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中国工业化大推进与现代化上规模、成体系之大展开，同西方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是一回事吗？
毫无疑问，按照无论是经典的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原装’马克思学说，还是发展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黄金时代和晚期资本主义直到现如今的美欧社会，都不是古典资本主义，都包含着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成分在内（有专门文章另叙，此处不再展开）。单就二次分配的国家力度，国家财政中的转移支付而言，中国只是在近年来的重大公共财政方面急切追赶之下，才大略算是追平了美国，而相对于北欧、西欧的多数国家，则还有莫大的距离。就社会福利和国家国民公共经济领域，中国除了公共卫生领域中的长足进展之外，同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而这种职工和劳动者享有的公共与社会福利，曾经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无比的优越性。这一切伟大的社会体制建构都在转型时期被权作为国家包袱和养懒汉等体制弊端给彻底改革掉了。而像在医疗卫生保健、教育甚至住房等方面，则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却依旧在坚守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规范和社会公正。据北大李玲教授和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江宇研究员的研究，世界上还有一百多国家依然享受着全民医疗保健。
中央已经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破局启动。大的方向性的纲领性的战略与政策取向，应算是已经明确。至于所谓的农村第二次飞跃，也事实上早已在贵州毕节的唐约道路、山东烟台模式，更几十年如一日的南街村、大寨、李庄、刘庄、华西村等集体经济典范村，早已经展开且取得了远较世界历史上的一切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创新区都辉煌得多的成就，就连昔日的包产到户的典型小岗村，也已经早已步上了集体化合作的新征程。
卫兴华、周新成、郝贵生、王今朝、赵磊、何干强、丁堡俊等教授们关于所有制、产权结构、经济基础等方面的理论论证，仅仅在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性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其所涉及到的最根本性的经济机制与变量约束意义上的马克思的整体性、结构因果观，特别是毛泽东承继列宁，又在整个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上，找到根本性的历史遗迹和哲学辩证关系的伟大发现，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美国从战后约翰逊总统开启的向贫困宣战，和相应的建构伟大社会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迄今为止仍有四千万的贫困大军存在？经过了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为什么还要出现特朗普的所谓‘让美国再此伟大’运动？美国在罗斯托的六大成长阶段论最后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为什么却偏偏面对新冠疫情这个并不算太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疾病死亡率远低于早年的鼠疫-黑死病和其他流行病、传染病，却出现了美国史上超过内战62万最高死亡数的过百万的本土人员丧生数？！
美欧的社会与国家，西方文明共同体，美国自身的民主国家之国情，不是一种简单的完全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存在，它们还是一种复合性的复杂的制度社会文化建构、运作机制和发展结构。熊彼特试图用‘创造性的毁灭’来描绘出资本主义制度每每打破固有的循环流转，会在五大方面之可能创新基础上引致出扩大再生产，并引发产业潮涌运动，从而导致周期震荡的波浪式推进。这里的深层逻辑显示出其所谓的创造性的毁灭——淘汰或摧毁昔日的基本经济发展为伴生物和前提条件。萨缪尔森把汉森和他本人的加速原理，同卡恩和凯恩斯的乘数原理耦合起来，凭借周期性数理经济模型这样的形式化作业，试图显示出资本主义周期起伏波动的不可避免性。
然而，这些周期性的经济上升与衰落，同类似新冠这类外生冲击是毫无关系的。而作为黄金时代和后黄金时代的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无论如何是不应当出现四千万人的大规模贫困阶层的。高达近八分之一的大规模贫困，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充分就业的效率刺激或所谓激励兼容来加以说明的，更何况用剑桥经济学帕萨古斯塔的话来说，欧美经济理论中的关于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是经济学界公开的丑闻，其更是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硬伤。
而马克思庞大的学说体系，从商品学说出发，立基于劳动价值论，达到最高抽象的剩余价值学说，而在绝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劳动力成为商品学说，三大循环经济和三大拜物教说（商品-货币-资本），失业大军说，资本有机构成说，社会再生产（两部门）两部类说，平均利润下降说，进而绝对/相对贫困说等理论和学说，至今依旧是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思想武器，其博大精深的资本论大体系尚无人能够企及，成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学最高峰。
假如说马克思理论体系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是正确的，那最起码的实证检验结果应该是，象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富有而强盛的资本主义头号霸主，充其量只能存在相对贫困，而不可能存在四千万之巨，如此庞大的绝对贫困化的人口。而在人力要素、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的情况下，人力不但资源稀缺性大大提高，自由平等博爱价值基轴下的人力价值，人力资本的位势应得到大大提升，而断然不可能出现如此的人若刍狗之卑微局面，任其自生自灭地交由病毒来完成这样的大屠杀，令这样的悲惨情形发生。
