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毛泽东的伟大情感

　　情感有伟大的吗？有。毛泽东对人民的情感，就是伟大的情感。情感不是思想，却是思想的母亲。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才会产生“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伟大情感

——纪念毛泽东诞辰129周年

　　王宏甲

　　新中国成立之初，穷、传染病滋生，像流血的伤口那样敞露在城乡。新中国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的人民健康问题。

　　在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里，“东亚病夫”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自1840年以来，百年积弱，遍体鳞伤。直到1949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5岁，这反映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整体承受的灾难之重所达到的骇人听闻的程度！别说今天的青年难以相信，1840年以前的中国人得知也不会相信的。

　　但这确然是中国人悲惨的民族记忆，特别是20世纪日军侵华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灾难，致使中国社会危机重重，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普遍营养不良造成的种种疾病在民间肆虐，中国人的体质整体严重下降。

　　新中国成立之初，穷、传染病滋生，像流血的伤口那样敞露在城市和乡村。婴儿死亡率200/1000，孕产妇女死亡率1500/10万。为什么不用百分比，而用千分比甚至十万分比？这是国际常用方式，当时西方没有哪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达到中国这么高。10万个孕产妇死亡1500个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亿个育龄妇女怀孕生产，要死亡150万个母亲。新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人民的健康问题。

　　新中国确定四大卫生工作方针，推行“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曾经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建立起县乡村三级防疫网

　　新中国开展的卫生工作包含着预防疾病，而非单纯的医疗，这里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卫生命的意识。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增添一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四大方针一直沿用到1990年。今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四大方针对中国人民有过怎样的影响——

　　第一条：面向工农兵。工人和农民是社会最大的群体，他们长期以来是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劳动群众，现在仍然是新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生产力。兵这个群体，是保卫一个新兴国家最重要的国防力量。为保证实施，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就确定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组织形式。制定“面向工农兵”的方针政策，就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的方针政策不仅1950年需要，一百年后不需要吗？

　　第二条：预防为主。这也不仅是医疗资源贫乏的年代特别显出重要。中国自古以来的医学传统，上上策是“治未病”，指积极作用于人未生病的时候，这是中国医学的伟大智慧。不惟智慧，这智慧不是为了看病卖药赚钱，是致力于使你不要生病（防范于未然），就可避免生病时耗资求治，这里面是凝聚着传千古的崇高医德的。因此，当“预防为主”的方针推行到中国广袤的城乡时，它不仅关乎治病和健康，它是新中国社会新风的体现，它使中国一切穷乡僻壤的人民体会到一个新的国家已经降临自己的生活。

　　第三条：团结中西医。中国医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断和防治疾病的学问体系，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人民健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推行“团结中西医”，不仅因为当时中医人数多，西医人员少，必须团结奋斗，还在于实践中西医结合，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类大事。非典时期，注重运用中医治疗的地方都收有奇效（后文将会记述）。忽视中医，是非典时期患者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未能运用中医特有的良效，因过量使用激素而导致的SARS后遗症，对患者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实在太大。

　　第四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增加这一条，因卫生工作要真正做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光靠医务人员是远不够的，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这对于消除疟疾、肠道传染病，以及血吸虫等地方流行病，增强人民体质，效果非常显著。

　　北京龙须沟的历史变迁是很典型的一例。即使一条沟，有什么样的地方能称龙须沟？北京崇文区有一条从天坛东北向东南流出京城的河道，因是“真龙天子”脚下一条河，才能冠以“龙须”名之。光绪帝幼年时，此河的水还是清澈的，到宣统年间河道淤塞，《宣统北京城图》上已把它标为“龙须沟”。民国时期，此处肮脏无人管，各地逃荒逃难的穷人在此搭盖聚居，两岸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散发的恶臭能飘到前门大街。大清王朝天子脚下这条河从清澈演变为蚊蝇孳生的臭水沟，正是一个民族衰败的缩影。新中国在1950年发动群众改造龙须沟，使之重新变成清澈的河流。

