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甫一结束，实力强大且有美国撑腰的蒋介石一天都不愿再等，急不可耐要把中共彻底清除，其准备下一场战争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有别于蒋的气势汹汹，解放战争前期的毛泽东避敌锋芒，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在大踏步进退中运动歼敌，为后续战局改观积蓄力量。这既是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导致的必然战法，也是战争智慧、指挥艺术的突出体现。其实早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就曾精辟论述：“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这段融经验和预见于一体的论述在10年后再次被实践印证。
一、战略收缩以避敌锋芒
面对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坚信能够打败蒋介石，“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指挥武装力量进行战略收缩——这是实现力量对比转化的必经阶段，表现在撤出孤悬于敌后的南方根据地，以及因应战局变化放弃、撤离部分城市和地区。
（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经与在渝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并同意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其中，“向北发展”即全部控制热、察两省，力争控制东北。毛泽东一向重视东北的战略地位。早在中共七大期间，他就指出如果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但限于当时条件，中共中央无法向东北派遣更多部队。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万干部和10万部队开赴东北。毛泽东高度关注进军东北并予以指导。他于10月24日电示彭真：“俟大批干部及军队到后，除仍以旧辽宁省及热河为第一位布置力量外，对旧吉黑二省首先是吉林省各重要城市迅速布置相当力量，甚为必要。”25日电示陈毅等人：“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完成，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至11月底，进军东北工作完成，部队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毛泽东于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一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向南防御”即收缩战线，撤出散布在敌后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含豫北）8个解放区。这是中共同国民党和谈的让步条件，既表示和平诚意，政治上争取了主动，军事上亦可避免被敌各个击破。
（二）胜利撤退和失败占领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撤离或放弃只是暂时。
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3月下旬，国民党新1军、71军向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后，于4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此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停战，毛泽东于26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7～30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抵达四平前线，东北民主联军难以抵挡猛烈攻势，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5月18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离四平。毛泽东于19日复电：“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四平虽失，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与四平保卫战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损失并争取到宝贵的休整时间有重要关系。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9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绥野战军攻取大同失利。大同撤围后，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处于国民党军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16日、1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于18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参加张家口保卫战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绥野战军在毛泽东指示下，正面抗击与阻援相结合，予敌重大杀伤，其后守城部队于10月11日撤离张家口。
苏北、鲁南地区也有部分城市被攻占或主动放弃。1946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以第7军、整编74师及整编28师进攻苏皖解放区首府、华中军区驻地淮阴，华中野战军主力奉命北上，计划与山东野战军配合歼灭进攻淮阴之敌。国民党军乘我军调整部署之际，于19日占领淮阴。毛泽东并未因淮阴被占而焦虑，反而指导部队抓住歼灭分散之敌的战机。他于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一、六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期间，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于1月31日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等人，指示其诱敌深入打歼灭战，并指出“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2月4日再次致电：“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10日，华野主力兼程北上；15日，国民党军占领临沂，误判华野“伤亡惨重，不堪再战”；18日，华野完成对莱芜城的包围，20日发起攻击，至23日全歼敌人。此役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重创敌人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敌南北夹击我军，逼迫我军在不利条件下与其决战的计划。
在中共的弃城行动中，放弃“赤都”延安可谓最引人瞩目。胡宗南发起进攻前，其底牌已被毛泽东摸清。胡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于1947年3月3日夜将胡的作战计划告知中共地下党员王石坚，由王石坚通过无线电发往延安。毛泽东于6日以军委名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通报了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并指出：“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判断系因山东及冀鲁豫两区失败，薛岳去职，顾祝同调徐，胡宗南实际上主持郑州军事，急欲抽兵进攻豫北，故先给延安一个打击。”面对陕北地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局面，毛泽东作出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驻延安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疏散的决定。据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毛泽东认为放弃延安一方面可以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把包袱甩给蒋介石，解放军即可更主动、更灵活地作战。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13日，胡宗南指挥地面部队发起进攻，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不说何时撤离延安。16日，毛以军委主席名义给陕甘宁边区各兵团发布保卫延安的命令，指示尽量迟滞、消耗敌人。18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疏散完毕，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窑洞里同王震讨论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直至黄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命阻击部队撤出阵地，并叮嘱“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这才依依不舍告别延安。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已决定和陕北老百姓在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撤离延安后的29～30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
