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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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多年以后，在陕北窑洞，面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提问，毛泽东这样回忆道。

　　1920年夏。

　　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2年了，和多数同学不一样，他没有选择升学留洋，也没有找份安稳的工作做着，而是漂来漂去，漂泊不定。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北漂，变成了一个沪漂。

　　从北走到南，单字一个“漂”。

　　去北京时，他曾在北大做过一段时间图书馆助理员，虽被人瞧不起，但也认识了许多牛人大咖，涨了见识，谈起了恋爱，和好友远足旅行，还经历了五四运动，回湖南办了份火爆全国的《湘江评论》“现象级自媒体”，被军阀“封号”后，又成功组织了驱张运动……

　　经历有些波折，不过，总体看起来丰富多彩、成绩斐然。

　　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他的内心，种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但，毛泽东那时的生活，似乎并未见什么起色，他的手头常常拮据，囊中羞涩。和现在去大城市打拼的没什么背景的年轻人，颇为类似。

　　漂泊，似乎是那时一无所有的他，在大城市唯一的生存方式。

　　1920年，为了找机会同陈独秀先生探讨自己逐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决心去上海，这座被称为“十里洋场”的繁华都市。

　　北京和上海都是大城市，如果说在北京，还有恩师杨昌济帮衬，那么到了上海的毛泽东，可真就是举目无亲，难上加难了。

　　真可谓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更何况，为了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毛泽东甚至还卖掉了过冬的外衣，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他影响之大，非常人所能为也。

　　在上海，他见到了陈独秀，问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问题，得到了相应的解答，获益匪浅。

　　如果说见大牛咨询问题是“月亮”，那现实的生活便是“六便士”。

　　“月亮”很美好，但“六便士”同样重要。

　　那段时间，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毛泽东不得不干起了零工。

　　他为富人阔佬们洗衣服、熨衣服、送衣服，一条龙服务包圆了，可能比现在的外卖快递小哥还辛苦。

　　更糟的是，这种辛苦并不能兑现成等值的回报。

　　他虽一月能赚12到15元，但有8块钱要被消耗在送衣服的车费上，实际到手也就4到7块钱，老板不会给一点补贴。

　　被买办剥削的生活着实是难受且不爽的，这段被社会毒打的经历，让毛泽东更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值所在、以及“无产者”到底意味着什么。

　　得了空，毛泽东来到上海的码头边，送别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

　　这些学生，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黄浦江上，响起轮船深沉的鸣笛，夹杂着过往人群的交谈呼喊，码头工人搬运货物时产生的撞击声，都融化在江面升起的模糊的雾气之中。

　　开船前，毛泽东召集这帮会员，在码头附近开了个临时会议，统一了共识，并提出了一个看似朴素，实则振聋发聩的口号，与大家共勉：

　　改造中国与世界。

　　2

　　毛泽东所发出的这个口号，其实反映了他内心做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当然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不仅说到，更要做到。

　　为此，他自求学时起，便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试错。

　　从温和的改良派到奋进的革命派，看似只是简单换了一条路子，这其中要经过多少实践挫败、思维激荡，难以想象。

　　面对这样的转变，一般人可能就选择放弃了。

　　虽然他们可能也对现实不满，但顶多也就是抱怨两句，虽置身事内，却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视角看着周遭的一切，不从自身做起，不想想基于自己现有的能力，能改变些什么，不能改变些什么，然后，就这样被大时代裹挟向前，蹉跎一生。

　　但毛泽东不是，他不仅胸有大志，更要将这大志，努力转换到现实中。

　　1920年的那个夏天，在见过陈独秀，解答了心中的一些疑惑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了。

　　回到长沙后，他联系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潮宗街组建了长沙文化书社，开起了书店，并恢复了直接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

　　毛泽东是书社的“特别交涉员”，负责外联宣传工作，推广书社上新的书籍，从现在的角度看，他算是一位新媒体编辑，兼运营兼营销策划。

　　他主推的书目，主要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俄国十月革命理论的书籍、《新青年》、《新生活》、《劳动界》等进步杂志为主，效果还不错。书社生意兴隆，一度还在其他城镇开了7家分店。

