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卷帙浩繁，涉及历史人物浩如烟海。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时，曾在一篇不到3000字的人物传记中留下25处批注。这篇传记就是《南史·韦睿传》，也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留下批注最多的一篇历史人物传记。翻开这篇毛泽东阅读过的《南史·韦睿传》，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浓密的旁圈、套圈、单圈以及诸多评批。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写下一句著名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处及以下涉及到的批注均出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205页）
韦睿是何人？为何能够在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得到毛泽东如此赞赏？毛泽东号召全党干部所学习的韦睿作风又是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一同回到《南史·韦睿传》，回到毛泽东25处评批的原文。
韦睿，南朝梁武帝时名臣，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为将，身先士卒，能攻善守，英勇无畏；他为官，躬身实践，勤勉敬业，清正廉洁；他为人，豁达大度，谦虚谨慎，仁而爱人。在梁武帝时期深受器重，成为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明朝文学家杨慎赞曰“六朝人才，韦睿为冠”。那么，韦睿身上究竟有哪些作风值得我党干部学习？综观毛泽东的批注，可以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调查研究之风
围绕“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2次批注：
躬自调查研究
第一次批注，出现在韦睿领兵攻打北魏小岘城的有关记载中。公元505年，梁朝北伐，开启合肥之战，韦睿为统帅。韦睿派下属王宗超、冯道根等人率兵攻打北魏小岘城，然久攻不下。于是韦睿亲自到小岘城下视察敌情，开展调查研究。恰在此时，只见小岘城城门洞开，魏军数百人出城列阵。韦睿抓住此时机，攻打城池，取得作战胜利。《南史·韦睿传》中如是记载：“四年侵魏，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五字旁分别画圈，在天头上另画三个大圈，并写下批注：“躬自调查研究。”他似乎对此仍嫌不足，又在“躬自”两字旁加了旁圈，以示“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性。
第二次批注，出现在韦睿率军与北魏进行合肥之战的有关记载中。在攻克北魏小岘城之后，韦睿领兵开始向合肥进发。韦睿先派右军司马胡景略进攻合肥，然而未能攻下。韦睿到后，亲自查看山川地势后说：“我听说‘汾水可以灌平阳’，与这里一致。”于是，他下令在肥水上筑堰，不久堰成水通，战船相继开到。韦睿在亲自调查山川形势之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为合肥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传记中记载：“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毛泽东在“案行山川”四字旁分别画圈，在此句天头处还画了三个大圈，并再次写下批注：“躬自调查研究。”他还在“躬自”两字旁加了双圈，在“调查研究”四字旁加了单圈，以示强调。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找工作”，这是毛泽东振聋发聩的宣言。毛泽东是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重要文章，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延安时期，大兴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行全局性、战略性的调查研究，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助推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调查研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十大关系》、农业十六条、工业七十条等重大成果正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诞生的。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可丢弃的传家宝。
二、英勇无畏之风
围绕“英勇无畏之风”，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留下6处批注，分别是：
以少击众
以少击众
将在前线
将在前线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韦放有父风
