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瑟·斯坦因（ Gunther Stein，又译根室·史坦因 ），出生于德国柏林，1941年加入英国国籍。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任《中国空邮》编辑和自由撰稿人，1941年至1944年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波士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是一名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中国的外国记者。1944年，他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近5个月，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长谈，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被收入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斯坦因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边区社会建设和八路军的战绩等情况都有了深入了解，也促使他撰写《远东民主的种子》《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文章和书籍，把“红色中国”的魅力传播到了国内外。
“我看的越多，我的怀疑就越少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遏制共产党的发展，在各方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压制和封锁。1939年秋开始，国民党政府不仅时常攻击、抹黑共产党，而且严格禁止新闻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擅自进入封锁区采访，引起外界越来越多的不满和疑惑。作为驻重庆记者，斯坦因非常关注事实真相，多次申请到封锁区采访，都没有得到批准。1944年2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斯坦因等10位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给蒋介石，再次要求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了采访要求。
5月17日，斯坦因以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身份，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参观团一行21人，从重庆出发，于5月31日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抵达延安，受到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初到延安，斯坦因最大的感受是“自由”。在来到延安之前，参观团按照国民党要求，先去采访了西安、山西等国民党统治区，那里的官员处处设防，监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访问项目受到严格限制，斯坦因感慨，像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来自潜在的敌对国家的贵宾”。但是，在延安，虽然共产党非常重视中外记者的访问，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但“并不故意给我们什么印象”。斯坦因记述：“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那里去就到那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访问之前，斯坦因一直不解：一个小小的延安，如何来和重庆争胜呢？6月9日至7月12日，他与参观团其他成员一起，集体参观了政府机关、军队、工厂、农场、学校、医院、法院、监狱，参加中共组织的各种报告会、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参访活动，斯坦因对边区已有一定了解，他初步得出结论：延安与重庆在“气氛”上有明显的不同。他注意到，这里虽然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没有摩托交通，没有可以航行的河流，也没有飞机从外面运入物资，但这里充满了欢乐与信心，斯坦因不由自主感慨，“我看的越多，我的怀疑就越少了”。
“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在发表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通讯报道中，斯坦因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
在延安期间，斯坦因与毛泽东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6月1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斯坦因提出单独采访的要求。7月14日，斯坦因与毛泽东长谈12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他记述：“当深夜三点，我神志困顿，两腿疼痛……最后告辞时，他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他提出各种各样问题，毛泽东都不厌其烦，一一作答。结束后，为了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他不仅把访谈要点翻译成中文请毛泽东校正，在对外宣传时也没有添加任何个人的主观评论。
7月12日，参观团中的中国记者和国民党官员返回重庆，斯坦因等5位外国记者坚持继续留在延安采访。随着实地参访的深入，他发现中共非常注重向群众学习，要求边区干部要“严肃努力的去采取‘群众观点’”。斯坦因多次突击拜访边区民主参议会，亲眼看到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农民、地主、商人、绅士们很满意这样的机会，积极参与讨论，议题涉及农业、工业、造林、教育、卫生等方方面面。他还看到大字不识的老百姓，通过“豆子投票”参与选举。对于亲眼目睹的这一切，斯坦因赞叹不已，他认为“这一点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斯坦因曾用几天时间整理了一本“共产党字典”，他把“人民参议会”称为中共独创的“特殊的政治术语”，作了详解分析和介绍。
此外，“劳动创造一切”的政治理念，也让斯坦因感到十分意外。他看到，在经济封锁造成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边区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尽量生产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吴满有是1942年边区老百姓推选出来的劳模，也是被毛泽东称赞为解决粮食短缺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他所在的村子“吴家枣园”也发展成了模范村。斯坦因与他有过多次交谈，还亲自去参观他的家乡。在这里，他实际观察到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看到了边区乡村建设的进步。不但如此，斯坦因还惊奇地发现，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给老百姓做出劳动榜样，边区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承担农业及其他生产工作。他为此感慨：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百姓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
“要把所见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
事实上，除了实地参观，与边区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座谈之外，斯坦因还经常接触各个阶层以及边区的外国人，他经常向许多由前方来的指挥官和士兵打听，向战区的政工人员打听，向跟八路军一起工作多年的林迈克和马海德大夫打听。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斯坦因单列了“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一部分，详细记述了“别人”眼中的中共和边区。美国的飞行尉官告诉他，“我愿意回国做个讲演旅行，把中国共产党的真相告诉我们美国人民”；林迈克和马海德“都说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对于边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甚为称赞”。当斯坦因询问“八路军对待人民确是和我在延安每个人所告诉我的那样好么”时，得到的答案是：“从未听过如国民党的流言所说的共产党烧杀或虐待人民的事情。”
8月中旬，斯坦因与其他4位外国记者一起，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再次印证了他的所见所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在系统报道参访情况时曾提到：“记者团诸先生一致表示：要把所见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事实上，在延安期间，斯坦因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撰写了100多篇电讯稿，但大多数都被国民党中宣部新闻检查人员扣检或删去了主要内容。
10月2日，斯坦因离开延安，结束了近5个月的访问。回到美国之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文章与出版书籍，为国内外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在其著作《伟大的道路》中称赞说，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对抗日根据地情况的客观而详实的报道，令人为之折服。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3年9月1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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