　　防治血吸虫病，是个更典型的例证。血吸虫病在中国流传已久，蔓延在长江流域及南部12个省区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区域，患病人数超过1100万，受威胁人群达一亿。严重的区域致使整户整户的人病亡，整村整村的人民逃亡，如毛泽东描述的“万户萧疏鬼唱歌”。

　　血吸虫病人

　　一个小小血吸虫，刺痛了一颗伟大的心。要制止这小虫肆虐，仅靠医生是不够的，不仅医寡病人太多，且永远有治不完的新病人产生。毛泽东决定要发动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1955年11月，中央成立了防止血吸虫病领导小组，随即在疫区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一个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可见其难度不亚于打一场“解放战争”。

　　不仅防治血吸虫病要依靠群众，1956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列入了18种要基本消灭和积极防治的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并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除四害 ，讲卫生，消灭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

　　新中国全神贯注地推行面向大众、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了覆盖到全国的县级防疫站和公社卫生院，许多人受到培训参加到公共卫生事业中来；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消灭了性病；通过注射多种预防针，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的侵害。随着农村合作社的出现，农村出现了最初的合作医疗，这都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一个健康的社会的建设，远不止是“经济建设”，人民体格健康起来，精神奋发向上，新中国分明造就出一代意气风发的人民，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建设。

　　那时的医务人员是怎样的？以下是我自己少年时印象深深的记忆。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给病人看病地方为什么叫“卫生所”。但现在我明白了，后来卫生所发展了，为什么叫卫生院，而不叫医院。我的父亲在1957年被县卫生局派到一个叫徐市的小镇去创办卫生所，任所长。我的母亲是助产士。为了改变乡村很高的母婴死亡率，卫生所办起了“产院”，动员远远近近村庄里的孕妇来产院生孩子。早晨醒来，看到床头一张纸条写着“带妹妹去食堂吃饭”，我就知道父亲被急诊叫走了，母亲连夜下乡了（乡下又有没送来产院的妇女生孩子难产了）。

　　卫生所变卫生院后，我的父亲是院长了，人们仍然叫他“王所长”。父亲比母亲更经常下乡，迄今我梦中的父亲仍然是头戴草帽，裤管绾到膝盖的形象。那时候，父母拿固定工资，没奖金一说，他们不必为从医赚钱费脑筋，只想着如何能把病人的病治好。他们还经常组织群众大扫除，这也不是赚钱的事。

　　想想1949年中国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想想我在那儿长大的小镇20世纪50年代还流行的多种传染病，我看到了父母在那个年代繁忙的意义，明白父亲母亲在那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青年时光。写下这些，不因为这是我父母的往事。那个年代的医生护士们都是这样工作的。

　　面向工农兵大众，依靠人民群众，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

　　关心最广大的人民利益，防止脱离群众，不仅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更是毛泽东一生中对人民至为深厚的感情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就讲到了发动群众搞卫生运动，他说：“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毛泽东把中国农民看作是拯救中国最广大的力量，但贫穷的农村是疾病最多而医生最少的地方，每个农村都有这个严峻的问题，怎么解决疾病丛生的问题？缺少治病的医生，如何搞好卫生以防病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方法。因而毛泽东说，发动群众搞卫生运动，这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这就是革命任务。关于这项工作，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讲得很具体，如：“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还说，有不做的，就发动儿童团耻笑他。你看，连儿童都可以参加到群众卫生运动中来。

　　毛泽东对空谈，对说得好听实际不做，一直是非常反感和反对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中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毛泽东从青年时开始，几乎用了一生时间告诫同志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任何时候都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但这一点，掌握了权力的人要记住看来是最难的。1965年5月，毛泽东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了一次井冈山。有文章回忆说，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曾问身边的人，井冈山的好作风、好制度是什么？众答：艰苦奋斗。毛主席说这只是一个方面。接着有人答：支部建在连上。毛主席说，现在艰苦奋斗还提倡、支部建在连上还得到重视，但忽视了士兵委员会，当时正是士兵委员会保证了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我相信这样的精神细节，是非毛主席莫属的。

