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或者所谓的公知，没有通读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四卷本的《全球近现代史》，则其可能不是简单地可以被认为知识武装已经是过时了，而是可以大体上可以被叫做一介“史盲”（同文盲相对应）。而如果一个通读此作的人，不对作者的博学和一系列石破天惊的判断，甚至诸多惊天的预言，留下深刻的印象，则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作是白读了。这位被称之为左派学者，共产党人的犹太籍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家，因其共产党人和左派学者的身份和声誉，在教职或者职业生涯上，可谓历经坎坷和艰难，由此人们不难看出西方政治与文化宣传，在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法权与专政上是何等的虚伪与无情。由此，人们也似乎不应怀疑霍布斯鲍姆之立场真实、情感真实和信仰真实。
然而，你只要是一位真正科学的而非浪得虚名，是位严肃认真和彻底而非半调子的学问家，那你就自然会发现，书中无论是对西方黄金时代，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的物质丰裕、社会效率与公正，对无论是国家与世界革命以及历史与现实走势的整体把握，还是对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乃至于中国和其他转型经济的发展变化等等大事变，都充满了资产阶级，甚至庸俗资产阶级学者的情调、认知和判断，表现出对宏大叙事、长时段和马列主义经典理式，甚至像布罗代尔、弗兰克这类金融帝国主义和白银资本世界经济长周期，哪怕是美国的威尔˙杜兰的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大历史洞见的极度‘无知’，也可能主要是根源于历史局限和智识偏见。
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思当年评价小穆勒的话来说，当代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堕落与悲哀，往往集中地表现在所谓有教养阶级的‘智者圣徒’已经远远无法推出自己阵营里能够显示出人类知识与智慧之巍巍昆仑那般的世间高峰，相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个的小山包疑惑是小土丘。这样的世界知识景观在有关贫困化领域则更能得到明显的反映。
一、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及其贫困化一般
任何一位少有马克思学说与理论基本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任何一位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性人，都不会把帝国主义时代的制度贿赂现象，亦即从全球殖民主义体系中所获得的巨大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进而造成工人贵族现象出现，视作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变化的根本性改变之依据。同样，任何一位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当代理性人士，在两大阵营、冷战压力和大萧条-大危机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崩溃下的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经济学革命，和现代一切宏观经济调节与干预之下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熟视无睹，就不配被称作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
然而，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过时了吗？相对贫困化是会愈演愈烈还是早已不复存在？经济还存在不存在周期性大震荡？商业周期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了吗？绝对贫困化不会再度发生了吗？绝对贫困仅仅是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所造成吗？或者为历史遗留下的个别问题？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问题，靠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靠类似罗斯福新政以降所谓的社会化运动和解决方式，靠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保底和兜底工程，就能够根除或者哪怕是得以缓解吗？
当代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这样三大国家级的文明方式与国家梦想：一为中国梦及其东亚和亚洲圈的历史复兴和现代-超现代化之路；二为美国梦为标志的和美利坚作为自由世界盟主的美式作为，其现代化-后现代化西方文明从崛起到维系至今与未来可能崩溃，或者即将步上美国化的后现代化道路：三为以欧洲梦为标志的西方文明的变形体，特别是大恐慌-大危机，尤其是来自两次世界大战深重灾难历史记忆所导致，和从中带来的深刻的历史觉醒后的西方文明变形态及其道路。
令人恐怖的基尼系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当代世界财富的深度两极化运动。美国和中国高达.47左右的基尼系数，根本无法反映出1%或更甚的0.1-2-3%的最顶级的财富占有者，同99.987%绝对大众（更重要的是这其中的10%，5%，1%
中的）那种极端尖锐的对立和天堂与地狱般相互之间的巨大差别。
