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豆成兵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召开，史称赣南会议。

　　这次会议由上海来的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在会议上，中央代表团成员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功劳全记在以王明为首的几个中央领导人的头上，说这是在以王明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

　　而真正的有功之臣毛主席，反被指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和＂狭隘经验主义”。

　　彼时，毛主席已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是蓄谋已久的企图武力征服中的开端，国内阶级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可中央代表团成员却一口咬定“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认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将爆发”，并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

　　他们一再声称，“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沾沾自喜地指称“国民党统治阶级已经从头烂到脚，我红军无比强大，当下要做的事，就是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以一省带动几省，最终实现全面胜利。”

　　针对这种不切实际的估量，毛主席据理力争，一再提醒他们：“红军还很弱小，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当下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绝不能脱离苏区去攻打大城市。”

　　于是，中央代表团又给毛主席扣上了“保守主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等好几顶帽子，还撤销了毛主席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2月26日，周恩来来到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主持苏区全面工作，主抓军事工作。

　　周恩来是带着中共中央提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来到中央苏区的。由于他对赣州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明了，因此，他首先就攻打赣州问题来征询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详细地向周恩来分析了赣州城的地理形势和国民党的军队分布，认为当前攻打赣州，红军容易腹背受敌，进退维谷。

　　本来对攻打赣州持积极态度的周恩来在聆听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致电中央，陈述红军目前攻打赣州尚有困难。可是，接到的复电却是：原议不变，攻打中心城市绝不能动摇。

　　1932年1月9日，远在上海的中央急于把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一隅”搬迁到赣州等中心城市，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了脱离苏区实际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要求苏区红军尽快攻打赣州、抚州、南昌等大城市。

　　为进一步商讨攻打中心诚市的问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

　　会议中，中央局多数领导主张先打赣州，理由是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之中，比较容易攻取。

　　彭德怀信心满满地说：“以红军现在的实力，是完全可以打下赣州城的。”

　　彭德怀还给大家描绘出宏伟蓝图：只要我军攻占了赣州，就可以把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的苏区连成一片，为我们日后向赣东北方向发展提供极大的便利。

　　毛主席则极力反对：＂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

　　可是，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人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意见，纷纷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指示。有人当场嘲讽毛主席“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还有人当场扬言“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

　　毛主席对此并未介怀，他担忧的是攻打赣州的红军战士们的安危。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城墙高坚，易守难攻，敌军占尽地利，红军曾五打赣州而未能攻破。当务之急应该继续打“土围”、拔“白点”，这样既能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又能进一步赤化苏区、孤立赣州，置其于无用武之地，然后再图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这样才是积极而稳妥的办法。现在赣州城内外的虚实还未探明，就急于强攻，又怎能取胜。

　　可会议最终决定由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指挥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

　　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内心黯然，加上重病缠身，便于1932年1月下旬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去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养病。

　　1932年2月3日，彭德怀指挥部队把赣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开始了狂风暴雨式的攻打。

　　然而，战局的进展正如毛主席事先预料的那样——苏区红军并没有打下赣州的实力。

　　彭德怀挥军强攻了四次，不但没能攻下赣州城，反而损失3000多人，被俘1800多人，而且，还招来蒋介石派出的大批援军。

　　其中，陈诚、罗卓英部所属之11师、14师、52师和两个独立旅，已经从吉安经遂川到达赣州外围的赤主岭。

　　来自广东陈济棠部的国民党军队也已北上到了大庾岭、九渡水一线。

　　彭德怀的作战部队顿时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别说打下赣州已不可能，如无救援，就是全身而退也难如登天。

　　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业已陷于敌人包围之中，又能去哪里找部队救援？

　　没有救援部队来解围，后果不堪设想。

　　局势万分危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议电请毛主席下山，说毛主席一定有办法化解眼前的危局。

　　彭德怀却摇头苦笑。虽然，经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他深信毛主席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红军主力陷于赣州城下，毛主席手上一无军权，二无军队，又怎能化解眼前的危局？

　　不过，项英坚信毛主席有办法，他当即带上一名警卫，两人各乘一匹快马，风驰电掣地赶往东华山。

　　来到东华山，项英开门见山地谈起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主席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听了项英对前线战事危局的详细介绍，毛主席并不慌乱，他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便胸有成竹 ——起用红五军团。

　　红五军团从何而来？

　　1930年，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五路军在中原大战后投奔了蒋介石，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指挥官，辖骑兵第4师，第25、27师。

　　1931年，孙连仲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

　　同年6月，25、27师合编为17军，高树勋任军长。

　　第三次围剿结束后，第二十六路军屡吃败仗，士气低迷，军心不稳。孙连仲因牙疼赴南京就医，高树勋又私自离队远赴庐山，部队交由参谋长——我地下党员赵博生指挥。

　　该年12月14日，赵博生会同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率两旅、路直属队及27师一部共1.7万人在宁都起义，开赴苏区加入红军，被编为红五军团。

　　对于赵博生等人的起义，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的人是心存疑虑的。

　　毛主席安排自己的得力助手萧劲光前去红五军团做指导工作时，一再叮嘱他要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的修养。萧劲光悄悄对毛主席说：“很多人背后议论，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暂时过渡，不久就会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

　　毛主席不以为然，他要求萧劲光对起义人员以诚相待，奉行“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原则。此外，他又安排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等一大红军骨干到红五军团去工作。

　　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这关键当口，该是起用红五军团的时候了。

　　毛主席打定主意后，立刻冒雨下山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起用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的建议，并于当晚带着警卫班日夜兼程赶赴前线坐镇指挥。

　　红五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增援命令后，火速开到赣州城下，时逢敌军从城内出击，把红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层层包围，形势十分危急。

　　红五军团红十五军将士在军长董振堂的带领下，手提大刀冲了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惨烈的肉搏。一时间刀光闪闪，敌人血肉横飞，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

　　在红五军团的有力策应下，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突围至赣州城东面的江口地区及赣州以南地区，脱离了险境。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彭德怀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气魄，直赞毛主席有着“撒豆成兵”的本领。

　　毛主席就是这样，始终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怀着坚定的信念，即使自己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排挤，在革命出现危难时，他总是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