二、大踏步进退机动歼敌
毛泽东在战争前期“蓄力”的重要体现是在大踏步进退中歼敌，消灭敌人就是壮大自己。早在抗战期间的《论持久战》中他就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形势变化，人民军队快速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大量歼敌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实行积极防御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解放战争的战略过渡阶段，通过上党战役等5次战役共歼敌近13万人；在为期1年的战略防御阶段，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112万人，基本扭转被动局面。
（一）坚决自卫，敢打必胜
全面内战爆发前，面对国民党军挑衅，毛泽东在给各大战略区的指示中，一再强调应对国民党军进攻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解放区军民根据毛泽东指示，为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对进犯之敌进行了坚决回击。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上党战役，歼灭侵入山西长治地区的阎锡山部3.5万余人，此次战役给敢于进犯解放区之敌以迎头痛击，鼓舞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此外，毛泽东精心组织了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等战役，推迟了国民党军进占华北、华东的计划，充分证明了解放区军民有能力战胜来犯之敌。正如毛泽东后来对上党战役所评价的：“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以很大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二）慎重初战，内线制胜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的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毛泽东以审慎态度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作战计划。其中，原定南线作战计划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三路大军出击津浦路。该计划拟定后不久，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发来的情报及粟裕、谭震林等高级将领的建议调整南线作战部署，指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根据调整后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淮北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歼敌6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北线的原定作战计划是夺取“三路四城”，即以晋察冀野战军和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但随着1946年8～9月解放军攻取大同失利、集宁失守，毛泽东在总结教训后改变了“三路四城”计划，认为应该“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南北两线初期作战实践使毛泽东对作战指挥的认识有了发展变化，主要是：推迟外线出击时间，在内线不断歼灭敌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差距。
◆1946年，毛泽东接见经过长途跋涉、从中原突围后胜利返回延安的359旅领导干部。
（三）诱敌深入，持重待机
沉稳、持重是毛泽东指挥风格的重要特点，他善于利用对手轻敌冒进的心理创造、捕捉战机。在毛泽东发给前线将领的作战文电中不乏见“诱敌深入”“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忍耐待机”“待敌分散疲惫之时”“不要性急”等指示，表明他对敌出现失误和漏洞不但有耐心，而且有信心。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期间，毛泽东致电刘邓“蒋介石迫令刘峙冒险前进正是我歼敌良机”。骄横急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成为计划被诱歼的首要目标，该师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以运动防御方式诱至定陶以西预定战场，其与整编第47师的联系被割断。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左、右两个攻击集团将该师包围，经激战后全歼，师长赵锡田被活捉。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发起前，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粟裕“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陈粟根据指示将华野主力后撤，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被迫后退”，第1兵团不待第2、3兵团统一行动即发起进攻，其整编第74师自恃美械装备、战斗力强，轻敌冒进态势尤为突出。陈粟抓住战机迅速割裂该师与友邻联系并将其包围于蒙阴县孟良崮地区，在攻击部队和阻援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全歼该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
以运动战为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自1945年10月起，毛泽东发往前线的作战文电中“歼灭”字眼可谓比比皆是，体现出他对通过大量歼敌实现强弱转化的极度重视和期盼。在1946年9月16日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阐述：“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且，毛泽东主张尽量打歼灭战，“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1946年7～8月的苏中战役，战前解放军总兵力仅相当于国民党军的四分之一，但每次战斗都能集中3～5倍于敌的兵力，达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共歼敌5.3万余人。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是一次典型的运动战战役。华东野战军寻歼南线敌人未果，而北线敌人呈现孤军冒进态势，遂遵照军委、毛泽东指示果断放弃临沂北上机动至莱芜地区对敌形成合围，以一座空城换取歼敌一个指挥部、两个军7个师共5.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五）“蘑菇”战术，疲弊敌人
毛泽东于1947年3月放弃延安后，指挥西北野战军充分利用陕北良好地形和群众条件，发挥隐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与强敌周旋，以少部兵力调动敌人，捕捉到战机后集中主力打击孤立与分散之敌。他在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胡宗南部10余万大军被“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苦不堪言，却始终找不到解放军主力，反而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遭打击，损兵折将1.4万余人。1959年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不得不承认：“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陕北三战三捷拖住了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策应了其他战场作战，为西北战场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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