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人

　　在他的时代，中国人创造的一切奇迹似乎理所当然，粮食自给、消灭血吸虫、成昆铁路、大庆油田……中国人所创造的一切奇迹都源于劳作的双手，都源于平凡。

　　在他的时代，科学家埋头苦干，科学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那个时代的成绩不用论文与GDP衡量,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是国家发展与民生建设，那个时代的论文，写在田野中，写在工地上，写在车间里。

　　在他的时代，没有黑社会与收租婆，没有前呼后拥的优伶，没有美女侍读的外国留学生，没有人赞美海外的空气，外国的月亮也不比中国更圆。那个时代的人民，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六十年代的青年，洋溢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到1970年中国核潜艇下水。因为他的存在，我们把这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然而，直到他离开之后，当我们重新面临欧美的封锁，西方的制裁，福报资本家重新成为权力与秩序。我们才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他领导的新中国在半个世纪内发生了怎样的山河巨变。

　　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手段与气魄，甚至没有人能形容这种历史巨变的激扬壮阔，除了他自己的诗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他是一把尺子，把历史分成了三段：他生前的时代，他的时代，他身后的时代。

　　他生前的历史，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

　　十七世纪，官僚资本集团、买办文人、割据军阀、天主教廷与建虏军事集团联手葬送了奠定人类近代文明的大明帝国，华夏先进的科技文化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被封禁销毁，精神奴化，教育禁绝，泽被四海的华夏文明与华夏民族就此沉沦。

　　满清是对华夏文明的整体清零，文化清零、科技清零、种族屠杀，三百年的黑暗统治，几乎让华夏民族神魂俱失。满清三百年，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上空前的黑暗深渊。

　　不满于瓜分世界的既得利益，西方列强用炮舰、鸦片与教堂，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边运走中国数千年积累的典籍、文物与财富，一边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奴役在绝望中沉沦的华夏遗民。

　　明朝的落幕，是私有化财富兼并，资本集团蛀空帝国的必然结果，而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直接原因，则是满清奴隶政权对华夏文明的降维、奴化、愚化以及西方列强对华的殖民与掠夺。

　　袁世凯试图以重建帝国的方式重启华夏文明，然而在一个列强环伺，疯狂向中国输入西方意识形态与制度文明的时代，教育与媒体都在传播与推崇西方观念的时代，传统帝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孙中山是一位梦想家，却不是一位实干家。他响应华夏民族与仁人志士的呼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方向所在。从黄花冈到武昌，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去拼取华夏民族的解放。

　　孙中山并没有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也没有实现“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的目标。对华夏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满清贵族没有得到清算，列强在华的势力与利益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中国社会仍运行在满清与列强所确立的轨道上。他试图通过游说列强，建立西方式中华民国的梦想，无异于与虎谋皮，列强只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买办官僚的代言人，他的接班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劳苦大众共同的敌人。

　　中国的现代化有内外两条主线，因为政治、全球权力格局等原因，真正的主线是隐而不显的。

　　华夏正统政权的建立，根本上是社会彻底革命的结果，汉代秦，宋继周，明替元，都是如此，在这些历史阶段发生的社会变革，都得到了黎民百姓的支持与参与，这些社会革命深深触及并改变了底层人民的命运。在晚清到民国的权力更迭中，我们没有看到底层百姓的广泛参与，更没有触及与改变他们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国不过是晚清半殖民地的存续与发展，是前朝权贵的代表，是列强在华权力与利益的代理人。

　　就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来说，自明末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曾参与其中的反清斗争烈火熄灭之后，作为满清统治者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传续并在一定程度上光大了华夏正统的文化精神与政统，复苏了华夏精魂。谭嗣同的慷慨赴死显示了这一点，他的死不能单纯理解为挽救满清的腐朽统治，而是在时局危亡的当下对民族精神与家国传统的唤醒，尽管他试图连同满清这条朽腐至极的破船一起挽救。

　　囿于满清三百年奴化思想的毒害，囿于对社会决定力量认识的不足，谭嗣同和后来的秋瑾、黄花岗烈士等志士仁人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但他们流血牺牲的努力并没有虚掷，从革命意识觉醒，到武装斗争，他们一步步找到了方向。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今天被表述为现代中国成功的答案。其实不然，这种历史表达恰恰掩盖了真正的答案。

