主席和他的卫士们都不太适应。

　　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距离远了，规定多了，群众们想见主席越来越难。

　　1953年，他终于是对一些财政干部发了火：

　　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罗斯·特里尔曾认为，毛主席的战友们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城楼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段铭文，因为“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题写毛主席这段碑文的周恩来，曾对主席非常欣赏的拉美革命领袖格瓦拉有过直接的负面评价：

　　他是盲动主义者，他竟然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和“对组织的忠诚”，首先要取决于党组织自身是否变质、是否依旧红心滚滚。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国民党时说的：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所以，一生作为革命者的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从1949年到1976年，主席所苦苦思考的，本质是井冈山、江西、长征、延安等一系列政治遗产与革命火种如何保留的问题。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之间，现代化进程与革命精神之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之间………乃至，通过伦理发展社会与通过技术发展社会之间，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之间……一系列的工农阶级的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议题。

　　诚如1957年10月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必须通过革命手段解决的矛盾。

　　那么，什么是革命？

　　在我看来，革命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不同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夺取权力、以维护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的利益；另一种则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造社会和规划秩序。

　　在主席看来，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1956年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但是第一种革命的底色却在淡化，曾经推翻的图景正在重新呈现和崛起。

　　1949年的秋天，已成为新生执政组织最高领袖的主席是那样的忧愁：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而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学者特里尔认为，中共拿枪杆子的日子结束之时，摆在新生的中国面前的就是新的东西：各种预算，各地区之间的争吵，下级军官中间的争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以及革命成功后产生的政治道德问题与权力保鲜保质问题。

　　8

　　16岁之前，主席一直生活在乡村，他所受的教育，无非都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他对社会的认知更是受了旧小说的影响。

　　那时他所向往的生活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所渴望的人生就是驰骋疆场、拜将封侯。

　　直到在私塾里偶然读得《盛世危言》，才如梦方醒：没想世上不过百年，天下却已变化惊人，工业革命日新月异，西方各国快速强大。

　　相形之下，中华文明落伍了，大清帝国衰败了。

　　出走韶山，这成了人生必然。

　　青年时的毛泽东想要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画卷。

　　但其实现，只能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与先进政治力量的登场。

　　那么前提，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从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好，社会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好，所有的现状都无法向1920年时年27岁的毛泽东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数量多达四万万，可是他们却吃不饱、却穿不暖、却老婆女儿被人抢。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为什么《后浪》中宣传着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挣脱不尽的996和难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楼里猝死的打工人，以及凉山深处被遗忘的墨茶，甚至是买不起房或买了房又面临烂尾的都市人。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数如此之众的农民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如果不是主体，那么农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韶山农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并从旧式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农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27岁时不明白，但72岁时，他已然明白了。

　　1965年9月18日-10月20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他明确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

　　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嘛……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也就是列宁所说的：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主席曾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是1911年时，他还曾强烈主张让此人当总理——康有为。

　　但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主席最终的观点是：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青年毛泽东最终依靠的还是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他亲自找到了这条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在湖南一师时，杨昌济常教导：

　　志向大者，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也；反之，志向小者，则所学小、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

　　这些话让青年毛泽东很受触动。

　　在给湘生的信中，毛泽东慨言：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故有志之士，必先确立伟志，发其动力，才能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

　　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他也恳言：

　　盲从立志，就如无源之水，无根浮萍，又焉能长久乎？

　　跋

　　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主席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前进。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走到头”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走下去。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前进一天。

　　只要他还在走着，哪怕步履蹒跚、扶仗执拐，哪怕话都说不利索、笔都拿不熟络，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1964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选》第二版，他说：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后有外宾发问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老人家答：

　　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1965年会见斯诺，斯诺在畅谈之余感叹：

　　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听后，顿了顿，慢慢的回答道：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还曾感慨：

　　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我这个人啊，理论研究还是很差……

　　读着这些话，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领会为什么主席晚年常常会独自哭泣，泪流不止。

　　约瑟夫·伊谢里克曾把列宁和毛主席这两位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领袖作了区别，他认为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但是中国的毛泽东则更敏锐和深透，他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里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层。

　　伊谢里克曾反复提请人们注意毛泽东主席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评论：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学者韩少功更有指出，“文革学”有三大泡沫：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

　　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

　　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

　　再回头来品味主席的自咲，让人不禁泪叹。

　　他很“差”吗？他很“可笑”吗？

　　可笑的不是史书中被编制得千模万样的他，而是那些怀着暗心将一本本史书递给我们的人。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来多少君王梦寐的潮头之巅，却毫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而是旋即扭转枪口，将千军万马调集、挥师向自己进攻！

　　八十三载，这幅悲壮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直线的，他从来没有走过回头路。

　　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主席一生的敌人。

　　他从来没有半点触摸过他曾反对过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分毫抛离过他曾拥护过的话语。

　　不论上山还是下山，不论同伍众僚遁入华贵，还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独，到挣扎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双手还在颤抖，滴漏着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总是想给同志们、给战友们、给年轻人们、给孩子们，给这个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多留下一些东西。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他生前帝王谱，看看他身后四十年——朝权更迭，星河斗转，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去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只有他，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我们喊他万岁，他却说“人民万岁！”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们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

　　四十六年，桑榆非晚，柠月如风。

　　史书一代又一代，皆是庙堂之「官」尔。

　　只有主席是亲人。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