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是一个水患严重的国家，长江的洪灾，黄河的泛滥，夺去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土地和家园！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头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着手治理中国的水患。
毛泽东接连写了三个批示
1950年夏天，安徽、河南交界地区突降大暴雨，而且，大暴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也没停。大暴雨引发了大洪水。洪水迅速顺着淮河河道下流，流到淮北地区时，很快就溢出河道。刚刚获得解放不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淮北地区，一下子就被泡在了洪水里，那里的农民的房屋被冲毁，大片土地被淹。特别是，由于洪水来得突然，许多民众来不及逃避而被淹死。
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组织抗洪和救济灾民的同时，也用急件将情况报告中央。报告中特别写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
这份报告，以加急机要件，急送北京中南海。7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正在菊香书屋批阅文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送来一份机要急件。毛泽东打开一看，是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着急件，脸上立刻浮现出沉重的表情。当他读到：有些灾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这些文字时，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在“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这段话的下边，画上了横线。他提起笔来，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周（指周恩来—笔者注）：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
◆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给周恩来的批示。
周恩来于7月20日当天就看到了毛泽东转来的淮北灾情报告和毛泽东在报告上写的批示。第二天，周恩来打电话给华东局和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一方面了解灾区情况，另一方面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征询了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请曾希圣考虑根治淮河的办法，同时告诉曾希圣，政务院也要组织水利专家，研究、制定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并且组织各方面力量，尽快实施。接着，周恩来与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一起，召集水利专家和财政、物资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制定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计划的轮廓，很快就形成了。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财力、物力还都很缺乏，加上大陆内、西藏地区，还有部分战事，朝鲜局势紧张后，中国也在组织军队向东北地区移动，也需要大量军用物资和军政费用，因此，形成的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虽然有了一个轮廓，但具体方案因财力、物力不济，一时定不下来。周恩来、傅作义和各位水利专家都很着急。
毛泽东比他们更着急。在治淮计划轮廓已经形成，周恩来正在组织人具体论证时，毛泽东又在他看到的另外一份淮北灾情的报告上写下了第二个批示：
周：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作〖出〗（“作”字是毛泽东笔误，应为“出”—笔者注）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八月五日
◆毛泽东关于淮北灾情报告的第二个批示。
从毛泽东这份批示中可以看出他的急切心情。实际上，这份批语等于是一道命令。人们能够注意到，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使用了“令”字，是命令水利部限期作出导淮计划。并且要求这个计划八月份必须作出，秋初就开始动工。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后，召集有关人员紧急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研究、落实的过程中，政务院把当时的治淮工程与当时的军事任务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不讲价钱地落实。这样一来，在本已紧缺的物资中，调配出了治淮物资，在本已紧张的财政中，挤出了治淮资金。特别是，周恩来和华东局的领导人在当时都把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自己动手，治理淮河，作为治淮的一个重要条件，放在治淮计划当中。这样，一个治理淮河的计划草案，终于在8月中旬拿了出来。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把这个计划草案拿到政务院去通过之前，急送与治淮工程有密切关系的地区，特别是淮河泛滥区域里的党组织，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要求他们尽快把意见报上来。到8月底，各地治淮意见陆续报了上来。每报上来一份材料，周恩来都在认真看过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后，急送毛泽东，由毛泽东再阅。
那一段时间，周恩来睡得很少，毛泽东睡得更少。毛泽东和周恩来经常在阅读治淮材料后单独碰头研究，还经常召集水利专家开小会讨论。毛泽东对于地方报上来的治淮文件，件件阅读。有的材料，他还不止看一遍。在一些毛泽东认为重要的句子下边，他还用红铅笔划上了横线，有的划上了双横线。
