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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走这么难的路?

2023-05-21 15:04:39  来源: 躬行客公众号   作者:带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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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到底该怎么选?

  是选择走起来简单,也更容易实现的路?

  还是选择走极为艰难,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路?

  井冈山时期,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教员的回答是选择走最难的路。

  1

  1929年前后,革命环境极为残酷 ,红四军内部也因此在行动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

  林彪认为,在革命形势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红军应该采取彭老总提出来的流动性游击的政策,而不是辛苦建立政权。

  从正常视角来看,林彪等人的意见是没啥大问题的。

  因为在革命高潮远未到来的时期,费时费力的去建立政权,看起来的确是徒劳的,敌人如此强大,红军的力量却如此单薄,根本没有力量去保护政权。

  敌人来了,坚持不住就得转移,那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丢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也就白费了。

  如果采取流动性的游击政策,打一枪就换个地方,一样可以在政治上影响群众,这样的方式也更安全。

  这个法子还能快速直接扩充红军的实力,而不是非要走赤卫大队、地方红军,再吸纳进红军主力的路子。

  等未来时机成熟了,全国群众都被鼓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再把保留下来的红军力量压上去,就能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

  这个思路看起来更容易执行一点,不需要辛苦地保卫政权,也就不用被敌人围着打了。

  彼时,不仅林彪等人对红军前途感到悲观,就连中央也不太看好红军的前途,在1929年2月写给红四军的信中,中央说: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而损失极大,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路线的指导,终未能建立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低落。”

  “应有计划地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

  部队分散后,朱毛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部队里,因此上面提议让他们回中央工作。

  这封信对教员在井冈山的工作,造成了很大阻碍。

  很多人看到这封信后,都开始动摇了,不想继续留在农村搞武装革命,队伍都不想带了,就更别说去干更艰苦的政权建设工作。

  林彪就经常给教员打报告,申请去上海工作或者去苏联留学。

  2

  彼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农村搞武装割据是没有前途的。

  说好听点,是武装割据,实际上不就是上山当“土匪”吗?

  这是一条没有未来的路。

  但教员并不这么看,他愿意上山当这个“山大王”。

  愿意继续留在艰苦的农村,建设政权,走一条看起来就很难的路。

  因为在教员看来:路没有难易之分,只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

  教员在写给林彪的信中说:“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于中国革命是不适合的。”

  理由是:“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教员的意思是说,采用林彪等人的思路办法,红军的确可以活得更轻松一点,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

  只有走朱毛式、贺龙式等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队伍跟广大农民群众紧密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路子,才是正确的道路:

  “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一连用了三个“必须这样”。

  说明在教员看来,争取群众、建设政权这条路,是当下唯一正确的路,如果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这条路。

  可见教员是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去思考的,而不是从当下的工作难易程度去思考的。

  直接冲着根本问题而去,不管解决问题的过程再难,也要去做,不怕牺牲,不怕劳累,这是教员在思考解决问题时的一大特点。

  我们党内的能人一抓一大把,但要说在关键时刻的重大问题上,谁最能下决心,首推教员。

  不是说有胆子,有勇气,就能下决心,是把一个问题看透了,确认无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后,分析完得失利弊后,决心才能自己浮现出来。

  这个决心才是有力量的,才是持久的,不然那叫盲动。

  换句话说,教员敢于下决心,能下决心,不是他比其他人胆子大,是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得更深刻。

  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制定三线建设战略、发展核武器的决心,都是教员带头下的。

  没有决心,是干不成事的。

  3

  在红军行动问题上,教员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认为走争取群众、建设政权的路子是对的,不是他固执。

  是教员看明白了土地革命的核心所在,看明白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更看明白了白色政权的薄弱点是什么。

  教员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谁把农民争取过来,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社会搞革命,如果不顾及农民的利益,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方面农民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农民帮谁,谁的力量就大。

  另一方面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农村的社会结构是统治政权的基石。

  谁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谁就得到了天下,谁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谁就失去了天下。

  所以得想办法争取群众,而不是简单的宣传。

  农民也不是傻子,不是共产党一站出来,一宣传,农民就跟着你走了,没有那么一回事。

  你能宣传,国民党就不能宣传了?

