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红军迷茫时的一束光

　　1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近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方式，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再一次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围剿。

　　对于蒋介石来说，围剿红色革命根据地，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但前几次围剿，蒋介石都没占到什么便宜，均以失败告终。

　　他心有不甘，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除了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还在经济上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一定要彻底消灭中国的红色政权，根除这块藏在他心中已久的心病。

　　此时的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有8万多人。

　　从前几次反围剿斗争成功的经验来看，如果这一次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依旧有可能取得成功。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主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或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可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出现了变数。

　　毛泽东靠边站了。

　　对于那段岁月，他曾回忆道：

　　“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是初来乍到没多久的博古、李德，他们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一副派头十足、信心满满的样子。

　　本指望着能带来什么先进的指挥理念，巩固之前反围剿的战果。可让人失望的是：

　　他们除了在排挤同志上有一套，打仗却一点没成效。

　　博古和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斗争积累起来的有用经验，提出什么“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之类的观点。

　　这些观点乍一听，和之前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一样，热血沸腾、振奋人心，但细细一想，便发现其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完全是睁着眼睛说大话。

　　在这些完全浮空不接地的观点指导下，不出意外的，红军连连败退。

　　一顿谜之操作下来，中央苏区岌岌可危。

　　跟国民党硬钢肯定是不行了，此时博古、李德能想到的，就是撤退、逃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等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被迫开始了长征。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仍在被打击、被排挤，但他依旧没有丧失信心，没有因此而撂挑子不干。

　　临走前，他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鼓励道：

　　“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2

　　第五次围剿的成功，让蒋介石开始变得踌躇满志、志得意满。他觉得，红军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这时，他得知红军正在寻求突围，进行战略转移，为了遏制堵截红军，蒋介石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关卡，同时，调集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40万军队，全力围追堵截。

　　在蒋介石看来，没了根据地，中央红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所谓“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猛虎离山，不难就擒。”

　　不过，一开始，蒋介石设置的关卡并不牢靠。

　　一方面在于，当时的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并不清楚红军到底要往哪个方向突围；

　　另一方面在于，不少地方军阀深谙蒋介石的秉性，不愿意冲上前当炮灰，与红军硬碰硬，只为保存自身实力。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前三道关卡形同虚设，红军通过得较为顺利。

　　蒋介石急了，他把希望寄于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上，并投入30万重兵、数十架战斗机，企图依靠绝对的数量和装备优势，逼迫红军与之在湘江东岸决战，一举歼灭之。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毛泽东经过周密思考，及时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方便红军机动作战，可乘国民党军各路队调动之时，组织力量反击，扭转战局，化被动为主动。

　　尽管毛泽东的建议如此中肯，但还是被博古、李德无情拒绝，他俩一味选择消极避战，贻误了战机，在行军过程中，放不下携带的辎重，造成行军速度过慢，一味地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

　　湘江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一下子锐减为3万余人。

　　战斗中不幸牺牲的红军战士，鲜血染红了湘江。有诗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浸埋英雄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李德唉声叹气，却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推诿给他人。他对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

　　说罢，还命令警卫班将其捆起，送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看不下去了，他直接出来干预，鼓励周子昆好好干，不要有心理负担，继续带兵打仗。而李德却说毛泽东是在“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面对下属，采取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谁才是合格的领导，高下立判。

　　湘江战役的惨重失败，让众人对博古、李德两人愈发的不满，同时，也逐渐发现，真正有办法的人，其实是被长期排挤的毛泽东。许多人开始尊重并听取毛泽东的建议，西进贵州。

　　这为接下来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铺垫。

　　王稼祥回忆说：

　　“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除了王稼祥，长征路上，毛泽东也与张闻天等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交流，做说服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众人渐渐转而开始支持毛泽东。

　　张闻天颇有感慨地说道：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并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即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写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指出问题后，他并没有一味地再批驳博古、李德，而是转而给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以及之后的行动方向。

　　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他知道，指出问题后，最重要的，是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方案，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批评。

　　须知，一味地批评指责没有意义，只会影响团结，让裂痕越来越深，甚至让局面变得不可挽回。

　　在众人士气低落、濒临溃散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危急、最紧迫的关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有理有据、一针见血的发言，让长期处于迷茫彷徨、被动挨打的红军，似乎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贺子珍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一旦学会团结人，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很多局面也就打开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了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他一改之前博古等人所采取的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那些受到错误打击批判的人进行平反。

　　比如曾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

　　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都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安排了相应的工作。

　　虽然此时中央红军的人数已经不如出发时那样多，一路走来经过大小战斗，已是伤痕累累，但由于领导班子得到革新重组，战略方针得到根本性转变，被错误打击的人得到平反，人心得以团结凝聚，整个队伍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

　　自1921年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以来，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已经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里，他从青年步入了壮年，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挫折坎坷。

　　但，越是身处逆境，被排挤、被诬陷，他越是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孤独隐忍地修炼，信仰之坚定，意志力之坚强，非常人所能及。

　　毛泽东的努力坚持没有白费，他的隐忍、等待是值得的。遵义会议对他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展示机会。

　　他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而接下来，他就要将这些观点付诸实际行动，带领久经考验的红军队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