8月31日，是毛泽东确定由政务院通过治淮方案的最后一天。这天清晨，毛泽东阅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1950年8月28日向周恩来转报的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苏北区委提出的第三项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第三项意见说：“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一个问题：治淮是与地方其他紧要工作有冲突的。那么，是不是以治淮为中心？再有，其他工作计划是不是要改变？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必须以治淮为中心，为此，其他工作计划要加以改变，但改变时一定要注意，不能影响其他方面工作。为此，毛泽东提笔写下了第三个批示：
周：
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写下的第三个批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阐明的意见十分明确：当前，在淮河流域，都要以治淮为中心，同时，要注意改变这些地方的工作计划。要注意，不要打乱阵脚。要在以治淮为中心的前提下，统一安排好各方面的工作。这不是江苏一个地方的问题。整个淮河流域各省、各地区，都要考虑改变工作计划和统筹安排工作的问题。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后，又亲自给周恩来打电话，谈了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也是一夜未眠。因为从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正召开治淮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此前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的问题。31日这天上午，政务院要开总理办公会，通过治淮计划。他正在考虑计划的各项细节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他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又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他反复思考了在确定以治淮为中心的前提下，江苏、安徽、河南三省的各项工作的计划。然后，由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语和政务院总理办公会通过的治淮计划，拿到水利部治淮会议上去，由水利部治淮会议具体研究落实这个计划。9月12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召开的治淮会议结束。会议确定：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同时确定：要采用蓄泄兼筹的方针，治理淮河，还制定了治理淮河各方面协同的计划和治淮步骤。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政务院关于治淮的计划是通过了，水利部关于治淮的工作方针也确定了，但在当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时期，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紧张，其他工作也很紧迫的情况下，毛泽东考虑到，要把这项具体工作放在中心位置，并相应改变其他工作计划，调动各方面力量来落实治淮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得到各地党政军组织的支持。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考虑到，治淮工作光是有地方党政军组织的支持，还远远不够。治理淮河，还必须得到安徽、江苏、河南三省人民的支持。为此，毛泽东决定，在中央通过关于治淮的决定之后，由各省、地负责人组织干部到群众中去宣传一下。宣传的同时，也带有征求意见的意思。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9月12日水利部治淮会议结束后，立即用电报把中央治淮决定下达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然后再传达到农村的党支部。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的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安徽省的民众反响更加强烈。这反映在9月16日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写给华东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曾希圣在报告中提到：安徽省民众特别是皖北地区的灾民，积极拥护中央关于治淮的决定，各项治淮的准备工作，正抓紧进行之中，争取早日勘测，早日开工。曾希圣在报告中还提出，为了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
曾希圣的这份报告，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看完这份报告之后，于9月21日把这份报告批给周恩来，同时在报告上批道：“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抓紧时间，集中各地的意见，然后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再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后，于10月14日，由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阐明了治淮的方针，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同时还具体规定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措施。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开始实施。在那个缺粮的年代，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粮食，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顺利进行。因此，可以说，是否有足够的粮食，是治淮的关键点。毛泽东显然看准了这一点。他亲自决定，在各方面都缺少粮食的情况下，也要调大批粮食投入到治淮工程中去。政务院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决定，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000万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1950年的冬季，在淮河流域地区，本是农闲的时期，但已经遭受水患之苦的淮河流域民众，未敢闲下来，在各地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有80万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他们在淮河两岸搭起了帐篷和其他简易房屋，按军事建制组织起来，投入到火热的治淮劳动中去。仅仅用了一个冬季80多天的时间，这80万民工就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1951年春种之后，治淮工地又集中了数十万民工，投入到第二阶段的治淮工程的劳动中去。当时，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民工之间还展开了劳动竞赛。当地驻军也投入到了治淮劳动中去。