  红军的宣传机构只能影响少数人口,而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却是国家级的,覆盖的是全中国人口。你写文章厉害,国民党也有自己的笔杆子。

  所以单靠流动性的宣传去影响群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争取农民,把农民纳入自己的组织体系中。

  虽然把农民纳入我们的体系后,这个体系可能会被白军破坏。

  但把农民纳入了自己的政权体系后,就等同于把农民从国民党的政权体系中拉走。

  既达到了壮大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破坏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作用。

  就算政权到时被破坏了,这种对白色政权统治基础的破坏影响也会持续下去。

  换句话说,你想夺取政权,既要把国民党的政权破坏掉,还要拿出自己的政权体系来。

  不然把敌人消灭后,你两手空空,到时拿不出解决方案来,群众是不会跟着你走的。

  李闯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进了京城又如何?最后还不是功亏一篑。

  所以这个决心一定要下。

  建设政权这个事虽然难,可这个事最能打击敌人的统治,是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统治基础,同时还能摸索自己的模式,培养自己的政府人才。

  问题是靠什么才能争取农民呢?

  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靠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靠打土豪分田地。

  但土豪到底怎么打,土地怎么分,都分给谁,分了之后如何生产,农民如何生活,分完地后的社会如何运转,都是问题。

  这些问题靠空想是得不到解决方案的。

  一想都是问题,一做都是答案。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得到一个合适的整套方案来,才能建立一个符合广大群体利益的政权,才能把农民的问题真正解决掉。

  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所以政权是一定要建立的,不管再难都要搞。

  有了政权才能搞这些,才能真正争取群众,才能促进最后的大革命到来。

  不要一干事,就想着会失败,是徒劳的。

  重要的是这个事值不值得干,是不是必须得干。

  如果是,那就下定决心干。

  4

  建设政权必须得走这么难的路,可为什么扩大红军,也要走这么难的路?

  就不能直接扩充红军主力,非要辛苦的一级一级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吗?

  不管是现在建政权,还是未来建政权,都得有军队去保护。

  问题是,历史已经证明,旧军队是无法担任这个任务的,到了革命果实成熟的时候,军队反而会成为野心家摘取果实的工具,成了反革命的工具。

  这样的亏,已经吃过一次了。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头到尾重新塑造一遍红军,组织建立一整套成系统的武装力量体系。

  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将壮大红军与组织群众斗争结合在一起,这样得到的红军,才是可靠的。

  虽然这个过程很艰难,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可一旦成型之后,敌人就很难真正消灭红军。

  因为红军的根系深深扎在人民群众形成的海洋中。

  中国谁的力量最强大?

  是人民群众,而群众中的主要成分是农民。

  彼时,军阀的军队中也有很多农民,可军阀的军队跟群众是脱离的,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

  但教员这套建设武装力量体系的法子,将红军和群众通过层层的武装体系和土地革命,牢牢绑定在一起了。

  帮别人打工,跟给自己打工,完全是两码事。

  这套法子,只能中共用,国民党用不了,因为分出去的可不是小利,而是最核心的土地资源。

  红军虽然很弱小,可红军的背后是群众。

  只要红军跟群众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那红军的力量就是源源不断的。

  人民子弟兵,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深刻内涵的。

  5

  在写党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一件事,教员之所以能带领中共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

  教员不仅懂得力量源自哪里,他还懂得如何把各种力量汇聚到一起。

  省流的说法就是,教员懂得搞力量。

  懂得力量源自哪里,就懂得了如何巩固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就懂得了如何削弱敌人的力量。

  这个世界谁拥有改天换地的力量?

  是人民群众。

  教员一生中反复提到人民群众,反复说群众才是最重要的,反复提醒共产党的官员,要为人民服务。

  他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国民党的高官把群众当成傻子当成欺压对象,教员却把人民群众视作力量之源,这是两种认知,也就决定了两者的结局。

  很多事的核心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大小。

  我比你的力量大,我就赢。

  我比你的力量更持久,我赢的几率就大。

  问题是,得先找到真正的力量在哪里。

  在1929年前后,教员就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所以,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这么难的路,选择辛苦的建设政权,选择走有组织体系的武装割据。

  这种认识超越了时代。

  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教员的选择。

  他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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