　　3

　　毛泽东获得红军指挥权后，即将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又做了全新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的3,5万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

　　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较量，从土城开始打响。

　　这场战斗，川军遭到了重大打击，但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经过一段时间激战，并未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情报有误，低估了敌军的人数。

　　对此，博古颇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虽然博古的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幸灾乐祸，膈应人，但毛泽东没有被干扰，而是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战斗没打好，那就及时复盘，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一味地懊恼过去，毕竟，这世上没后悔药，想成事，还得向前看。

　　他仔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局势，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当依托已有的地形地貌，利用敌人的错觉，积极主动地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地让红军进行运动战，消灭敌人。

　　四渡赤水战役，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出发点而进行的。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妙穿插于国民党40万重兵围困之中，充分揣摩敌军的心理，声东击西，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始终牢牢掌握主动权，而后又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用当时党中央发出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的话来说就是：

　　“（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彻底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前土城失利的消极情绪一扫而空，红军士气大阵，重新掌握回了主动权，众人不得不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途中要经过彝族聚居区，在毛泽东的嘱咐下，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彝海结盟，让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而后，红军到了大渡河，这里曾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蒋介石想让毛泽东做第二个石达开。

　　不出意外的，这一次，他又被打脸了。

　　在听取先遣队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让红军沿着大渡河两岸，两天内赶到泸定桥，抢占先机。最终，红军克服种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了守军，成功渡河。

　　毛泽东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

　　渡过大渡河后，为了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又一道难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

　　爬雪山。

　　雪山是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这里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十分稀薄，荒无人烟。国民党军不会想到，红军会选择走这样一条难走的路。

　　但红军偏偏就走了，而且还走过去了。

　　1935年6月17日清晨，毛泽东喝完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着夹衣夹裤，手拄着一根木棍，开始和队伍一起攀登雪山。

　　途中，他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并说：

　　“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当遇到冰雹时，他拉着战士的手，一同前进，并且嘱咐大家：

　　“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愈到山顶，空气愈是稀薄，这时候切忌坐下休息，不然很有可能就因为高原反应等原因，而再也站不起来了。

　　攀登过程中，毛泽东看到一位战士坐着休息，便跟他说：

　　“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

　　伟人不愧是伟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还能想着帮助红军战士，这样的领导，值得一生追随。

　　雪山过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本是一件大好事，但张国焘却权利欲膨胀，向中央要权，甚至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虽然张国焘一再拖延北上，但毛泽东却并没因此而妥协。

　　杨成武回忆说：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做好准备工作，1935年8月，毛泽东带领红军队伍，向着荒无人烟的草地进军，这又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

　　“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

　　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

　　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捌玖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

　　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

　　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

　　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走出草地后，由于张国焘一再的拖延，毛泽东和中央商讨后，带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最终于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至此，中央红军长征到此胜利结束，毛泽东想起一路走来，诸多不易，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他有感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以作纪念：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说：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

　　共产国际也称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带领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并对长征作了如下总结：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

　　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

　　到了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4

　　红军长征，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每当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感慨万千。

　　我不禁想，如果当初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没有被排挤，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方针没有被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也许就成功了。

　　而后，也许就不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不用经历那么多的牺牲，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许会快一些到来。

　　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容假设。

　　即便假设当真，局势的后续发展与走向，我们又真的能完全预测左右得了吗？

　　显然，相关因素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预测，这里面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同样的，对于那些既定的历史事实，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会觉得是顺利成章、一气呵成，但对于置身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当事人，其实面临的，不也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吗？

　　未来该往何处去？去往何处会变得更好呢？

　　这些问题，鲜有人能做出靠谱的回答。

　　毛主席为什么伟大？

　　在了解了他带领红军长征逆风翻盘的事迹后，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面对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在众人都找不到方向、快要放弃时，在面对他人的质疑诘难时，他依旧能够保持冷静，沉着分析应对复杂局势，团结大多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完善，最终带领众人破局而出。

　　如果说面对不确定性，就像在茫茫黑暗中摸索着走夜路一样，那毛泽东就是红军迷茫困顿时的一束光。

　　他主动发光发热，指引大家前进的方向，传递着温暖与希望，不至于让众人陷入茫茫黑暗的泥淖中，迷失自我。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伟大？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了咱们当下年轻人。

　　相比毛主席所处的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以和平为主旋律的，我们的生活，也比过去好太多。

　　但不确定性，始终存在，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革命年代有革命年代的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想想这两年经历了多少意想不到的糟心事儿，许多朋友应该深有体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是发现光，追随光，成为光。

　　这里的光，指的是那些面对不确定，依旧保持淡定从容，实事求是，坚持自身理想信念，并具有感召力的人。比如上文提到的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人。

　　发现光，就是找寻、发现这样的人；

　　追随光，就是追随、学习这样的人；

　　成为光，就是在跟随学习的基础上，真正成为这样的人。

　　如是，这个世界即便充满再多的不确定性，也能泰然处之，纵使路途再遥远，再艰险，你也不会轻易停止前进赶路的脚步，因为你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始终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诚如毛主席在长征途中所说：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

　　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

　　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乾坤未定，你我皆有无限可能。

　　与你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