◆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同年5月，中央治淮视察团将绣有毛主席题词的锦旗授予治淮委员会。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治淮工程，当他看到从治淮工地上传来的一份份捷报时，十分高兴。他决定，组织一个中央治淮视察团，检查治淮计划的落实情况，同时鼓舞治淮大军继续努力。按毛泽东的这一意见，1951年5月，中央治淮视察团组织起来了，参加这个视察团的，不光有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水利专家，还吸收一些水患严重地区的代表参观、视察。毛泽东亲自决定，由邵力子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的团长，率团去治淮工地视察。行前，毛泽东亲自会见了邵力子，向他了解组团的情况，关照了他们视察中要了解的情况和需要详细询问的问题。最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叫来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个题词制成四面锦旗，由邵力子代表中央视察团，把这四面锦旗分送给在治淮前线的治淮委员会，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
5月，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到治淮工地视察时，把毛泽东的亲笔题词送给治淮指挥机关，治淮指挥机关迅速把这一消息和毛泽东的题词传到全工地，工地上的民工们一片欢腾，干劲倍增。在劳动中，大家都争先恐后，这就使治淮的施工，每期工程都提前完成。此后的八个年头，治淮工程连续展开，到1957年冬季，治淮工程基本完成。在这八个年头里，河南、淮北、苏北共投入民工几百万人，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316亿立方米，修建堤防4600多公里。提高了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下游的防洪泄洪能力。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目标，基本达到了。
“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当毛泽东亲自决策并指导治理淮河的时候，他的目光并没有限定在一个地区。他的视野覆盖了整个中国的水患地区。而在中国的水患地区中，长江中游地区，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因为长江从三峡涌出之后，到湖北的开阔地段，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水网地带。这造就了湖南、湖北的渔米之乡。但是，当赶上大暴雨连续不断的天气，湖北、湖南，特别是湖北的枝江到湖南的岳阳城陵矶这一带（史称这一带为荆江），就会出现大洪水。历史上，这一地带数次被淹，造成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无以数计的损失。
毛泽东十分关注长江中游特别是荆江地区的防洪问题。就在他作出治淮决定的1950年的10月，他亲自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专门研究搞一个荆江分洪工程的方案。听了邓子恢的汇报之后，他与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下决心搞荆江分洪工程，治理长江中游水患。
◆毛泽东（左）、周恩来（右）为荆江分洪工程的题词。
中央作出实施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之后，政务院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专门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方案。但是，制定这个方案却很不容易。一是当时正搞治淮工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之际，而且中国已经决定出兵朝鲜的情况下，国家还拿不出更多的财力、物力来搞荆江分洪工程。二是荆江分洪工程涉及到湖南、湖北两省的利益问题。按荆江分洪工程的初步方案，一旦出现大洪水，就要在湖南实施分洪。这样，湖南就会受到一定的灾害。毛泽东设想，在出现大洪水时，我们搞分洪，一定要尽量减少大面积灾害。而在讨论荆江分洪工程的具体方案时，中央和地方，特别是湖南和湖北地方的干部的看法，不尽一致。大家对于为了保证大多数地区不受灾而实施分洪，是肯定的，对于会有一部分地区受损失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但对于发生什么样的大洪水算特大洪水而及时分洪，以及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在实施荆江分洪时，让湖南免除更多的水灾等问题上，各地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意见分歧在1952年2月中南局和湖南、湖北两省负责人参加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上集中反映了出来。会上，各位领导人一致的意见是：搞荆江分洪工程，并且要求尽快上马。但有的领导人提出的担心是：如果不确定特大洪水的标准，分洪没有规定，会给以后工作带来麻烦。在看法难以统一的情况下，荆江分洪的问题就拖了下来。
毛泽东的内心是着急的。但为了统一各地领导干部的思想，他尽力做好各地领导人的工作。
◆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