　　就在这年的1月，毛泽东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曾批评说“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卫生部随即召开党组会讨论，于当月向毛主席呈上报告，毛主席批示后下发。即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到4月初，全国各地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应当说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但从毛泽东6月26日对卫生部工作的严厉批评看，毛泽东并不认为那是长久之策。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毛泽东“6·26”指示的第一段话。

　　毛泽东还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最后毛泽东几乎是喊出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是毛主席对卫生部的严厉批评吗？我以为这是毛泽东迸放出的对农村人民的伟大情感！

　　中国落后的依然是农村，农民疾苦就是最广大人群的疾苦。如何防治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是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事情。

　　毛泽东从不粉饰太平，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和政府工作是否脱离人民群众，常怀警惕。他的“6·26”指示，批评的并非某件事做得对或不对，而是关系一个国家政治事务服务的方向朝着哪儿去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关系一个国家所有人民长远利益的事。

　　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是钱信忠，毛主席“6·26”指示后，卫生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检查了工作的失误，其中报告说，“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报告中的这个描述，把县城的医务人员也划归于“农村”。按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通行的认知，县城就是城里，乡与村才是农村。卫生部报告中的数据应是：高级医务人员69％在大城市，21％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卫生部报告中还说：“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从这些数据可见，城乡医疗卫生条件的差距有多么巨大。“6·26”指示后，“文革”期间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包括县城），这与1965年之前用于县乡村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

　　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在卫生经费的使用方面。毛泽东对农村卫生保健的关心也远不止是“6·26”怒而发一次批评。1968年9月14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这个新事物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同年底，毛泽东对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赞之“合作医疗好”。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国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随着“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在农村涌现，全国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此网络除了51万正式医生外，还拥有146万不脱产的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63万多农村接生员。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把先前的卫生所发展成卫生院。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我那时在农村插队，以上许多情形是我亲眼所见亲身体会。其中还有很多进步并非数据所能体现，比如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

　　《赤脚医生手册》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皮肤过敏，从心脑血管疾病到癌症；从灭蚊蝇的防病知识到对核武、生化武器攻击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传统的中医中药针灸草药，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赤脚医生手册》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保健问题，比任何一部专家的医学专著都贡献更大。即使在1985年中国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称谓以后，《赤脚医生手册》仍然是中国农村人民的健康指导手册。后来我才知道，几十年间，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并被翻译成五十多种外文在全世界发行。至今，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新中国制订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在这个时期得到充分发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增加到了70岁，其中1960年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增长幅度大大超过所有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新中国的以“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的方式，以“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去专业化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自身主动性能量的方式，打破了国际上一直存在的专业排斥行为，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对西方传统的依靠专家技术和治疗为主的方式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1978年，著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典范。

　　197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卫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决议”。联合国赞同《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健康权是基本人权”。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人不分种族还是贫富，不论其是否纳税，都有获得医疗卫生保健的权利，国家对于公民享有此项基本人权负有责任。

　　新中国在1951年就建立了对国家干部和大中专学生提供的公费医疗制度，由政府承担经费，这部分受益群体在五六十年代约占全国人口的2%。1951年还建立了劳保医疗制度，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经费，为企业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医疗费用，并为职工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费。

　　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

　　中国创新的医疗卫生体系，深刻影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他们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毛主席坚定而刚毅的话语，自信而豪迈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废止后，变成“医疗为主”，此后“医疗”迅速向大城市转移。先前的“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就像一个遥远的神话，今天的农村青年已经难以相信。

　　2003年非典最严峻的时期，我在中宣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到疫区调查采访，后来写出一本书《非典启示录》。正是那次调查，我看到中国所有城市在非典面前都暴露出轻忽公共卫生和偏重医疗的倾向，县乡村曾有的三级防疫网已成瓦解状态，这种瓦解带来的损失，远超非典带来的损失。

　　为什么？当预防为主被忽视，当自负盈亏的市场原则也进入防疫站，当各地防疫站也要靠自己去“创收”来补贴工薪，边远地区就有很多农民没打预防针，甚至在发病致残致死之后，也不知道如果早打一支预防针就可以终生不得此病。