　　工作虽然繁重，但却是毛泽东所认同且喜欢的，比起在上海打零工的日子要好太多了，他痛并快乐着、累并收获着。

　　当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

　　类似咱们现在利用互联网组建一个某正式社群的筹备组。

　　当时的计划是，“预备在1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

　　陈独秀十分欣赏毛泽东的才干，他写信给毛泽东，让其发动湖南中共小组，算是湖南地区的负责人。

　　毛泽东没让陈独秀失望。

　　经过紧张筹备，慎重物色，他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正式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彼时，是1920年11月。

　　有些朋友觉得，毛主席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时入的党，但毛主席却给自己入党时间填的是1920年，就是出于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缘故。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陆续建立起来。

　　建党事宜，开始提升日程。

　　1921年，又是一个夏天。

　　前一年的毛泽东，此时正在上海，做着洗衣送衣的活儿，而今，他则乘船再度来沪，不必再为日常生活开支太过焦虑，为的是参与一次会议。

　　这便是中共一大。

　　当年6月29日，下午6点左右，长沙小西门码头。

　　毛泽东与友人何叔衡，乘着暮色，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轮。

　　或许，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次会议之后，仅仅过了28年，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完全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冉冉升起。

　　这也正常，谁也不是神仙，能确切知道未来事物发展的走向。

　　但毛泽东心中有一个大概估计，他曾对萧子升说，假如我们努力奋斗，有三五十年，中国革命便可取得胜利。

　　当然，这样的估计，在当时，也没什么人会重视。

　　毕竟，现实是残酷的，有多少人愿意且敢于去思考笃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一个没啥背景资源的后辈的“呓语”？

　　当毛泽东等人到达上海时，已经是7月初了。

　　会议时间，定在1921年7月中旬。

　　会议地址原设在博文女校，为保险起见，改在了望志路的一栋灰红砖块相间的花园住宅里。

　　这是与会代表哥哥的府邸。

　　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了13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他们是：

　　李达、李汉俊（上海）

　　张国焘、刘仁静（北京）

　　毛泽东、何叔衡（长沙）

　　董必武、陈潭秋（武汉）

　　王尽美、邓恩铭（济南）

　　陈公博、包惠僧（广州）

　　周佛海（日本）

　　除此之外，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

　　与会的代表大都年轻，出身几乎都比毛泽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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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略是毛泽东给当时代表们，留下的最初印象。

　　会议一开始，进行得相对顺利。

　　中途遭遇密探的闯入，为了保险起见，余下的会议，改在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

　　前前后后，整个会议开了一周左右。

　　考虑到当时党员较少，地方组织不很健全，中共大一只组建了三人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正式诞生。

　　毛泽东呢？

　　他虽然参加了此次会议，但并非重要人物，会议上鲜有发言，也并未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

　　我们对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和评价，并不是看一时，而是纵观一生，综合评价。

　　金一南教授曾做过一个统计：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龄27岁，都是青年人。

　　这些人里面，1人脱党，1人被开除，3人叛党，2人投靠了日本人，也就是说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弃。

　　除开牺牲的几个人，真正坚持到底的不过两三个人。

　　而毛泽东正是其中之一。”

　　起点低怎么了？

　　背景弱怎么了？

　　资源少怎么了？

　　如果既有的现实不能立刻改变，那就选择承认。

　　但承认不是认命，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客观现实的理性态度。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和持续性的躺平摆烂，没有任何正向的意义。

　　社会依旧运转，你却离自我的真正蜕变越来越远。

　　长期来看，我认为，一个人只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要不断积极努力奋斗，不断适应新的发展情况，那么，这个人，大概率会迈上新的人生台阶，达到新的人生高度。

　　既能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志同道合之人，创造更大的价值。

　　听起来似乎很鸡汤，但现实的人生突围逻辑，可能大略就是如此，没那么复杂。

　　我们有毛主席作为榜样指路，何愁找不到自发的行动契机和无穷的精神源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