中国避免了前苏联、苏东波的国家灾难，中国也断然拒绝走向美欧资本主义如此血腥、非人道主义之路，而这种社会及其理性，却不是诉诸于道德感情说教和哲学思辨教条，而是在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史的人类文明大道之上得到的。其中包括着二十二年的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和七十余年共和国的伟大历程，和上下两个五千年的万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智慧和伟大传承。
中美国家比较的洋洋大观图景是这样地鲜明对照与惊人不同：1）中国在前三十年的‘毛泽东阶跃’，后四十年毛泽东天量红利的超级释放，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而这种阶跃和释放的可见未来战略布局与趋向，是毛泽东百年中国复兴，中国超越美国的世界冠军争夺战。可能的结果是大约再用七八年时间，中国完成GDP的总量超美，而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中国以美国GDP的两倍到二点五倍，国民财富则以同样倍数或更多倍的态势，完成中华民族的经济上的伟大复兴。2）中国迄今为止在速度、规模、效率上都已经大幅度超过美欧模式。技术与产业能力方面，至少在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大产业等方面和领域，走进世界第一方阵，有些领域已经把西方国家抛在後面。而未来根本性的决胜指标将集中体现在：第一中国能否尽快根治财富和收入两极化弊端，把直逼美国的基尼系数，压倒美国的三分之一到20%之间；第二中国能否在技术与效率的双重作用下，在转变增长方式，加速集约化经济发展，大规模升级换代的产业高级化过程中，实现人均经济效益和人均生产率的对美欧的超越；第三中国能否在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大产业领先的基础上，完成基础科学、核心技术、高价位工程的对美欧的超越；第四中国能否为世界和人类提供一种从哲学到伦理，从文学到美学，从政治到文化，从军事到法律的综合的人文主义理想范式和社会建构模式；第五中国能否在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学理与国际社会大家庭、大民主的民族与国家平等观的基础上，创立并引导全球走上一个不同于已有的殖民、征服、强权、掠夺之路，改变缺少内容与内涵的硬-软-巧实力的国际信用体系。
五、美国七八十年数十任总统的消灭贫困-伟大社会实践只原地打转转 中国的共同富裕诉诸会是怎样的结局？
对本小标题应给出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美国是其制度制约、文化制约、社会制约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是其社会与群体的理性与集体无意识根本性的选择制约，决定了其不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消灭贫困，建构伟大社会的宏观美国梦，美国精神的文化基础是美式的公平正义。这种社会性的硬性的政治伦理，和精神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政治审美情操，决定着美式的西方化的机会均等、程序公正、形式化理性、个人主义的德性调整。极端化的尼采式超人、权（强）力意志与强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是美国国情与社情所不能接受的，而不要说是东方式合作共赢、正和游戏，哪怕就是德国的秩序公正似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秩序市场经济，秩序政策优于过程政策，更不消说斯拉夫的东欧苏联式的社会集体整齐划一的方式方法，是美欧/西方国家断然拒绝的。
从圣彼得大教堂、科隆大教堂等西欧历经几十几百年方最终建成的美欧国家的社会历史可知，西方文明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上是有相当韧性的，其战略定力和长久积累成就当然是不可以低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显龙提醒的中国不能赌西落东升的观点和警示是有价值的。然而西方的文明最高峰是丛林法则上的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从来就没有过中华文化母体中的圣人-圣境-圣治-圣道，不可能具有相应的历史感和文化诉求。西方历史不乏《乌托邦》、《太阳城》、《大西国》之作，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不断的社会设计冲动与社会微观实验，但却没有可能在历史文化意识流中，找到一种非冲突、非霸权、非独裁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合作的理性模式与境界。
全面系统、科学公正、合情合理地评述、解剖美欧模式和文明，对其本身的历史方位进行客观判断，而不是盲目地，无论是仰视还是平视，抑或是俯视，才是真正的东方智慧和华夏精神品格应该具有的水准。
第一完全对立的两种根本近代西方自我评判各自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含义和意蕴：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独断论、例外论和西方之真善美价值领域各自独立，西方的无论是科学的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甚至音乐、美术、雕塑、诗歌、建筑上的特质和独有，从而西方文明固有的理性主义的天然社会理性运载方式——资本主义，包括其官僚制度、理性核算的企业经济形式等，是西方胜出的根本依据和特有根基，亦即它们都是以爱因斯坦的宗教的宇宙情感意境，和汤因比等解读的西方全能上帝的理性，乃至超理性的神圣与神能，作为科学信仰支撑下的西方科学认知的思想资源、理论预设背景、知识体系倾向和心灵倾动。这样的视角和解读毫无疑问是有其合理成分在内的。但从无论是科学的供与求的实证性，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科学传播与扩散学，甚至科学的历史起源、现下发展动力和发展趋势对比上来看，它们却都是没有任何真正根据的。
