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大林死后，评价斯大林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巨大的难题。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多次被斯大林错误指导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所排挤、打击、污蔑、羞辱，甚至长期被这些教条死板、不懂政治、不会打仗的秀才剥夺兵权而且遭到残酷斗争的毛主席，对斯大林做出评价时，并没有为了发泄情绪、宣泄私愤而忽视革命战略理智，而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上，做出了战略性的定调。毛主席深知，对于斯大林这个人的定调，不是斯大林这个人的问题，而是如何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捍卫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为了预防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内部的动荡，为了抵制内外反动派寻找一切机会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道路的污蔑，毛主席在当时做出了给斯大林定一个“三七开”调子的战略性决策。坚持赫鲁晓夫路线的各国，遭到了内外反动派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疯狂反扑，内部极端动荡。在赫鲁晓夫的阴谋操纵下，苏联的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复辟，“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国家名义、“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性质被“全民国家”、“全民党”所取代，苏联人民彻底沦为了大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的奴隶。毛主席给斯大林定“三七开”的调子，为新中国意识形态的稳定特别是为共产主义世界抵抗帝国主义世界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事业的污蔑和攻击做出了正确的战略性决策。今天，我们学习毛主席立足全局、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对具体人物进行战略性定调的正确决策，理解毛主席在当时情况下定这一调子的深谋远虑，理解毛主席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大政治家、大战略家在当时特殊情况的理智面对和科学决定，深刻总结斯大林的历史局限，深入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战略、理解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中国革命的艰难不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完成毛泽东未竟的事业而斗争。
关键词：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思想。
一、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性损失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犯了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主观主义错误，给各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五次严重错误路线，都和斯大林密切相关。
国民大革命时期，怀疑农民群众革命热情、过于信赖“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错误指导陈独秀的斯大林，要为国民革命失败负重要责任。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民族资产阶级左派"调整为"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蒋介石已经铁了心当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了，斯大林还说: "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四·一二"事变之前，斯大林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是陈独秀为核心的我党早期领导集体犯右倾机会主义重要原因。
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先后给土地革命时期的我党带来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三次“左”倾路线期间，毛主席先后受到多位“钦差大臣”（周鲁、杜修经、刘安恭、周以栗、顾作霖等等）错误的排挤、否定、打击。毛主席在赣南会议刚受到打击不久，在宁都会议他又受到了严重排挤。毛主席反对打赣州，可是周恩来、彭德怀等等不理解他，都为了执行当时中央的指示，坚持打赣州。最终，因为不听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彭德怀大败而归。
六次的排挤、打击，使毛主席彻底失去了兵权。毛主席失去兵权之后，中国的革命事业也遭到了严重的灾难。正如毛主席所说：“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斯大林的错误指导，以及王明和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百分之九十的革命力量遭到灾难性的毁灭，正是和”共产国际“断绝联系之后，我们在遵义会议基本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才转危为安、绝地得生。
毛主席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做出了和蒋介石过度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使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此，毛主席严厉抵抗、任弼时和王稼祥赴苏联据理力争。最终，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被任弼时、王稼祥说服。毛主席说：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条约——他怀疑中国共产党是狭隘民族主义组织，长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毛泽东，阻止我党和蒋介石作战。毛主席不听斯大林的错误建议，独立自主的和蒋介石展开大战。在全国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在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下，经过我军的浴血奋战，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力。
在解放战争前，斯大林同意和蒋介石签订使外蒙古独立、割外东北和库页岛等大片自古以来归中国的土地划归苏联的条约。而且，斯大林阻止毛主席和蒋介石开战，认为“开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灭亡”。毛主席拒绝了斯大林错误的建议，指挥我百万大军展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
后来刘少奇和毛主席先后访问苏联，斯大林都自知理亏，做了自我批评。在会见刘少奇的时候，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是否正确，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一而再、再而三的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怀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判断上屡屡失误，也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他远在苏联，难以详细调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第二，斯大林的一切外交行动最根本出发点，就是捍卫苏联；第三，蒋介石身边的国民党官僚，访问苏联的时候，必然经常和斯大林谈蒋介石的好话，而王明之流在斯大林身边无疑喜欢说毛主席的坏话，给毛主席扣上狭隘民族主义或者农民运动大王的帽子……
斯大林虽然还对毛主席不够放心，也极其重视、不敢小看毛主席这样一位解放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革命战争经验最为丰富而且军事理论最为完整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而且，他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也逐渐自知理亏。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斯大林给了毛主席很高规格的礼仪——他特意在他的生日宴会中，请毛主席和他一起坐在了宴会的中心位置。到了各位参与者发言祝寿的时候，也是请毛主席第一个发言。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斯大林才基本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怀疑，并在抗美援朝两次战役之后愿意给我军提供装备援助。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有的人张口闭口就谈苏联在“一五计划”时对我们的援助。但是实际上，这些苏联“援助”我们的设备，都是要靠我们通过自己的农业产品、畜牧业产品购买的，而不是苏联“无私援助”我们的!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同甘共苦独立自主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科院李慎明老师的研究指出:“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10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大规模偿还苏联的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量不足的极其重要原因，这在当时环境下，对于维持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维持中国独立自主来说也是必需的。
上井冈山、转战赣南、反“围剿”，有国际给咱们朱毛红军提供大量武器和物资援助了吗？没有！我们依靠着自己独立自主的根据地建设。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有国际给毛主席和咱们中央红军提供大量武器和物资援助吗？没有！我们依靠着自己军队在毛主席指挥下的英勇作战。
抗日游击战争，有国际给毛主席和咱们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大规模的物资和武器援助吗？没有！我们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势力，经济上依靠着军民干群的大生产。
（苏联通过盛世才秘密向延安用几辆卡车运送过少量的医疗物资和军火，不过那时的卡车载重量也就是1.5吨、2.5吨，王稼祥、周恩来访苏的时候，苏联也给过我们一些资金援助，但是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就没有了。与苏联援助国民党的武器和物资相比，这些就是九牛一毛。）
解放战争，除我军占领东北时收获了一批关东军装备，有人给毛主席和咱们解放军提供什么了吗？没有！我们依靠着自己独立自主的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和生产实践。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没有前两次战役和美军作战我军杰出的表现，苏联会给我们装备支援吗？不会！他们不仅推迟装备支援，而且提供的装备也大多数是他们淘汰的装备。
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靠毛主席带领我们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我们才支撑了独立自主的革命战争！不仅革命，而且建设，我们都主要的靠自己。毛主席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
二、毛主席从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道路大局出发，给斯大林和苏联定了符合革命和建设战略需要的调子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中，共产国际、苏联几乎极少给我们提供实质性的援助。特别是在抗战时期，“马列书籍送给共产党，大量的资金和武器送给国民党“是苏联的明显表现。但是，在宣传上，当时我们为什么对他们采取基本的肯定态度？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毛主席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上就为了国际共产主义大局而做出了没有发泄个人情绪的理智决定。毛主席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毛主席所讲的理智上不这样不行，有着极其深刻的战略考虑。