然而，问题的致命点还远远不在这里。这是因为最重要的贫困化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化下，那些已经被彻底抛弃和边缘化的大约依然食不果腹的最为悲惨的世界边缘人群的大规模的存在。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特别是资本全球化下的一代和数代牺牲品，是现代资本主义高度‘繁荣’下的绝对过剩人口，和资本国际化二八黄金定律所强烈排斥的对象；第二全球庞大中产阶级其财富、精神、文化、教育上的资源空间、禀赋拥有、财富占位，以及获取效率上的日趋相对贫困化，特别是他们其实作为终生之财富、金钱尤其是精神和欲望乃至时髦与虚荣的奴隶这样尴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份，显示出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社会化和时代性的大贫困，这或许才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最为深层的理论暗含和意蕴。毫无疑问他们是国际资本和垄断寡头最直接和最大的剥削和压榨对象，其中的上层又是被统治阶级以效率工资、投资自由和一切激励兼容手段上的拉拢对象，借以用来分化瓦解绝大多数的中产和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劳动作业群体；第三按照阿马迪亚˙森的创造，能力贫困、知识贫困等方面的问题比上述的贫困化更加复杂，其中更为要紧的是异化、物化人生和严格的奴隶般地服从旧有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精神贫困、智趣乏味、价值迷乱与心灵无聊，并由此带来并不断动态生成和强化的既表现为先天又与后天紧密相连的自由无能、任性无望、发展无力，这样一种在现实与未来之毫无希望状态和永久悲惨的小人物悲摧地位与身份，恰恰是这些方面才体现为我们时代与社会的后恩格尔系数的深度贫困化。
所谓内卷的英文为Involution（应译作钝化或者堕化，借以表现原地打转，失去发展空间，消耗性原地踏步甚至内斗性自相残杀）其是一种社会学上的新的术语或新的名字创造，同进化一语形成一种对应。进化的英文是Evolution，其本身并不一定代表着直线式的进步和发展，它并非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解读的那样，为所谓的优胜劣汰状态，也并非遵循目的论的创世论说的高贵与等级主导，甚至主宰，但毕竟包含着变迁与发展，从而既使是随机性的，也总体上会演化出结构秩序和复杂性阶梯上的不断上升，并显示出富有吸引力的未来希望。而内卷却意味着无发展的增长，是原地踏步之无味挣扎，是无希望的本态折磨和无希望的终极宣判。
面对着高不可攀的房价，面对着一极是火焰，一极是冰川的绝望，面对着精英、权贵、新富（暴发户）、豪门望族的赢者通吃，青年人不愿被割韭菜，选择躺平，选择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主义，选择世界大同，选择人类平等，哪怕就是要重新拾起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诉求，表现出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相对与绝对贫困的时代精神困惑与内心矛盾。
贫困化理论的最关节点在于：第一由其中的化字所暗示出来的动态性发展趋势，特别是弱化与好转这样的趋势性逆转；第二相对性的历史、自然、社会的综合性比较。马克思对此的最为直观和形象的比喻是‘高楼大厦与茅草屋’间的鲜明对照。而当代的物像差别则是喷气式飞机、太空遨游、精英权力统治、新型贵族化的特权，同贫民百姓、一般大众的温饱与小康的所谓物化、异化人生的对照；第三全球十亿计的资本排斥的过剩人口的悲惨和绝望。
二、富贵与贫穷的大历史循环
有一种颇为煽情的但确大谬不然的说法是：‘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这那里仅仅是绝对的历史无知，简直是丧心病狂地歪曲和篡改历史：不但把中国几千年的领先于世的历史辉煌彻底埋葬掉，从而成为最为可怕的历史全景式的超级虚无主义之源，而且其所否定和阉割的尤其是近代的革命，由此也就把整个的中华史和世界文明史完全颠倒了。新中国近现代的相对贫穷是闭关锁国造成的吗？计划经济时代的相对匮乏经济和不富有，能等同于贫困化吗？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基础上的扶贫活动，究竟应当如何对其进行科学评估（其价值和作用），并对其的终极指向，可以有何种期待，可能的更加优化的制度、文化、社会体制战略与政策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马克思认定，哲学是一个时代的思维和精神的精华与巅峰。一个没有哲学高度和理论思维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民族。一个沉醉于低阶、无聊的小资产阶级的苟安富足之逸乐，尽享着无知者无畏的大资产阶级暴富梦幻安眠曲的时代，是注定会由于无知者无畏而被历史所最终淘汰掉的。
短缺经济（或匮乏经济）、票证制度、大锅饭与平均主义、铁饭碗与养懒汉、长官意志与拍脑袋决策、特供与鞭打快牛、软预算与内部人缺失，甚至于共同贫穷与全民所有等于无人所有，更不要说不尊重经济规律，头脑发热拍脑袋决策，资源配置低效与错位，政府行为倒错、核算因价格机制不存在而不可能，价格机制因全民与集体的所有制而无交换与竞争压力为不必要与没有可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顶顶大帽子，一张张脸谱，一个个伪命题，一道道紧箍咒，迎面而来，再伙同赫鲁晓夫以降的有关个人崇拜、专制暴君与体制、极权主义等指责与谩骂，配之以柏林墙倒塌，和为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等国与地区集中代表的‘橱窗国家与地区’的宣传效应，在苏东波后，以转型经济、新制度经济学、宪政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流派的大联盟，整个地使全球恶浪滔天，黑云压城，大有一举摧毁社会主义，彻底剿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一世之势。
三、新中国伊始挖断苦根和美国的丰裕社会能是一回事吗？有可比性吗？其中的孰是孰非又该如何判定？