第二而布罗代尔们大体上以金融化作为西方文明之本，或甚至像其他一大批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们以产权系统建构，作为其本质规定，来对西方文明加以整理和叙述。前者认定西方胜出乃为上帝发错了牌，仿佛属于某种歪打正着；后者则在制度和文化经济意义上，进一步强化韦伯的西方例外论，无论从东西方对立，还是西方与其他世界的国际比较分析看，从世界史、文明史、文化史来看，布罗代尔的见解与判断，弗兰克大历史之作《白银资本》的基本学术考证与判断，大体上都是正确的。西方的近代史上的称霸系一种历史偶然性，而非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的必然性所致。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系列的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乃至社会帝国主义的思想、学说与理论，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美国甚至欧洲战后的黄金时代，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辉煌，绝不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不断的资本主义社会理性胜出的结果，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所造成的巨大的存在压力下，由于冷战国际博弈需要，因由全世界市场经济转型下的巨大廉价出口供应，甚至过去20年中国等的国际资本输入，再加上美国霸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同样是历史的巧合而非历史之必然。美国已经开始逐步大规模地丧失这种历史巧合的机缘风光占尽效应，正在步入后美元的极为不确定的前崩溃，至少是过渡到崩溃的历史至暗时刻。
第四美欧的消灭贫困化本质上是属于一种社会施舍和橱窗装饰性的（装模作样的），是维持社会稳定统治的某种手段与迂回方式，是一种在其统治合理性存在依据、效率公平上的一种平衡术。回溯整个人类社会经济与财富历史，很少有当今世界如此残酷、重负之下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原本起源于打破西方贵族社会的寡头、专制和特权，旨在给第三等级，相对广大的中小资产所有者，和中产阶级的市民以更大的经济主权与治权，借以放大社会生产力，刺激、调动与`调节社会经济与文化，以达到摆脱人身依附社会关系和特权独享与专制的社会发展桎梏，而今的美欧模式，却是以去中心化，放松管制，强化市场主权主体与活力的口号为借口和诱饵，完成了人类经济史上空前绝后的剪羊毛，出现了‘钱吃人’的赢者通吃之极端化，恐怖的两极分化。
中国显然必须果断地拒绝这种美欧道路和模式。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由于国有制、国有企业（含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强有力的社会统筹与调控，区别于欧洲的以德国为代表的秩序市场经济（亦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另外一方面，由于沿袭港台、新加坡、日本，特别是美国的方式方法，又距离合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相去甚远，这在天价房市、医药卫生非全民医疗保健-保险和教育-娱乐基本和完全产业化等方面，陷入了巨大的历史性被动，甚至是一种历史性的大倒退乃至反动。中央决策团队显然已经下定决心，在高企房价、平台经济和其他的垄断性资本操作，以及交易与庞大产业和所有相关的包括医疗卫生行业在内的产业化和欧美化的弊端，进行二次改革或在对改革的系统性的规范与调整做出战略性转变。
六、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真正经济学大理性透视
以往主流经济学，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效率判断、价值取向、历史发展阶段、真实成本与福利效益等方面的指责甚至批判，基本上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因此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本质上那是一种话语权的陷阱和刻意误导，是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评判的华盛顿共识之障眼法。
如前所述，西方战后的平民经济优越性和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的横向鲜明胜出，是一种时光和交叉上的历史错觉。除了前述的诸如橱窗国家与地区效应，战后产能释放效应，发展中国家廉价输入等方面的具体因素之外，最根本和最大的错觉，来源于战后西方基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混合政策操作，进入了一种非理性繁荣或虚拟泡沫经济的发展新阶段。由于货币幻觉、财富幻觉、预期幻觉、核算幻觉等幻象作用，特别是决策-执行时空错位，使得西方之泡沫经济超常周期和反复跌宕之可能性的经济大势之下，造成其最后的真实社会总成本，总破产周期延长更被大大退后，这就带来了西方国家自身和全世界的对其真实收益与成本的根本性的和彻底的误判。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经济认知、财富判断、财富政治、经济智慧等等，决不是像昔日主流经济学所刻意诽谤和枉断的那样，仅仅是服从革命和政治需要，单只是纯然批判而非建设性的经济学宗、学理、学智与学说。其是一整套的系统而科学，从静态逻辑到动态历史科学原理再到社会机制，由思想意识到实践纲领全面统合的全系列、全境的经济学大系。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理、社会经济解剖、历史与文化认知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作为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历史真实、理性经济运转，甚至其自身的今生来世，前缘后续的经典著作，问世至今一百五六十年过去了，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一部经济学著述能够超越它。毛泽东的经济理论、经略、方术，作为人类经济史上的根本无法成就与破解之谜，为世界与人类留下了永恒的思想与智力挑战，成为永恒的启示与真理灯塔。
马恩列斯毛轻视或忽略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游戏吗？他们只知破坏旧世界，而不长于建设新世界吗？他们只是革命家，主张和崇尚暴力革命，而不晓得革命后的改革、建设，或者暴烈地‘逆取’后‘顺守’意义上的改良作用吗？抑或是会把布列斯特合约与新经济政策作为永恒的社会主义新政和经济体系规范吗？
