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在主持一线具体经济工作？
如毛主席自己在筹备八大的时候所说，他此时已经退居二线。1956年中共八大后，形成了党主席和总书记的二元领导体制。总书记负责执行具体的事务工作。在中共八大筹备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当时毛主席有更重要战略任务。
在东南部——当时美国和蒋介石在挑拨第二次台海危机，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炮击金门，并积极呼吁和平、统一。毛主席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清楚反映了当时紧张的形势：“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
在西南部——平定西藏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印度勾结下的叛乱和解放西藏农奴也在紧张进行。毛主席在《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明确说：“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在西部——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包围，对亚非大量国家的大访问也在持续准备之中。之后的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关于团结非洲大多数国家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战略大规模实践，在此之前不可能没有准备。1963年，毛主席在《所有非洲国家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对非洲人民说：“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两亿吧!还有拉丁美洲两亿人口、亚洲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
在北部——中苏关系极度紧张逐渐脱钩。苏联欲组建“联合舰队”、逐渐殖民侵略中国的阴谋破产之后，逐渐和中国脱钩。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所以，后来在庐山，彭德怀确实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当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预防苏联渗透，有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有历史必然性。据王光美回忆：“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
1963年毛主席的回忆证明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在《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毛主席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
四面八方、东西南北，军事战略事务、国际事务极度复杂紧张，毛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军事战略和国际问题，而一线经济工作只能交给其他一线同志。
可见，当时毛主席这样分一线二线，是紧张的国际环境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并非“失误”。
结合中苏关系、紧张的国际局势，我们是不是对这段历史看法比较清晰了？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初，反对官僚化和调动群众积极性，是完全必要的
1956年三大改造以后，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摆脱苏联僵化的官僚等级模式。毛主席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实际上是在突破苏联的官僚化单纯行政命令的经济管理模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破除迷信。僵化教条的苏联模式也确实导致大量项目没有抓紧搞起来，确实给当时群众泼了冷水，所以要破除迷信。
1958年成都会议，毛主席说：“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 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是察觉最早的。”（《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薄一波，1993年12月26日）
突破苏联的官僚化经济管理模式是贯穿于1956年三大改造以来始终的问题。毛主席当时的探索，本质上也是和苏联的官僚行政命令经济管理模式的针锋相对，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斗争。1958年，毛主席多次谈到破除迷信的问题，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也是尊重了当时群众的建设热情、想调动群众热情和自信心的。非常重要的真相是:当时群众自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参与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积极性，已经极其明显了。这时，毛主席主要是顺势而行,尊重、鼓励群众——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当时群众自发的建设热情很高，是应该鼓励支持的。毛主席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人民都振奋起来了,我们要适应这种情况,我相信也能够适应这种情况。人是在环境中生活的,现在这个环境很有利于我们进步。”
当时积极尊重群众自发的建设热情、调动群众积极性，和毛主席打击官僚主义、打击等级秩序的战略，有很大关系。毛主席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 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 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主席认为，我们有必要“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这在当时，对于打破苏联僵化的等级制度、尊重群众热情、调动群众积极性、树立无产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毛主席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毛主席还有说：“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可见他的理智。
调动群众积极性、破除迷信，也是毛主席打击官僚主义、打击官僚阶层中的特权精神的重要方法。
毛主席说：“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说：“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在建设中发动群众、尊重群众、调动群众热情，是有利于整官气的。
三、冷静、理智、务实——1958至1961年真实的毛泽东
早在1958年3月9日-26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在听取各省市的发展计划汇报时，他就发现并批评了“虚报、浮夸”、“假高产、假跃进”等脱离实际的问题，强调加速经济建设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他在3月20日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中提出：“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要务实，要有措施”，“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毛主席的警卫员刘继春说：“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我可以这样讲，毛泽东在全国没有种过一个试验田，而且主席多次讲：‘我是农民，知道这地能产多少斤，你们说的这些，我根本不信。’”。
“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5页)。
1958年4月9日，毛主席在听取省市的汇报时指出，要反对“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主席说：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让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负责人会议，讨论工业问题。毛主席提出：“现在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有无可能?能不能超过?我们暂不提超美国，要苏联提，我们只提超英国，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帐，是内部问题”。而且毛主席提出的这个超英仅仅是在钢产量方面的，我们后来到七十年代钢产量确实超过英国了。
1958年6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听取钢铁方面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一个一个点名问话，指示陈云继续摸底务必把指标搞扎实。在一向以谨慎著称的陈云认为指标可行时才默许。在执行时，退居二线的毛主席最早发现了不足、发现了指标过高并最早纠正,甚至做自我批评。
对于已达到亩产万斤、十万斤，毛主席一开始就坚决不信。1958年8月10日,毛主席在天津考察时,严厉批评了亩产十万斤的鼓吹者。毛主席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毛主席专门批评“取消家庭生活”。1958年10月，毛主席让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调查人民公社现状,听了汇报,毛主席严厉提到:那种拆散家庭搞“集宿”不是给反动派帮了污蔑我们的忙了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反抗。共产党不仅禁止拆散家庭,而要保护各家庭!
毛主席严厉批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河南的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十年建成共产主义，中央的两名领导提出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这些都让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忍无可忍。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头脑发热的吴芝圃，并坚决反对另外两位工作人员的“穷过渡”。
(详情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哪两位同志提的“穷过渡”写的清清楚楚。我只能在这里说，这个不是毛主席提出的。)
一线工作者在经济工作上具体的问题，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已经讲清楚了，那时没人来和毛主席一起纠“左”，毛主席当时孤军奋战。
毛主席坚决强调：“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
（1）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毛主席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从1958年10月中旬起，他赴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并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在毛泽东努力下，会议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等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明确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七千四百亿斤。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青静一点!”