历史有偶然性，但历史发展更有意志、决定倾向和自己的品格。历史无疑有曲折迂回，会陷入‘去乱世’，进入‘升平世’，并走向‘太平世’的不断反复，但历史长河的大势所趋，毕竟是以偶然性来体现自己的必然性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有鉴于美国医疗药物已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了，这个国家当时2.1的亿人口得到32.2万医生的医疗服务，7千家医院配着150万张以上的病床。由于药品和疫苗容易获得，营养与卫生不断改进，美国人平均寿命大为增长，1900年为47岁，1973年为71.3岁——世界上最高的数字之一”（ 孙云畴、王岱、傅家欣、曹德谦等编著，《美国史话》，下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人均预期寿命是个绝对的硬指标。其是一个社会制度、文化、经济、政治之综合效能，和社会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其同身高增长、体质与素质等相合，最能构成一种文明、文化、制度、社会的综合景象、治乱态势和社会生态好坏。而跨国、跨文化、跨时代的国际比较研究，有时能极其鲜明和准确地反映出社会历史的真实状况。
看看上述美国，从1900年，且大略上已成世界第一强国，在工业和社会经济实力，人口与地域规模，社会治理状况，已经大体上超越和取代了所谓日不落大英帝国之时，在长达73年的长时段里可谓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头号强国，一路高歌猛进，又在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中，几乎全然是坐山观虎斗，置身世（事）外，本土未受到战略性打击和侵害，哪怕是战术上的攻击，仅仅在二战的珍珠港事件中，海军遭受了日军重创，完全是以所谓民主国家军火商的大老板，来坐收渔翁之利，赚得可谓是钵满盆满，却在长达73年的大繁荣、大胜出、大辉煌的历史时段里，仅仅使得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24.3岁。反观新中国的历史脚步和跨越性发展下的人世间奇迹，从4亿5千万（又有说5亿4千万人口。但此说并无确切科学依据）的人均寿命35岁，经过短短的28年，一跃上升到人均预期寿命69岁之多，足足增长了33岁之多。
而历史的真实和更加全景态可比性情形和状况却是更加惊人的鲜明对照：美国内战大体上被确定为世界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热兵器的现代化战争。战争死亡总数62万人。在四年内战后，美国就在已经相对良好的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基础之上，开始了美式产业化、现代化的全面崛起和走向世界头号强国的历史跃进。按照合理的人文历史趋势推定，美国在内战之际，人均寿命的基本前提条件，应该远远优越于新中国接手的旧中国之历史起点。因此，美国在1860年前后的人均预期寿命应不低于35岁，甚至合理的数字应是40左右。若此说来，在高达113年的历史长时段中，美国在已完成自己的内战（相当于中国的三年解放战争），开始了第一次经济长波的超级增长与发展，而后在大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即1914年，在主要工业-经济指标上，已经取代了英国，开启了第二经济长波。这大约两个60年双甲子的美国超级经济繁荣，仅仅使得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31.3岁（若起点按35岁算的话，则是36.3岁）。
如果把新中国的起始条件，包括黄金、白银、硬通货的贵金属、外汇储备、资源环境与人才存-流量、基础设施、战争与国际紧张环境等等因素考虑在内，新中国的经济大繁荣与社会大发展的惊人奇迹，同如此优渥的美国条件和历史进程相比较，则结果自然会更加不可思议。
网名为数学的学者，把新中国的人口规模与人口预期寿命双倍增的社会历史现象命名为“毛泽东阶跃”。这是一个数学学子的客观精道的科学命名。双倍增在经济史上的意义就是更多倍的经济放大。由旧中国的饿殍遍野，满目疮痍，战乱不已，贫困交加，可谓真正绝对意义上的一穷二白，一跃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大国，不但把东亚病夫、贫油、历史活化石、停滞的帝国等等的大帽子抛到了太平洋里去了，把小脚女人、猪尾巴男性辫子、大烟枪的吸毒王国、娼妓遍地、黑毒黄赌泛滥成灾的悲惨历史彻底结束，而且以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角，以毛泽东中南海享有世界朝圣般的令人羡嫉的红潮吸引力与超级魅力，以三个世界划分和毛主义的强势进攻及其乘胜追击下这样的世界话语权身份，国际反霸事业的正义之声代言人，实实在在地影响、分化、改变并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世界。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靠绝对硬实力和物资消耗战的大规模较量，才勉强获得它们各自的世界霸主之身份认证的。新中国的世界位重和历史先声，却是在道义制高点上的国际正义法庭和人间思想与文化之利剑上奠定的。新中国的这种圣人与圣境的国际示范传递，同时又是以毛泽东阶跃及其背后的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坚实基础为依托的。
在林彪的嘱意下，林立果搞了个《571工程纪要》。其中称毛泽东时代为国富民穷。这尽管同样有挑拨离间之嫌，罔顾历史史实之弊，但毕竟以国家的铁定历史事实，显示出了不可更改的国家富强之历史真实。而那种‘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我们耽误了二十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等说辞，则是对历史的绝对无知和疯人院里的胡言乱语。
所谓文革十年期间，平均工资始终未动，人们的日子并不宽裕，消费品、消费物资资料相对紧俏，这都是基本事实，但这个基本事实是需要用另外一些基本事实加以匡正和说明的。文革十年中，社会就业面不断扩大，家庭职工就业大为拓展，农村、产-行业与地区发展相对不平衡，尤其是户均收入的绝对量和生活水平是在稳步地提高之中的。这种提高和发展，被人口倍增的年轻纯消费性人口结构，和准战争与无原始资本积累，以及国际资本外部输入的严酷现状所大大遮蔽，甚至‘高贵性’极力放大。