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的农民群众：砸烂旧世界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毛泽东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根本问题。

　　中国的农民问题，归根结底包括两个基础的问题：翻身解放和走向富裕。

　　毛泽东，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一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农民才永远地站起来，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并在他的带领下探索富裕的道路。

　　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农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是社会的最底层，深受剥削和压迫。

　　毛泽东出身农家，对农村情况和农民的贫苦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成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

　　早在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就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谁能解决吃饭问题，农民。

　　他们蕴藏巨大能量，但又默默无闻；他们创造了历史，却又一次次被历史忘记。

　　本篇内容的时间段主要为建国前。

　　① 唤起工农千百万——毛泽东与农民的教育问题

　　教育农民是克服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主要方式。

　　毛泽东善于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农民，他在热情称颂农民革命作用的同时，也关注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农民长期受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处于封建文化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反抗意识不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剥夺农民受教育的机会，致使其文化知识水平不高，认识字的人都是极少数。

　　1923年4月，毛泽东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运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形成使得反帝反封的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发动和团结农民阶级的重要性。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运动水平，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推动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彭湃担任第一任所长。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让他们意识到了蕴藏在自身中的巨大能量，唤醒了农民的反抗、斗争意识。

　　同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前往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1926年，他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培养农民运动人才。

　　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从湘楚大地出发，带着满腔热血来到了农讲所。第二年，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担任了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为搞好这届农讲所，毛泽东花费了大量心血，首先体现在他对入学人员的甄选与分组上。他亲自主持对学员的口试，仔细询问他们的籍贯、成分、原来的职业以及当地农民运动的进展情况。

　　再根据学员们来自的地区，划分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亲拟了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们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查，让农民对农村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讲所里，毛泽东亲自排课，共开设25门课程，讲授时间13周，共252小时，主要是讲授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基础知识。

　　毛泽东还亲自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并为学员专题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除了理论，毛泽东还要求学生们强健身体，定期接受军事训练。这正是毛泽东青年时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现。

　　讲台上的毛泽东身穿粗布衣衫，目光如炬，滔滔不绝。讲台下的毛泽东伏于案前，沉默寡言，思虑良多。

　　农民怎样才能翻身？中国革命该怎么走？怎么带动农民革命？......毛泽东不断思考问题的答案。

　　除通过学校教育农民外，他还主张开展社会教育，在各地普遍设立夜校和识字班，扩大教育资源覆盖面，给失学的农民提供识字的可能。

　　毛泽东主张教材要贴合农民实际，农民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同时提出将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教育融入文化教育中，提升农民的政治水平并培养各种专门人才。

　　毛泽东首倡要在党内、军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和红军的侵蚀，把农民由小生产者转变为具有先进觉悟的革命战士。

　　教育、斗争、思想武装，农民被真正的发动起来。

　　② 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农运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在这篇文章他指出：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

　　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1927年1月4日，刚过了34岁生日的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

　　毛泽东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及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27年1月28日晚上，毛泽东在先农坛正殿二楼召开全县农运干部调查会。2月1日，农历除夕，他顶着鹅毛大雪，步行15公里，到醴陵南乡的东富寺继续考察。

　　在县节孝祠、县总工会办公处，毛泽东得知当地工农武装一举攻破了县团防局后，非常高兴，指明要发展农民自己的武装，组建农民自卫军。

　　他在东富寺的戏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讲，以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农民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一个比方：东富寺的围墙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其中的沙子本来是散的，加上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了以后，用羊角耙都挖不进。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通俗易懂的语言，却让农民们心血汹涌，热情激昂。

　　通过在醴陵的实地考察，毛泽东获得了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同年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

　　报告指出：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下称《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力证农民运动“好得很”！

　　经过这次考察，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从1927年3月5日起，《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

　　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时年28岁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对此著赞叹不已。

　　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参考资料：毛泽东的32天700公里）

　　③ 耕者有其田——井冈山《土地法》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实施后，群众欢欣鼓舞，热情高唱。

　　“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但因敌众我寡，很快遭遇重挫。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文家市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一带转移。

　　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1928年初，湖南省委指示毛泽东率部前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所谓湘南暴动，主要是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发起的。湘南暴动起初比较顺利，而且帮助地方武装快速发展了革命力量。

　　为保存有生力量，1928年3月29日，朱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几乎同一时间，毛泽东在砻市集中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准备接应。

　　5月4日，两军在砻市广场举行胜利大会师，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

　　1928年7月4日，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巩固根据地的意义。

　　他指出：建立并巩固根据地，绝非保守观念。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而且强调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

　　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是准备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土豪、分浮财，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开展调查研究，把农村土地情况摸清楚。

　　第二，1928年3月至1928年7月是掀起土地革命高潮的阶段。1928年3月，工农红军到桂东沙田一带插牌分田，进行试点工作。接着，宁冈也开始进行分田。5月20日，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全面总结土地斗争经验。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并颁布《井冈山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

　　井冈山《土地法》共9条，约1500字，明确规定了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归属、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土地税的征收和支配等一系列具体政策。

　　农民得到了土地，生产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热情参军参战，积极承担制造武器、侦察敌情、运输担架等支前任务，从各方面支援了红军和工农政府。

　　井冈山《土地法》标志着封建土地法制在中国的局部崩溃。以它为起点的一系列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法规，标志着新民主主义土地法制的初步形成。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2篇光辉文献，还创作了《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④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

　　1936年，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

　　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

　　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

　　1947年，毛泽东总结革命实践经验，指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

　　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

　　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说：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可以说，正是赢得了农民，才赢得了中国。

　　土地改革使农民政治上获得翻身，重组了几千年来的社会结构，树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自觉性、阶级斗争性，使农民自己解放自己。

　　正是基于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

　　他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铲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

　　农民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种胜利有区别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打破身上的枷锁，砸烂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