在与荆江分洪工程有关的地区领导人的意见基本统一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52年2月，下了搞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心。他指示周恩来搞一个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文件。周恩来立即组织政务院有关领导人和水利专家起草《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当月就拿出了初稿。周恩来对这份初稿进行审阅后，报送毛泽东审阅。2月25日，毛泽东在《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上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毛泽东还指示周恩来，再进一步研究一个详细的方案，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特大洪水发生之时被迫分洪造成的损失，更充分地维护湖南、湖北各自的利益。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组织包括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在内的中外专家，对《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又进行了反复推敲和修改，当有些问题不清楚时，还组织专家到湖北和湖南两省去考察。到3月中旬，拿出了一个更充分考虑湖南和湖北两省人民利益的办法。这些办法对于什么是特大洪水、分洪的时间，分洪的办法，预先组织救护、转移民众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了更严格、细致的规定。3月29日，周恩来把这个报告和1952年水利工作决定，一起送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审议，同时附信作了详细说明。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两个文件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特别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下的政务院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拿出这样详尽的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文件，十分高兴。30日，毛泽东请周恩来到他的住处，两个人就落实荆江分洪工程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商谈。最后，毛泽东叮嘱周恩来要尽快发布这个文件，尽快开工。
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当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到分洪工程第一线主持开工并视察，他对工程的各方面细节，问得十分详细，并且要求件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落实下去。更重要的是，李先念十分注意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几十万劳动大军展开了劳动竞赛。大家白天和晚上轮流干，昼夜不停。分洪工地的夜晚，像一条飞舞的火龙。推土机的轰鸣声日夜不停。工地上十分抢眼的是妇女劳动大军，她们的任务，主要是碎石。其中，有一个妇女，开动脑筋，创造了一种碎石法，竟然创造出了一个人一天碎石超过原来劳动定额十几倍的奇迹。
◆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清淤现场。
创造奇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十万劳动大军整体。从4月5日开工到5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荆江分洪劳动大军，硬是完成了外国人要12年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的一多半。更让人称奇的是，荆江分洪工程不需要中央调入物资和资金，全部由湖北省自己筹集。用这样少的投入创造这样大的工程奇迹，为古今中外所少见。
关注着荆江分洪工程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分外喜悦。他决定，5月即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地去，代表他去慰问施工全体人员。傅作义临行前，毛泽东把他请到中南海，与他详细谈了到工地视察的细节，然后，毛泽东亲笔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傅作义5月到湖北，听取了李先念等湖北省党政军领导人的汇报，并由李先念等陪同，到荆江分洪工地，代表毛泽东慰问参加施工的工人、农民、士兵。毛泽东为荆江分洪工程写的题词，被制成许多旗帜，也写在一些木制的标语牌上，插在工地上，使参加荆江分洪工程施工的劳动大军深受鼓舞。由于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劳动大军热情高，干劲大，也由于李先念等组织得精心，计划周密，使荆江分洪工程只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全部完工。
荆江分洪工程不光完成得迅速，而且质量上乘。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当特大洪水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荆江分洪指挥部先后三次启动分洪工程分洪，保住了荆江大堤，使湖南、湖北人民免受了更大的灾害。1998年，长江又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再次启动，又一次使两湖人民免受巨大损失。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亲自决策搞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毛泽东把治理水患的目光移向了黄河流域。他多次请周恩来、傅作义到菊香书屋商议这件事。1950年底，在政务院的指导下，以水利部为主，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1951年1月7日至10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由政务院牵头、水利部具体操办，黄河水利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议听取和通过了关于1950年治黄工作的总结报告，讨论和决定了1951年治黄工作的方针、任务，即在下游继续加强堤防，大力组织防汛工作。在中上游大力筹建水库，并着手制订治黄的全面规划，以期逐步达到变“害河”为“利河”的总目标。
水利委员会这次会议的结果，很快就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看了会议的全部材料。看后，他对这次会议的结果，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这次会议毕竟开了治理黄河的一个好头，而且提出了1951年治理黄河的工作方针、任务。不满意的是，全面治理黄河的全面规划还没有拿出来，特别是对黄河的总体情况，还不甚清楚。经过1951年一年的治黄，虽然取得了一些新成绩，如建成了一些水库等，但对黄河的总体情况，还是不清楚。
