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打破西方话语与现代化的一系列神话与无奈（助）：路径依赖、后发劣势、马太效应（赢者通吃）、结构性错失与历史被动
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以鲜血和生命来交换的。文明之花和文明森林是惨烈的国家、民族、种族等共同体和行为主体的角斗场，更是它们博弈的生死之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能不会像宇宙摇篮和宇宙坟墓同席共在那样——超新星、红矮星、白矮星与黑洞，同新星，星团、白洞等充满生机勃勃的新宇宙共居一室，相安无事，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多数的文明大厮杀后，被残酷地消灭的那一方，在人种、地盘、社会空间和历史场域上，将永远地被退出舞台，不再有起死回生的机会。消逝于历史地平线上的不光是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古代巴比伦-亚述-苏美尔文明，古埃及-古印度文明等等，永久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家族、种族、民族、国家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今日的印度已经全然不是五百年前，两千年前，五千年前的古印度了；今日的伊拉克、伊朗、埃及，早已不是当年的巴比伦，阿卡德，亚速，苏美尔，波斯帝国了；今日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早已不是昔日的赫梯帝国了；今日的柬埔寨，早已不是那个辉煌而神秘的高棉大帝国了。唯有华夏、神州、中国，有巢氏、燧人氏、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一代复一代绵绵不绝，更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直到康熙乾隆，中华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秦汉化脉貌似也起伏跌宕但却实则迂回前进，高歌猛进，绵延繁华至今。
然而，中国大历史告诉我们：古老的美丽的动人的所谓‘传说’——三皇五帝（人世间同世界所有古文明相比较最为崇高而伟大的人类第一高峰）到如今的历史，由地球上的红飘带——红军万里长征而重起，却不是随随便便，轻而易举，飘飘然的血色浪漫，更不是可由单纯的精神丰碑和人间不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能道尽的：毛主席告诫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那仅仅是个插曲，甚至整个的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也才不过仅仅是一出历史长剧的伟大序幕而已，战争式的革命的胜利仅仅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更伟大，更艰苦也更精彩’。
马克思、恩格斯双双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世界现象和世界病，它会像嫉妒和复仇女神一样，‘迫使所有的其他文明按着自己的方式，进行变轨和改造，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意思是否表明，西方列强是人道的宽厚的，是基督教文明与物质技术的宗教与文化的盗火神，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把统治权和火炬交给人间，让世人得以普惠，赢得物质丰裕和幸福呢？当然不是，马克思谴责英国帝国对印度、中国的暴行与掠夺。但他们没有象列宁对应于帝国主义时代看得那样清楚——‘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更没有像毛泽东面对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无底深渊，揭示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压顶，中国劳苦大众过着牛马不如，暗无天日的日子。
西方资本与文明下的所谓发达国家，以原发性和后起同文同种的继源性国家集团，主宰了世界，垄断了先发优势，并随时随地地变换游戏规则。西方列强和当今的发达国家，尽管同样面临着斯宾格勒似文明僵化/硬化症候群，但其掌控先机，操纵历史，引领世界，更以强权和一切资源与手段，牢牢地将世界的其他部分，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世界上所有的事业与发展，无不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但西方化的现代化，路径依赖却非同一般。因为其不简简单单的是指技术-工艺流程，某种单纯的产品、技术、技能、工艺，或者一定量的资本积累和生产经营方式上的局部的方面性的范式变革。以往历史上的其他的帝国式征服，在纳税-朝贡体系而非经贸市场网络和结构化剩余价值的社会场域里进行，文明冲突与交汇，充其量仅仅是权力象征、政权变更、主统治角色更替，特别是贡赋和纳税复合，通常非但不涉及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变更，而且常常是因为征服者、统治者意欲获得异国异域风情和独具特色的土特产，偏偏要鼓励和强化原有的旧时的那种传统方式和习俗。
而近现代西方文明却与此相反，为了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获得统一化的货币化的世界通用的经济收益，其一方面要求所有被征服的国家与地区，受到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国际金融左右和影响的国家与地区，依照欧美化形式，把它们的产业制度、财富评估架构、市场营运法则、社会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准则，当成其自己的社会体系，而另一方面，又依照其几百年先后演化出来的价值链、产业链、业态链条，和种种低、中、高阶统治-政治-军事-文化联盟、区域的区隔和排序，依照其高度自觉和极为警觉的敌友界定和身份认证，把后起、后发的国家与地区，纳入到其锁定的按等级排列的精致化的野蛮的方域和场所之中，使其列入到永久性的甘愿追随和饱受自觉地被奴役的工业化-半工业化-半现代化国家方阵。