第一，在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重要目标是实现反帝反封胜利，而扶植蒋介石作为殖民中国代理人、在货币发行权、重工业、国防全面控制蒋介石、牢牢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的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当时苏联支持蒋介石、长期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是蒋介石终究是美国扶植的代理人。为了使中国实现独立自主、摆脱美帝国主义国际资本的控制，要充分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为了集中推翻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间接殖民统治，我们在当时进行了对苏联基本进行正面宣传、争取集中孤立美帝及其傀儡的实践。
第二，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为了远东地区安全，给了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大规模的支援着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介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当时他们主要大量援助的是蒋介石集团，但是客观上也起了支援抗日战争的作用。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实行和他们的统一战线，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我党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亲手缔造的在二战之前唯一的实现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的国家。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抵抗国际帝国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的污蔑，为了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内部意识形态的稳定，我们当时有必要顾全大局、进行一些正面宣传。
第四，当我们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之后，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之后，我们也有和这一工业比较先进的邻国进行贸易交换、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战略时机，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
综上所述，为了中国和世界的长远、大局，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给苏联定了基本肯定的宣传调子。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为了复辟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变公有制为大资产阶级法西斯私有制，做了他的“秘密报告”，通过针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进行全盘否定，为他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攻击社会主义道路、攻击在上层建筑全面复辟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在经济基础变公有制为大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私有制，全面复辟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扫清了障碍。不到三年，赫鲁晓夫迅速颠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大资产阶级法西斯在苏联的全面复辟。
对斯大林这个人的评价并不是斯大林这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斯大林作为代表人物的数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评价的问题。对斯大林定下“三七开”的调子，恰恰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新中国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导师的顾全大局、高瞻远瞩。
毛主席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他敏锐的判断国内外形势，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坚持对斯大林定“三七开”的调子，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稳定维护定下了重要底线。毛主席深知，如果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路，会给帝国主义污蔑马列主义、污蔑社会主义、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实际，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会造成严重灾难。
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们写的关于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文章提到：“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毛主席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为了国际共运大局，毛主席深知，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不能当儿戏的、耍情绪的。为了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抵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丑化、攻击，毛主席对斯大林定了“三七开”调子。
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而是抵制国际帝国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污蔑、抹黑、打击的问题，是为了更好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
毛主席深知，评价斯大林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事情，如果把斯大林这样一个曾经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人进行情绪化评价，就一定会产生整个共运阵营意识形态的内乱、动荡，会给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外一切反动派向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疯狂反扑的机会。所以，评价斯大林功过，不仅仅是对于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而是维护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运动的。
为了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抵制国际帝国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疯狂反扑，为了中国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安全稳定，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毛主席对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定了符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需要的“三七开”的调子。
三、毛主席针对斯大林评价问题战略性定调的启示
第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毛主席紧紧把握住了主要目标——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对斯大林做出了符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意义的战略性的定调。把握住主要矛盾、纲举目张，是毛主席的重要决策艺术。毛主席在《矛盾论》就说：“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第二，毛主席从当时世界全局出发，通过具体分析中国、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全世界一切国家和集团的具体关系，为了新中国意识形态稳定、中国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安全、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疯狂的意识形态反扑、捍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确定了给斯大林定“三七开”调子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战略性决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毛主席立足全局，对斯大林做出了符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全局的政治需要的评价，成功粉碎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意识形态颠覆的阴谋，也为捍卫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毛主席的这一决策，没有从感性出发，而是理智的从实际出发。就感情而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是不可掩盖的。斯大林及其钦差大臣王明博古之流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为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损失，严重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毛主席正是带领最广大中国人民，抵抗斯大林及其钦差大臣的错误干预，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联大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已经把斯大林批判的一无是处。
但是，立足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来看，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需要来看，如果对斯大林做情绪化的评价，我们就很可能产生国内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动荡，很可能遭到帝国主义疯狂的趁机反扑——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严重不利的。所以，毛主席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精神，给斯大林定了”三七开的调子，正确解决了抵制帝国主义反击、捍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阵地的问题。毛主席这一战略决策，成功做到了实事求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传承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艺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实现毛泽东未竟的事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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