◆1955年4月，毛泽东参观治理黄河展览。
1952年10月2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亲自考察黄河。他先后到达济南、徐州、兰封县（原来河南设的县制，后取消）、开封、新乡等地。他在全面了解了黄河枯水期的情况后，首次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他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从南方借一点水来，注入黄河。他告诉河南省委负责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他徒步考察引黄渠说：这就是变害为利，黄河沿岸每个县都建一座这样的引黄灌溉大闸就好了。
毛泽东从25日离开北京视察黄河，到11月2日回到北京，用了六天时间，走了山东、河南、平原（1949年建省，1952年撤销）三省，吸取了三省党政负责人和水利部门的专家的汇报，考察了黄河几个险段，基本了解了黄河下游的情况。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关注着治理黄河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正是在这20多年时间里，各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治黄专门机构，还动员和组织众多军民，从不间断地治理黄河，完成了引黄灌溉济卫等一些大的工程，取得了显著成绩。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再没有出现过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危害数省、殃及几千万人口的灾害。南水北调，在今天也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在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不只从救灾而且从发展中国农业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大兴水利工程给予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他还说，兴修水利这件事，也是“事在人为”，“北京昌平县过去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善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以后再用几年，治理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事在人为’。”
“一定要根治海河”
治理海河，是毛泽东晚年亲自关注治理的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海河是华北最大水系，它是由五支河流在天津汇合而成的，由于平津地区西高东低，加上五支河流扇状流入海河，干流河道狭窄多弯，加上降水集中，一到汛期，大量水流短时间大量流入海河，给海河下游天津地区造成巨大水患，历史上曾被称为“害河”。新中国成立前，海河几乎连年发生水灾，给天津地区人民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害。
毛泽东特别关注海河水患治理。他先后多次到海河流域视察灾情、指导救灾工作，并于1963年11月17日亲笔题下“一定要根治海河”，全面治理海河工程自此拉开序幕。
海河流域涉及几个省市，集中遭受水患的则是天津地区。为了治理海河，各地就不能只考虑本地情况和利益，必须携手共治。鉴于此，毛泽东在领导治理海河过程中，强调的是大局意识，组织各地协作。他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后，先后组织海河流域相关省份调用民工，动用当时还不算多的机械，共同参加治理海河工程。
治理海河工程开始后，上游主要任务是疏通河道。上游各省没有因为当地受害略小而出力少。仅以河北省为例。从1965年冬开始，河北省动员了近50万民工参与工程建设，至1966年5月30日彻底竣工，共完成了老漳河、滏东排河、联接渠、索泸河、老沙河、老盐河、清凉江、江江河、南排河等9条骨干河道的开挖和疏浚，总土方达139亿立方米，总泄水能力1122立方米每秒，为治理海河打下了坚实基础。
治理大军来自不同地方，除分工包段外，毛泽东特别重视协同作战，一方有困难，工程艰难，工期较长，立即组织其他地方的水利大军予以支援。根治海河是一项宏伟的治水工程，更是一场群众性治水运动。在毛泽东亲自关怀下，上海河工地的虽有百万大军，却搞得秩序井然，效率极高。仅以1968年冬来自河北省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保定、天津7个地区以及包括天津市在内的85个县市近30万民工参加了“大会战”为例。当时工程重心移到大清河流域。根治海河指挥部也由河北衡水搬至天津杨柳青。来自外地的治理海河民工，没有因为不是在自己家乡地区施工而有丝毫怠工，而是当作自己家乡工程一样对待。大家携手奋战，从当年冬至1969年春，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加深加宽了独流减河，顺利完成会战任务。
◆根治海河工程现场。
治理海河工程浩大，不是一两年就能修完的，但毛泽东下了大决心：不彻底治理好海河，决不停止这项大工程。
由于工程量大，原定根治海河工程的规划以20年为期，但在毛泽东亲自关心下，工程进展很快，从1964年开工算起，到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仅用12年时间，主要的工程已经完成。毛泽东没有亲眼看到治理海河工程胜利完工，但他在世时，治理海河工程已经先后开挖疏浚骨干河道52条，修筑堤防3400多公里，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形成了海河“分区防守、分流入海”的防洪格局。
毛泽东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他1976年逝世，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起关注着治理中国水患的工作。在他的亲自决策下，中国完成了治理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十三陵水库工程等重大工程。长江三峡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也进入勘测和筹划阶段。毛泽东为治理中国水患而付出的心血并未白费。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治理水患的成果，至今仍在惠泽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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