2处“以少击众”都批注在《南史·韦睿传》中记载合肥之战的有关文字旁。在上文提到的合肥之战中，魏军在合肥东西两侧分别建设了两座小城遥相呼应，将合肥保护于其中，韦睿于是决定先攻克两座小城。作战过程中，魏将杨灵胤率军5万来援，梁军怕寡不敌众，希望韦睿能够奏请援兵。韦睿却说：贼兵已到城下，现在才去求救兵，怎么来得及，何况我们求救，他们也会增兵，军队致胜在于齐心协力，这是古人的道理。梁军在韦睿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最终击败魏援军，军心乃安。《南史·韦睿传》中记载：“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睿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毛泽东正是在这段文字处第一次批注“以少击众”，并加以旁圈。紧接着，毛泽东又写下了第二次“以少击众”的批注，并逐字加以旁圈。这一次让毛泽东生发出如此感叹的文字是：“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睿堤下。军监潘灵佑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当初肥水堤堰筑成后，韦睿派军官王怀静在岸边筑城守卫，后被魏军攻陷，乘胜追击到韦睿驻地。诸将劝韦睿退避。韦睿非常生气，说：“军败将死，有进无退。”下令取来自己的伞扇旗帜等仪仗，立在大堤之下，以示毫不动摇的意志。面对人数众多的敌军，韦睿未曾退让，其勇可嘉，令毛泽东再次写下“以少击众”的批语。
2处“将在前线”则接连批注在《南史·韦睿传》中一段描述韦睿其人的文字旁：“睿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这里讲的是，韦睿历来身体羸弱，作战中不能骑马，但他仍坚持乘坐小车督率军队，激励士兵。在合肥之战中，魏兵来破堤，韦睿亲自率军与他们作战。毛泽东读到这段文字时，为韦睿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打动，2次写下“将在前线”的批语。
1处“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则批注在《南史·韦睿传》记载梁魏钟离之战的有关文字旁。钟离是梁与北魏争夺的重点。公元507年，北魏中山王元英集结数十万大军，号称百万，“连城四十余”，进攻徐州，把刺史昌义之围困在淮河南岸的钟离城。梁武帝萧衍命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20万救钟离，然而曹景宗行军到邵阳便不敢前进，梁武帝大怒，派镇守合肥的韦睿出兵对钟离进行支援，并赐给他龙环御刀，授权其如有不听命者斩之。韦睿接到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赶赴前线，部将畏惧魏军兵势强盛，劝韦睿缓行，以静观局势变化。韦睿却说：“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意思是“钟离如今危在旦夕，快马加鞭还怕来不及，何况还慢慢走呢？”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批注：“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毛泽东在此处，以刘秀昆阳之战、周瑜赤壁之战，盛赞韦睿以少胜多的勇气。韦睿率领援军神速赶到，令魏军猝不及防，梁军得知援军已到后，军威大振。而后，韦睿又遭魏军夜袭，箭雨密集而至时，其子韦黯请求他到城下躲避，韦睿不从。他如往常一样乘坐一顶白轿，手拿白角如意，依然镇定自若指挥军队，其英勇可见一斑。
1处“韦放有父风”批注在《南史·韦睿传》记载韦睿之子韦放的文字旁。一次，韦放在与魏将费穆作战时，军营未立，麾下只有二百余人，诸将均劝韦放突围躲避，但韦放却厉声呵斥：“今日唯有一死！”他未带甲胄上阵杀敌，战士为之感动，莫不拼死一战。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尔！’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逐北至涡阳。”这段文字旁，批注道：“韦放有父风。”毛泽东在韦放身上看到了其父韦睿的大无畏精神。
身先士卒、英勇斗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困难与挑战中所锤炼的风骨与品质。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毛泽东起草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入党誓词，第一句话就是“牺牲个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时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什么是共产党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的6处评批是对韦睿“英勇无畏之风”的称赞，也是对广大共产党员的鞭策。
三、进退有度之风
围绕“进退有度之风”，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留下5处批注，分别是：
以众击少
机不可失
决心
善守
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操此语，故致军败身歼。
“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决心”3处批注，都是毛泽东对梁与北魏小岘城之战时的批注，这次作战充分体现了韦睿善于把握时机、果断出击的作风。本文“调查研究之风”中曾提到，韦睿在小岘城巡行围栅之时，遇“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韦睿当下决定立即出击，但将士们都不赞成，他们认为现在是侦察敌情，准备不足，如要进攻，需先回营地穿上铠甲。韦睿却认为：“城中魏军有两千余兵马，如果闭门紧守，足以自保，而这些将士却开城列阵于外，必定是骁勇之士，若能挫败他们，那么此城不攻自破。”见将士们仍犹豫不决，韦睿拿出代表军令的符节说：“朝廷把它授予我，不是用来作装饰的，军法不可违抗！”于是下令突然进攻，战士们奋勇杀敌、殊死作战，一举攻克小岘城。《南史·韦睿传》对此记载：“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毛泽东在“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处批注“以众击少”；在“今无故出人于外”七字旁逐字加旁圈，天头上还画了三个圈，批注“机不可失”；在韦睿之言“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逐字加旁圈，批注“决心”二字。这些批注充分体现了韦睿善于抓住时机的战略战术以及果敢决断的战略智慧。