　　共产国际中国分部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城市革命，是工人武装暴动，而这不过是国际共运程序在中国的复制与运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国共合作北伐、“四一二政变”、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一败涂地。水土不服是国际共运组织与理论在华解决不了的问题。

　　蒋介石政府之所以寄望于国联调解日本侵华战争，原因无它，他只是列强在华利益代理人，股东们之间的利益纠纷，他这个殖民地经理人当不了家，做不了主。

　　他能代表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么？显然不能。他更不可能深入发动群众，从根本上解放国家与民族。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人自己的革命，中国革命有其深刻的社会与现实原因，它不是苏俄社会革命在中国简单的复制与移植，它是满清入关、列强入侵以来，中华大地上种种矛盾的叠加与变化，是历次社会运动的经验教训与进化，是中国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最后找到的解决方案。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李大钊，在张勋复辟帝制后，他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深层原因与解决办法，在谭嗣同用牺牲唤醒民族精神和革命党人武装斗争的基础上，他向前走了一大步，他积极主动的团结工人，深入考察当时的中国社会。

　　最终解开这一答案的是毛泽东，动员最广大人民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才能真正改变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积聚、变迁的内生问题，基于矛盾自身的内部力量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决定因素。最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蕴藏于国家的基础人群，而不是来自外部力量，不同的社会理论适用于不同的人群，简单照抄国外的理论经验是不行的。

　　组织动员最广大农民参与的人民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终极答案。共产国际与他们送来的社会革命理论，其实质是组织工具与理论工具，而在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每逢朝代更迭，都会产生相应的社会理论与组织工具。

　　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以及初生的人民共和国，出于先入为主的惯性表述，基于话语权、实力与国际关系的考虑，保持组织与理论的国际化色彩，是符合国情的策略性选择，但在本质上，历史，文化与国情决定了中国政权与组织实质上是传统政体现代化的结果。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外衣与色彩，却对传统的内核视而不见。

　　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必然结果，它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华夏文化基因在冲破满清奴化统治与列强殖民地秩序之后，社会健康秩序的自然呈现，共产国际理论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决定因素，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与加速了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

　　中国人现代化的努力并不仅仅表现在洋务运动与后来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这种努力还表现在马列理论化的城市革命、工业革命生搬硬套的实践中。实际上，马列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源自中国的儒家法家学说，孔孟的民本思想、韩商的法治平等思想，马列主义是儒家法家思想与欧洲革命结合后的抽象理论。

　　教条主义者把取自西方的马列主义当成宗教与组织的信仰而不知变通，不结合中国实际，结果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李德、博古、王明，还有穿着西装喝着咖啡坚信武装革命夺取城市的那些人，真的比相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高明多少么？

　　真正的革命者，需要把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顾炎武一再强调学以致用，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学以致用的最佳体现。

　　长征与遵义会议宣告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失败，李德、博古、王明们教条主义的作风显示了漂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是文化催化的产物，是缺少足够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在工业文明发达，工人阶级强大的法德两国失败和在工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俄国取得胜利，恰恰证明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用的有限性。

　　儒家思想引发的文艺复兴并没能在多大程度上稀释西方宗教奴隶制文明的浓度，而只是在奴隶制社会的表层镀上了一层人性的光辉。华夏思想引发的革命并没有内化为西方文明的基因。苏联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商业发达的西欧由中世纪精神宗教奴隶制度演变为资本宗教奴隶制度，经济发展落后，继承野蛮蒙元游牧部落传统的苏俄则发展出政治高压的组织奴隶制度。

　　由于文化基因的先天不足，无论是欧美还是后来的苏联，都不能在文化层次上触及人类解放的深层根源，并没有把社会革命的成果真正落实到普遍的个体，让个人从思想到行为体现出社会革命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它们把制度文明理解成了文明的终点。

　　二战本质是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雅尔塔体系不过是美苏殖民地范围的界定，而斯大林和罗斯福，只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全球争霸赛中棋逢对手的半决赛获胜者，他们是地球版瑜亮共存的弯弓射雕者。

　　把目光重新拉回到上世纪的中国，从早期创始人和一大的召开来看，共产国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政党，与其说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志。这也能解释为何创始人李大钊牺牲于北京、政党总部长期在上海的事实，因为城市革命是共产国际为世界各国编写的标准程序，设立于大城市的总部也便于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操控。