　　我们天天说要重视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在防疫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很多没有惠及那些穷乡僻壤的孩子。传统的传染病在那些“医疗资源薄弱”的地方，在农村孩子和成人身上找到肆虐的场所，这便是不少传染病在一些贫困地区死灰复燃的原因，也是造成大量贫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问题，不是纠正了一个非典的“瞒报”问题，就能解决的。

　　如今，我似乎理解了晚年毛泽东为什么多次泣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对城乡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拉大距离。以1998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是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由此看，农村与城市的医疗卫生差距甚至超过了1964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时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在全球191个国家中，中国卫生部门的总体绩效处于较低水平。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如今，我也更理解了，72岁的毛泽东痛批“老爷卫生部”，是充满强烈感情的严厉批评。

　　2002年，国务院第一次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重申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改进，SARS就来了。

　　2003年非典给了我们严厉的教训。这一年进行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中三分之二是由疾病所致。换言之，只要一个疾病问题，就可以把政府长期致力的“脱贫致富”工作大部分瓦解。国家因此在农村重建医疗保障体系。

　　那年采访，我为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感动。那时，人们对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多么崇敬！可是非典过后不久，就出现了“医患矛盾”，乃至出现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医闹”。这是什么原因？

　　真正的灾难是：医疗市场化是制造“不必要的检验”和“过度医疗”的温床，盈利驱动与专业垄断结合，当一些不必要的检验和治疗手段被视为常规，医生护士患病也不能幸免。

　　近几十年中国医学主要是从美国引进医疗检验设备、药品和配套技术，形成一系列按美国方式来发展医疗的模式。美国模式是医疗器材和药品制造商主导的，科技发明的检验设备不断人为地制造出检查需求，从而制造出巨大的检验市场和不必要的治疗市场。当美国医疗模式统治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医中药屡被贬为不科学遭排斥，难以继承，而且不断丢失了深厚的传统优势，这对中国的损失、对人类的损失都是巨大的。

　　为什么曾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推崇的“中国模式”消失？为什么美国模式能在中国盛行？

　　美国模式，从检验到用药，都是最容易盈利的模式。今日中国医疗方式的主体，是一种被美国医疗模式所绑架的方式，卫生系统官员、专家严重西化的不在少数，不少人在精神上、学术上都无异于美国模式的俘虏。

　　非典后，国家已着力推行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保障制度。虽然这些医疗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但这保障制度是有意义的。然而，只要“医疗产业化”的弊端不除，国家为此拨出的经费都将是“杯水车薪”。这种弊端的存在，不只是脱离群众，是在撕裂红十字精神，撕裂患者和医者原有的亲切关系。靠法律，靠调解，都是有意义的。但最重要的仍然是要找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需要从制度上、思想上、感情上找回同人民群众的亲切关系。

　　在中国，医生自古就受人尊敬。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哪一个不令人缅怀，人们称之苍生大医。我相信，中国医生自古以来广受社会尊敬，一定不是只有这些苍生大医，而是有广大医生群体，继承着中国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伟大传统，才会有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普遍尊敬医生的群体意识。换句话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医患关系，就是亲人关系。

　　这种亲人关系，在非典时期确确实实有过多么美好的呈现。在新冠袭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之时，人们又目睹了医生护士带“阳”救护患者，感动不已。这些动人的事实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医护人员很多很多是优秀的，我们需要分辨的是，有一种被“美国模式”绑架的机制是与“为人民服务”相悖的。当然也有人自甘把灵魂沦为美国模式的“精神殖民地”。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十分怀念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改变祖国贫穷面貌而奉献力量的愿望，曾经激励着在高山、在平原、在大漠、在戈壁，在祖国四面八方的工人、科技人员、教师、医生、记者、文艺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最宝贵的不仅是有雷锋这样的普通一兵，有焦裕禄这样的领导干部，而是百年前“一盘散沙”般的国人变成数亿精神焕发的人民。广大工人爱厂如家，广大农民爱社如家，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各行各业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们实在不是少数。所有这些，点点滴滴至今温暖着我们的记忆。

　　当前，我们在面对新冠袭击的斗争中遇到的困境，也更加使我们怀念毛主席。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主席坚定而刚毅的话语，自信而豪迈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战胜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思想武器。

　　202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