除了善于把握时机、果敢决断，韦睿还能够清晰判断轻重缓急，深知居何时、处何势而应为何事。毛泽东曾就此批注：“善守。”韦睿任江夏太守时，留守郢州。郢州城内因战争瘟疫横行、尸积如山。面对战后混乱不堪的郢州城，韦睿明确知晓当前最紧要的事务是料理民生，安抚百姓，于是“料简隐恤，咸为营理”，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百姓赖之”。毛泽东在这段文字处批注：“善守。”
韦睿不仅知“进”，还知“退”，不仅知“示强”，更知“示弱”。这恰恰是领兵打仗、为官为人所需要的重要品格。公元508年，司州刺史马仙琕班师回朝，被魏军追击。朝廷下诏命韦睿率领众军增援。韦睿到达安陆时，下令高筑城墙，扩展护城河，并建筑高楼以制敌。众人认为这是怯懦胆小之为，韦睿却说：“不是这样，作为将领应该有示弱的时候。”魏军听说韦睿筑城以待，立即退兵，韦睿不战而胜。毛泽东对韦睿的做法表示肯定，在韦睿所言“不然，为将当有怯时”处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操此语，故致军败身歼。”《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记：“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毛泽东在此引用历史战例，表达了他对韦睿相机行事、敢于示弱的赞赏。
进退有度，应势而动，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挥军队灵活作战，留下四渡赤水等辉煌战例。他所发明的游击战，也是进退有度的生动表现。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导一切战争，都应当依据敌我情况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战争如此，定政策、做决策更应如此，只有客观分析、应时而动、随势而为，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四、团结协作之风
围绕“团结协作之风”，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有3处批注，分别为：
干部需和
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干部需和”是毛泽东对韦睿劝导将帅和睦的肯定。韦睿作为梁军将领，十分重视部将之间的团结。《南史·韦睿传》中记载：前线将帅胡景略和赵祖悦不合，二人一同参战，相互陷害。一次，胡景略发怒，狠咬自己的牙齿，以致血流满口。韦睿担心将帅不合会招致祸患，便亲自斟酒劝说胡景略：“且愿两虎勿复私斗。”在韦睿的劝说下，二人得以和平相处。毛泽东在“且愿两虎勿复私斗”处，批注“干部需和”，以此说明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使曹景宗胜”“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是毛泽东针对《南史·韦睿传》中记载的曹景宗与韦睿之间的故事而写下的批语，赞赏了韦睿谦虚大度的品格风尚。曹景宗和韦睿同为梁武帝时期的著名将领。传记中记载：“初，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邵阳之战后，钟离守将昌义之设宴款待曹景宗和韦睿，以表感谢之情。他拿出二十万钱作为赌注，让曹景宗与韦睿二人掷骰子玩乐。当时曹景宗掷的是“雉”，韦睿掷的是“卢”，“卢”本该赢“雉”，但韦睿却拿过骰子，说：“怪事，没掷好！”重新掷出一个“塞”，故意输给曹景宗。毛泽东在阅读至此时批注道：“使曹景宗胜。”韦睿其人不喜居功，而曹景宗则争强好胜。传记中记载：“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毛泽东对此批注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正是韦睿谦虚大度、不争功不争利的品性，维护了同僚之间的和谐。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团结协作，众志成城，一个政党才能坚不可摧。团结协作是毛泽东一直提倡的党内优良传统与作风，他说：“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五、勤勉仁爱之风
围绕“勤勉仁爱之风”，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有2处批注，分别为：
劳谦君子
仁者必有勇
韦睿是一位十分敬业勤勉的将领。《南史·韦睿传》记载：“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这里说的是，韦睿带兵打仗时，白天接应宾客，夜里处理军务，三更就起身工作至天亮。他尽心关怀安抚部众，即便这样依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韦睿所到之处，营房都井井有条，馆舍和防务工事也都标准规范。毛泽东对这段文字逐字旁圈，并批注道：“劳谦君子。”君子，在中国古代是对士人的最高称赞。韦睿以自己的昼乾夕惕、谦逊谨慎赢得了毛泽东“君子”的美誉。