　　依托工人，武装夺取城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种做法只有在苏俄成功了，苏俄成功的原因，则是经济落后，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苏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带。在列强在华势力无比强大的中国这么做，城市革命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从英国炮轰万县，紫石英号在渡江战役的当口展示武力来看，列强们绝不会坐视中国革命者夺取上海南京。

　　北伐的失败与四一二政变的鲜血，宣告了合作革命和武装夺取城市策略的失败。毛泽东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1927年，他率先发起了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最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发展战略，在起义队伍转移的过程中进行了三湾改编，接着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确立了方向。而同年8月，执行共产国际城市路线的中共中央在南昌进行了最后一次试错。

　　在他的正确领导与影响下，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红色政权最盛时辖区人口达3000多万，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宁汉合流之后，共产国际所领导的城市革命策略在中国完全失败，接受共产主义指示领导全国斗争的党中央不得不退守根据地。

　　城市革命的失败与根据地的壮大，迫使共产党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然而共产国际仍然要坚持对中国革命的指挥权，于是李德、王明、博古成为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人，而最了解中国现状的毛泽东则被边缘化。

　　随着共产国际夺取了军事指挥权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先进理论基础。面对反动势力的绝对优势，红色政权只能退而求其次。从经济发达，被优势反动势力包围的东南区域转移到经济相对落后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西北地区。这是另一个层面上，更大规模的农村包围城市。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湘江之战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使得红色政权需要首先解决生死存续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了解国情，有丰富斗争经验，能把这个生死一线的红色政权带出困境的领导者，而不是继续迷信既不了解国情，也不懂得带兵打仗，只会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令的工具人。

　　井冈山挽救并培养了革命的种子，两万五千里长征让中国革命从绝境中重生，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井冈山和长征的胜利，是主席的胜利，是中国革命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胜利。

　　辛亥革命结束了黑暗的满清政权，但没有改变自满清形成的阶级压迫，也没有改变列强带来的异族的压迫。在日本侵华之后，民族压迫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出于自身的利益，蒋介石政权的革命性与反抗性是极为有限的，没有革命的目标，没有革命的动力，他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才能彻底的，一次性的解决列强和旧时代遗留的反动势力强加给劳苦大众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毛泽东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只有他的道路与方向，才能真正让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

　　重新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你会发现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从观念革命，到革命实践；从自发革命，到主动对全民族开展革命教育；从北伐联合革命，到主动领导全国军民开展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

　　到抗日战场的前线，解放沦陷区内的亿万国民，是红色政权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延安站稳脚跟之后，他把目光投向华北。平津已失，华北危急。谁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谁能解放中国人民，谁就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从上海到南京，从太原到武汉，从长沙到广州。虽多有爱国将士死战不退，血沃国土，虽有美苏的大力援助，然上无统帅御敌之能，下无兵民鱼水之亲。以弱国之旅，御强寇之师。每战漂橹，盈尸满城，一路西迁，半壁尽失。

　　从西北到华北，从华北到东北。失去家国的沦陷区人民成为红色政权与人民军队最坚定的拥护者与参与者，因为除了生命与镣铐，他们已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经历了战争的锤炼，作为旧时代独立社会的乡村被真正整合成政令通达、资源聚变的现代社会，中国农村最广大的群众，最丰富的物产资源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提供了最丰沛的人力资源、工业资源与战争能力。在无数人的牺牲与抗争之后，曾经的沦陷区成了最彻底的解放区，昔日的亡国奴成了新生政权的主人。

　　尽管有美国救济粮的“援助”，国统区仍有大量民众死于饥饿，反观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被国民党政府与日伪政权双重封锁的解放区，完全通过自己的双手解决了卡脖子问题。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的作风，利用现有资源，提升生产能力与战争能力。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根据地军工厂全面掌握了自制子弹的全部生产技术，生产原料也都能制造出来。从化工到冶炼的生产设备和工具研制成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产链。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自制子弹年产量已达300万发，各类炮弹11万发，手榴弹360万枚，高级炸药24万公斤。六年后，淮海战役期间，每天消耗炮弹3万余发，而这些炮弹大多产自东北兵工厂的车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证明，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国际盟友与外国军援，而是人民与人民政权掌握的工业能力。

　　很多人对人民公社时期的大炼钢铁嗤之以鼻，认为那是人类工业革命历史上的一个笑话。然而深思之后，抛去诸如“破坏环境、浪费产能”等人为扣上的大帽子，在一个贫穷落后、基础薄弱的国家扩大钢铁产能，还有什么别的做法更适合当时的国情吗？