毛主席专门批评“取消商品生产”。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说: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
（2）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标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
毛主席指出当时的一些典型乱象：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造假。毛主席在会上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在武昌会议，毛主席提到:我不相信那个9000亿(粮产)，钢3000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毛主席说：“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3）为了加快纠“左”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
毛主席和极“左”的一线经济负责者们针锋相对。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讲:“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4）紧接着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都重点谈了人民公社和批判“共产风”的问题。通过这两次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为了把这些会议精神贯彻到农村基层，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影响农业的几个关键问题。
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封信写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心声，获得他们的热烈拥护。
在随后的五六月间，党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农村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这样，经过近九个月纠“左”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庐山会议之前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毛泽东就细致指出，甚至严厉指出“左”倾错误的各种危害，批评了一线领导同志的一系列浮夸风和高指标等等方面失误。
看看《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在1958——1959年，至少有十一篇纠“左”的文章，但是其他主要领导人——周刘陈邓的文集，在这一时期都没有收录纠“左”相关文章。
四、1959年，庐山
庐山会议前期在毛主席鼓励下，一线同志们都各自做了自我批评。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毛泽东并没有追究一线领导同志的责任，并将责任归于退居二线的自己。
同时，庐山会议的18个问题”讲话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毛泽东同志都细致、全面将问题批判的一清二楚了。
彭德怀的信没有首次反映错误，所以并不是首次挑战权威。而且，彭德怀同志的信针对的并不是极力纠正错误而且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同志，而是针对的当时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一线同志。那么，为什么庐山会议变成了一场遗憾呢？
据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回忆说：
“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85页、186页）
在信中，彭德怀也提到：“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彭德怀同志这封信虽然写了“不求追究个人责任”，但是把毛主席已经提出过了的、已经要纠正的问题再重提一遍，对已经做了自我批评的一线领导者还要继续抓着不放、要他们继续反省，这确实也不利于内部团结。毛主席也并不想继续把矛盾扩大化，可是有的其他人容不下彭德怀对他们的继续批评，非要拉着毛主席“继续开会”。虽然，毛主席连续召开五次会议严厉纠“左”，彭德怀在毛主席批判一线实际领导者差不多了，又想“扩大成果”，初衷也是对毛主席五次会议讲话的支持。但是对已经受了教育的一线工作者继续批评，确实是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为了内部团结、为了一线经济工作实际领导者们，毛主席只能同意继续同意开会。据毛主席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在毛主席的极力保护下，彭德怀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委员的职位。彭德怀做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对他的批评：“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积极表示“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毛主席对彭德怀的一些不妥当的做法做了批评，而保护彭德怀也是极其积极的。
毛主席在《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热情地说：“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同时，毛主席还无微不至、极其关系彭德怀的身体情况，在《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毛主席提到：“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而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仍然肯定彭德怀同志的功绩，没对他有什么偏见。
笔者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想了解庐山会议的详细情况，可以复制网址，阅读这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公众号的党史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hzi6-mByLp_twlVc5znMvA
五、1958——1961的成就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数据，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1958—1960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1949年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
到1972年，中国生产了2338万吨钢，而英国那一年只生产了2232万吨钢，中国确实用15年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赶上了英国。当然，钢铁产品的质量，还是在追赶中。毛主席很清楚这一点，他在1961年1月1日说：“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15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重要资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1958—1961年，“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中国8万多水库，绝大多数是在1958年以来建成的。”
特别突出的还有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工业性油流后，党中央于1960年在国民经济困难之时决定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三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1958年——1961年重大成就年表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3·11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3·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4·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6·1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7·17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9·14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11·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1·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1·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12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0年1月22日，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六、1958——1961年“过苦日子”的真实原因
①1959 年以后，苏联大规模撤资——偿还国债和维持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的需要。
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包围，国际形势极度紧张，时刻有大规模战争风险。苏联撤资导致城市重工业的现代化建设极其缺乏资金，也导致城市出现大量无法参与工业就业的剩余劳动力，为了继续维持工业化，以及彻底还清对于苏联的债务，当时加大了对农业物力财力积累量的提取。
为了集中提取，强化了集体合作程度。之后产生的一些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带来的人口生活问题，主要是维持工业化发展和偿还债务需要的大量农业物力财力积累提取带来的消费供给不足。而这种积累在当时内部工业发展和国防发展应对紧张外部环境、彻底还清债务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
②国际环境极其紧张，毛主席退居二线，一线实际经济工作领导者存在“左”的问题。
在前文，我们已知以下内容。
在北部——中苏关系极度紧张逐渐脱钩。
在西部——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对亚非大量国家的大访问也在持续准备之中。之后的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关于团结非洲大多数国家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战略大规模实践，在此之前不可能没有准备。
在西南部——平定西藏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印度勾结下的叛乱和解放西藏农奴也在紧张进行。
在东南部——当时美国和蒋介石在挑拨第二次台海危机，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炮击金门，并积极呼吁和平和统一。
东西南北，事务太多，国际形势相当紧张。为了集中解决各种极其复杂危险的国际问题，1956年八大，毛主席退居二线，但是一线的经济工作主要领导者们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长期保持冷静、理智、务实的毛主席挤出处理国际战略事务的宝贵时间，严厉批判一线执行者的“左”的错误，并写了好多篇党内通信，号召全国人民冷静起来。为了纠正一线领导者的错误，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极其重视总结经验教训，距离调查研究不久，之后的1962年就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主席为了内部团结和一线领导者的声誉，自己主动替他们承担了责任。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历史的风一定会吹走也正在吹走毛主席身上所有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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