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就，在人民社会拥有福利和福祉上的体现却是：第一经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制度建设之后，彻底挖断了广大社会底层的这些劳苦大众的最根本的穷根，亦即那种受生产资料私人和封建制下的超级剥削和政治压迫，精神与文化上的机会剥夺被彻底根治；第二在确保现代化，并首先体现在工业化，甚至一段时期的作为国民经济瓶颈的重工业化，从根本上平衡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得之下，户均与人均的经济所得和社会福利在稳步上升之中；第三由于一些极左的政策效应，和社会舆论倾向和各种不利干扰，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破坏了这个大的螺旋上升势头，并由于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堪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样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社会制度，人的思想灵魂之上，从文化与国际心理国民心理意向上——来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道路、方向问题，而必须进行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大革命，造成了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经济的不平衡和谐进式发展。这自然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福利的生成与分配；第四实际上新中国这个历史时期上，集中体现在文革十年中的中外丰裕现象的距离之强烈反差，大体上是一种国际消费升级换代的时代错位映照。中国依旧在自己的四大件上续写消费史，而西方世界则由于二战时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形成了巨大的空前的生产能力，找到了以电冰箱、洗衣机、家用小汽车、空调和家庭浴室与厨房设备更新与改进的消费新天地。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电力与能源等基础设施高度匮乏态势之下，如此消费展开的配套经济体系平衡条件是不具备的。
毛泽东反复强调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求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强调军队要整顿，各行各业要整顿并在安定团结基础上而大干快上，这一切都反映出了他要进行适当的转轨，近早尽可能高水平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真诚愿望。毛泽东是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经略家、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学问家、教育家和社会变革家。他的经济方略、经济谋划、经济布局、经济操盘、经济变革、经济进横，同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哲学与认知体系、政治与社会战略统合、教育实践和社会改革一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及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团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众与英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举世无双的战斗队、工作队和大学校，在短短的历史时期所完成的是无数的经济与经济学上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世界智慧挑战史上的无数悖论式的‘二律背反’之大统筹，甚至是常规经济的逻辑体系下的完全不可能。
具体说来，在世界经济史和经济逻辑上，无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再生产，就没有工业革命、工业化之可能；工业化大推进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社会历史实验，除了中国的而外，可以说全部失败，包括巴西奇迹、阿根廷奇迹，甚至前苏联与苏东各国，也包括印度等民主国家的社会实验，产业升级上的大战略上统统失败了；中外一切历史的周期律显示，逆取与顺守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打天下后必然坐江山，做江山的重起棋局，几千年习俗下的‘劳心者治人与劳力者治于人’，精英和强势集团之主导，社会大众被剥夺的历史从来如此地循环往复。英国、日本、美国、苏联、德国、法国等等各国，所有的西方列强和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工业革命历史转型时期，没有获得过巨额的海外资源，天上掉馅饼般的巨额硬通货，或不平等条约下的天量黄金、白银输入，和国内的马克思话语下的暴力剥夺的资本原始积累，血腥和强制的‘羊吃人’与人吃人的历史罪恶；不依靠铁血手段，不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动乱，在和平的环境与气氛之下，甚至是在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自觉地进入公私合营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造成重大的民族与地区问题，不产生社会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欺凌，这同样在大国崛起和列强称雄的近现代经济起飞过程中，未曾出现。
毛泽东的新中国，不但改天换地，而且创造了经济上的不可能。他的经济学属于超级经略学，最伟大的管理学，和人世间最高阶的经济战略学和资源配置理学与‘神’（圣）学。
人民管理和领导国家，人民民主的最终最彻底最全面的实现，不仅仅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大众知识化，与此同时体现在干部工农化，工农干部化——工农干部不但要出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人民大众要能够直接领导和管理社会与国家。这种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人民治理与统配，恰恰是真正意义的扁平化、网络化的现代与后现代化管理的大趋势，更是管理和经济的最终归属和最高水平的未来展开。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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