　　即便当年钢铁的产量与质量并不理想，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却因此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工业化教育，而这种全民族工业化教育的价值，又岂是几万吨破铜烂铁所能相提并论的？

　　这是一场以共和国的疆土为教室与生产车间，全体国民集体参与的现代工业教育；这是一场30年追赶300年的超越之路，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对决精英主义的较量。

　　如今，超英赶美的目标早已超额实现，中国重获自满清失去的工业能力，八十年代遍布全国的乡镇企业，如今雄踞全球的五百强企业，有多少不是当年土法上马的公社企业呢？

　　新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人类现代工业的奇迹，是因为有幸得遇伟人，古今中外，有几人能有他这样以锦绣山河为教室的气魄，以斗争与实干重塑民族脊梁与民族精神的教员？

　　经历了满清三百年奴化统治的黑暗地狱，经历了列强瓜分掠夺的殖民统治，经历了军阀混战，经历了十四年浴血抗战，经历了四大家族的敲骨吸髓，一个几百年积贫积弱的国家，从满目疮痍的历史废墟中起身，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与国际环境下，如果不是人民公社式的大炼钢铁，又该是怎样？

　　经历了亲手点燃的这把火，亲手炼出的这炉铁，亲自参与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中华民族重铸了雄踞东方的钢铁意志与铮铮铁骨。

　　这是现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没有这场史诗级的触及个体灵魂、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业革命，仅靠着苏联援助的工业项目，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人类历史上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庞大的工业体系建设的。

　　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需要非凡的智慧与能力。

　　在与国际势力的角力过程中，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建国初期，国力孱弱，美苏冷战开启，在此前中国的解放战争中也能看到美苏角力的影子。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实行“一边倒”政策，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政权的颜色，争取迅速壮大自己的机会。

　　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朝鲜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让苏联看到了新中国政权在对抗西方世界方面的价值与潜力。在与美欧对抗的过程中，苏联需要一个强大的战略伙伴。但中国庞大的体量对苏联主导的红色阵营的影响和中共此前与共产国际算不上愉快的合作关系，让斯大林对中国保持谨慎的态度，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需要一种政治保证，一种关系绑定。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倒”无疑是新中国最为明智的选择。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大背景下，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中国加速实现了工业与国防能力的现代化，重新获得了自满清失去的工业基础与技术能力，抹平了与西方世界的技术代差。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1960年，东风导弹试射成功，1964年原子弹爆炸，1967年氢弹爆炸，1970年，核潜艇下水，1972年，“东方红”遨游太空，1982年，“巨浪”刺破海面，一飞冲天……

　　他坚决推动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真正确立了中国的绝对大国地位，自此，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是检验一个国家是主权国家还是附庸国家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华夏文明的精魂所在。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挥权。

　　1949年，炮击“紫石英号”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把国家安全的边界，推到国境线之外。

　　1955年，旅顺港的收回，表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独立主权国家。

　　上世纪70年代，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和亚非拉广大国家同属第三世界。

　　在“一边倒”的两极世界当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欧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天然绝缘与对立的。在这种世界权力结构之下，中国不可避免的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与欧美对抗的棋子与工具，这既非中国的初衷，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使得两强割据的世界破碎了，三足鼎立的世界新秩序逐渐形成，中国作为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的力量体系和文明体系，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三个世界的划分使得中国赢得了亚非拉广大国家的好感与认同，新中国的体量与展现出来的力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明星与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也为中国与美苏的对抗合作赢得了筹码。

　　由于第三世界多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小伙伴，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不仅可以改善新中国在全球的生存环境，也可以通过输出革命文化的方式引导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参与第三世界的开发建设，从全球范围内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受到中国革命的鼓舞，亚非拉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殖民与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的思潮甚至蔓延到了巴黎与华盛顿。

　　在1971年开始的中美乒乓外交之后，尼克松访华。第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重回联合国。此时的中国，不是作为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的拼图碎片，而是作为独立的文明体系，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重新回到世界舞台。

　　在长征之前，主席是孤独的，建国以后，他更孤独了。

　　他一手缔造了人民的军队，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国家，他的一生都在为民族的利益与国家的未来殚精竭虑。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他的同志与战友。他在的时候，就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言左而行右。