韦睿不仅敬业奉献，还心怀仁爱。他“事继母以孝闻”，对待自己的继母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在兄长过世后善待他的儿子。辞官归家后，他把历年所得分送给亲朋故旧，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闲暇之时便以教育儿孙读书为乐。《南史·韦睿传》记载：“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对此批注：“仁者必有勇。”“仁”是儒家推崇的至上品德，正因有“仁”，韦睿才在驰骋疆场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无私无畏，奋勇杀敌。
仁者，爱人。韦睿不仅爱自己的亲人，也爱自己的将士，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攻克合肥后，在奉诏班师途中，考虑魏军可能尾随追击，韦睿让辎重部队在前，自己坐小车殿后，把安全留给他人，把危险留给自己。领兵打仗时，士兵营帐没有搭好，他决不就寝，士兵锅灶没有建成，他决不先吃。《南史·韦睿传》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正是在阅读到这段对韦睿其人其风进行总结的文字时，写下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的批注，并对这段话逐字旁圈。
夙夜在公、履职尽责，爱民如子、同甘共苦，这是全体党员干部应有的良好作风。抗战时期，毛泽东便提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强调上下平等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他还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在毛泽东心中，爱人民、为人民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
六、清正廉洁之风
围绕“清正廉洁之风”，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有1处批注：
不贪财
韦睿出身名门望族，但他的身上却少有世家纨绔的劣性，年少时便以廉洁闻名。史书中记载，韦睿的表兄杜幼文任梁州刺史时，邀他一同前往。梁州富饶，为官者常常因受贿而受到惩处，但韦睿却能洁身自好。《南史·韦睿传》记曰：“睿虽幼，独以廉闻。”担任将领之后，韦睿依然不改廉洁本色。合肥之战取得胜利后，俘获魏军俘虏万余，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但韦睿丝毫未取。传记中记载：“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在此处逐字旁圈，批注道：“不贪财。”功成名就之时，韦睿依然坚守本心，不慕荣利。当时梁武帝推崇佛教，官场内外为投其所好，到处修建寺院，拜佛诵经。身居要职的韦睿，却坚持不媚上，“不欲与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晚年的韦睿“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他仰慕汉代石建、陆贾的为人，挂二人画像于家中，以他们的德行自勉。韦睿病逝前，还留下遗言要求薄葬，以时服装殓。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封建时代，此行殊为不易。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浪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清人曾国藩曾以此评价官宦世家。然纵观韦睿一生，却打破了此种惯例。他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能廉洁自守，并将良好家风传之后代，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优秀品质与政治底色。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无论面对什么境况，共产党员都应把清正廉洁摆在突出位置，始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除上述批注外，毛泽东在《南史·韦睿传》中还留下5处批注，分别为：
虽众，何所用之。
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此别一城，非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
百万之众，皆尽。
今湖北安陆县
这些批注多为毛泽东对传记中涉及到的除韦睿之外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慨叹，在此不一一赘述。
韦睿一生，有勇有谋，德行昭昭。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称赞韦睿：“其临阵也勇，其执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与人也惠，其居官也明。”毛泽东从浩瀚历史典籍中挖掘出韦睿身上的灼灼闪光之处，以辞简理博的评批，向世人展示了韦睿的优良作风。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毛泽东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是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殷切希冀，也是历史的启示、历史的智慧，回荡着历史厚重而深远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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