马恩列斯毛追求的是消灭剥削与压迫的共同富裕，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同富裕，是搬掉一切人民头上的无论是三座还是若干座大山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经济文化探索曲折迂回，难道资本主义和封建与奴隶社会没有这样的反复和曲折甚至倒退吗？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没有这样的历史退步吗？人们为什么要苛责斯大林道路和模式，非议毛泽东时代与其创造的人类经济辉煌和伟大成就呢？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动员体系、社会化大经济（含大生产），无论从社会理性、历史理性、实践理性，还是理论理性看，怎么就成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了呢？就成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养懒汉了呢？资本主义的搭便车、公地悲剧、囚徒困境、软预算约束、内部人缺失、产权不清、非理性繁荣，比社会主义的问题要少吗？
在国际共运史上，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全世界的乌托邦、太阳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下述的这些离经叛道、歪礼邪说，早已被证明是没有共同富裕的任何可能性和现实价值的。
靠伯恩斯坦、考斯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亦即非暴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类同自然选择似的进化意义层面上，搞议会斗争，取政治平衡术和选民选票游戏，而无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政党和人民武装道路，是不可能获得共同富裕的政治前提、制度可能、社会现实和文化舆论阵地的。这条假想的政治精英议员政治制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儿戏，不具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与社会革命的实践价值。
蒲鲁东的不触动所有制，不进行社会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革，仅仅在分配领域里打圈圈-打转转，搞所谓的纯粹经济斗争，在工时、福利、工资、待遇和一切纯粹的经济权利上做文章，只能走向工联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同富裕，实现的充其量只能是丰裕社会框架下的中产阶级的财富期盼与富足梦幻，是希望与衰落的反复交替和命运多舛的心惊胆战，是金钱游戏、资本逻辑、资本富贵强权下的残羹剩饭，国内国际双重标准的剥削压迫的国际转嫁，永远地必然的双胞胎。
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赤字财政，与货币幻觉与陷阱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消灭食利者阶层，加大社会转移支付力度，始终把握充分就业这一效率与公平的大局，依靠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强有力反周期干预之手，甚至包括投资社会化这样的激进政策，只能带来经济大恐慌和社会经济真正巨风险的暂时推迟，而不可能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发生的根本，而最终的资本富贵强权终将把经济引上非理性繁荣之路。这已经被当下和过去四十年左右的全世界的金融与经济的美国化之历史所完全证实。
格林斯潘以降的以货币政策，货币量投放灵活操纵，相机抉择，凭借所谓现代货币发行理论，完全背离贵金属本位、价值本位与支撑，脱离货币真实价值锚，在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权衡利弊中的走钢丝游戏中，变成彻底的虚无化，并进而虚拟社会经济和市场运营，把资本主义经济变成一种美式的‘借来的钱就是赚来的钱’，花钱总是好事儿，逛街逛到累趴下，这只能引发全社会的庞齐游戏。国家与政府步上了年年岁岁的货币幻觉操控游戏之路，放弃任何意义上的信用皈依和兑现价值承诺，不但任由市场供求盲目力量的短期确立乱作为，而且刺激和引导全社会的花天酒地，不劳而获，寅吃卯粮，巧取豪夺，而使社会背离诚实、老实、本分、的大道和勤劳，一窝蜂地在短线市场上获利捞取，醉生梦死，则社会经济的崩溃就将是毁灭性质的。
一切太阳城、乌托邦式的不触动社会生产关系的，任由市场经济供求规律做根本性调节的，局部向善式的社会实验，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都是走不通的。
厉以宁的三次调节论和三次分配论是有历史条件和时局境遇限制的，从而从根本上和长远的看也是走不通的。南街村、大寨、周庄、刘庄、华西村等秉持内方外圆的集体经济，唐约道路和烟台模式，已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如何将其同国有经济耦合，形成大规模的中国社会规划理性经济范式则是一个考验。
卫兴华、周新城两位人大已故经济学教授，在公有制经济上的主张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其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却依然存在。这在他们那一辈的认识-认知中是难以克服的。我们不能苛责历史与历史人物。
毛泽东的“春秋大梦”并非单纯的中国百年超过美国之民族复兴，他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期许是多方面的高水平的，是卓越地创造与推进，更是人类大同之世的伟业与梦想。其制度创新、文化创造、经济领先、社会繁荣、人民富足安康，并始终推进中国与人类共同进步，创造出‘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如此这般的高水平之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而决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奇异并存，也不是富豪鸡犬升天，花天酒地，而升斗小民则小康安乐与物化坐怀。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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