　　“你要反右，我就将其扩大化；你要大跃进，我就用浮夸风；你要小四清，我就大四清；你要搞土改，我就杀富农。你要自力更生，我就造不如买。你要整走资派，我就整基层。你要除旧思想，我就砸文物。你要批私斗修，我就整知识分子。”

　　在原子弹研发的关键阶段，甚至有人以断粮的方式破坏原子弹的研发，偌大的一个国家，真的挤不出核心项目团队的那几口粮食么？

　　他重塑了这个民族钢铁般的意志，他唤醒了这个国家改天换地的雄心。

　　他走了，身后留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浴火重生的民族。

　　他留下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他告诉青年人，你们就像早晨捌玖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未来是你们的。

　　更高维度的文明，需要匹配更高层次的道德，需要全社会的自律与奉献。

　　刘青山张子善的堕落，旧时代官僚习气与特权作风死灰复燃，让他意识到，爱民心切的明太祖用剥皮实草的酷刑都无法解决官僚腐化问题，枪毙与刑罚也难以根治新中国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因为这是思想意识领域的顽疾，只能通过深刻的文化反思与认知革命来完成。

　　然而，他最后的努力被定义为“错误”。如若他没有“错误”，有的人就无法以此为借口改正“错误”，走他们要走的路。

　　说什么“大锅饭”养懒人，吃闲饭，不思进取，效率低下。不去想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而是直接以承包与私有化的方式粉碎人民公社，这难道不是欲加之罪么？

　　人民公社的消失，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公 有制组织集体消失，严重拆解了共和国公有制的根基。斩断了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之路，把初步实现机械化的农村合作经济打回到小农经济的形态中去，为后来“城镇化”圈地运动准备了劳动力、流动人口与收割对象，直接导致了住房、教育、交通、医疗、农村空心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八十年代，运10、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导弹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光刻机、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军用、民用高精尖技术项目下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因为缺钱么？不，是有些人要毁掉这个国家的工业能力与科研能力。军备研发或停或缓，军机舰艇长期得不到补充，允许军队经商，是因为缺钱，因为困难么？不，他们是要毁掉共和国的国防长城。

　　一些人先肥起来，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么？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不能，一些人先肥起来，只会制造对立与分裂，制造新中国努力要消灭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奴役社会。毁掉平等的最有效方式是制造不平等，毁掉公有制的最好方式是以私代公。

　　承包改制、计划生育、城镇化、转基因、外国人永居，积毒角、非典与新冠。这一套组合拳是要毁掉中国的社会制度，毁掉中国的工业能力，毁掉中国的文化，毁掉中国的粮食，耕地与人口，要把中国变成拉美化的殖民地与印第安。

　　为了麻痹与欺骗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他们一边大肆去除毛泽东思想与影响，一边用奶头乐，竞技体育、黑人音乐、精英文化来灌输与影响青年人的头脑，以达到从精神上解除这个民族的独立精神与理论武器。

　　人民币上的女司机是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农业机械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文明的方向是用命试出来的。

　　中央苏区与苏联的失败，是共产国际和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

　　美欧抗疫的失败，吴小晖与曲婉婷的亿万资产，富士康、蚂蚁、加班多与蛋壳的嗜血，孙小果、王振华与张家慧，都证明了资本秩序与资本家不是人民的福报与人民的救星，它们才是真正的原因，是高举着镰刀的死神。

　　这一代青年们经历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教育。

　　他们开始从现实与历史中去寻找真正的答案。

　　新中国70年的建国史，共产党人100年的革命史，我们看到的与生活着的现实世界是一张黑白分明的答卷。这张答卷上，过去的争论与非议，如今已优劣自现。

　　有些人站得再高也改变不了自身的渺小。

　　有的人含辱忍诟，是因为他的胸中装着国家与人民。

　　我们把他视为方向与道路，是因为经过无数次的努力与尝试，成功与倒退，他是唯一的真理与答案。

　　“我走之后，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来,我离开以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

　　越来越多的人从媒体和资本编织的迷梦中惊醒，他们不再从诗和远方中逃避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从自己的遭遇中寻找答案，他们开始超脱个体，思索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他的回归证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伟大民族新一代的年轻人，正在学会正视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不再相信自私与利己的谎言，他们选择了伟人。读懂他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历了精神与灵魂的洗炼，成为合格的接班者，成为他的思想所塑造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