西方资产阶级是世界与文明中的阶级斗争的发现者、发明家和把玩高手。他们在几百年的自身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大博弈中，建构和不断建构起了当代的一切理论、学说、知识甚至于常识或信息背景与环境侧度体系，更不消说知识的话语权了，在阶级斗争、权力斗争和民族与文明冲突中，西方文明简直是如鱼得水，尽得其乐其欢。
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之下，发展中国家更要面对历史进步上的后发劣势（起步时），和不断演进中的后发劣势（动态演进甚至强化的）。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就是单一品种依附性经济，面对原发强势资本的必然溃败。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甚至被定义为失去的三十年的日本，和欧盟今日的困局，也显示出了后发劣势的新的演变逻辑。日本、德国、俄国、欧盟各国或者经合组织国家都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都曾经构成了西方列强，但相较于西方文明和西方化的现代化的集大成者美帝国而言，其又表现为相对的后发劣势。
林毅夫不断地强调后发优势，其同杨小凯各执一词，但都是偏狭性的。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在新技术规范，科技和学习溢出效应，后起全新起点，避免早期失败和弯路等方面，自然能说得通，但他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资源配置和大国博弈，特别是国家社会制度国际博弈上，所截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却不但是极为天真的，而且是具有极大误导性甚至于发展陷阱性的。他强调中国举国动员体制，却避开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主张和强化比较优势，却不言毛泽东计划经济和大规划、大推进工业化的神驱和伟力，更肆意贬低其人类经济史上长达近30年，在突破瓶颈，补齐短板，建构世界上最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现代化耦合推进，超现代化相应布局谋篇的辉煌业绩和最高经济成就，当然是虚伪、无知和浅薄的，因为其所谓经济学智识充其量仅仅是在照搬和放大根本就不存在的台湾检验或台湾式亚洲四小虎-四小龙的模式。
新加坡、台湾、香港、南韩甚至于日本和西德等都是所谓橱窗国家与地区。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发展方略参照资格。就好像天真的哈佛神童教授萨克斯在操作了波兰之后，信以为真地笃定对俄罗斯同样可以如法炮制，但残酷的国际资本和国际政治的高手与大佬们的直白与明言，告诉他，波兰级的小国作秀，仅仅是诱饵似的甩钩放长线，而一旦俄罗斯这条大鱼上钩，等待它的只有死路一条。而不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大量西方经援和随后的繁荣昌盛。
至于本文提及的后发劣势，全然不同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其是在百分之百、百分之千的西方崇拜和西方文明万岁的所为宪政经济学意义上来强调和谈论这一切的。杨小凯的带有极右翼色彩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除了其超边际主义在边角解上的一些具有革命性的范式突破外，整个经济哲学和经济学理范式，包括后宪政的经济学系，都是错误的。并且由于其最后在抗癌三年的过程中，在生与死成为至关重要的考验面前，反思自己、家庭和以往的科学知识信念与构成，结果是连他自己都不再相信其所信奉的那种过度竞争，完全专业化，彻底完全分工，一元化到底的配置最大化经济学体系与架构了。而林毅夫，从比较优势到今日的所谓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连这个反思层级都远远没有达到。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大转型时期，除了上述的一般性的路径依赖和后发劣势这类西方化现代化的魔咒之外，还有更重大的结构性错失与历史惨（残）境，也就是巨大的历史被动这个更大的无助甚至于无奈。西方文明是连自己同文同种的白人文明共同体，都要借助于所谓均衡优势，或修昔底德陷阱，而对任何的挑战与对手加以无情地消灭，更何况对另外一个东方文明的复兴大国呢？
美国所谓欢迎中国加入大国行列，欢迎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区域大国，或者希望中国成为地区性强国如此等等，都是外交辞令和场面上的客套话。奥巴马的直白、希拉里似的无奈（没有债务人暴打债权人的）、耶伦的暴怒、拜登的花言巧语都是政客们的台上表演。
那么，在如此险恶、不确定下，新中国全然没有胜出机会？头领虎视眈眈，几乎绝对操盘，高度警觉，完全把控的情况与大盘之下，毛泽东又是如何使旧中国、旧社会、旧世界似乎咸鱼翻身，而一举定乾坤的呢？
毛主席使用的是一种所谓深海战略，亦即绝不在既定的已有的世界天梯或者旧有的轨道上，一步步地乞得入场券后拼命地向上攀登。他绝非仅仅是在新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路线上，号召和要求绝不在西方的后面爬行，而是要打破常规，独立自主，自主创新，走自己的路，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一生在几乎所有的维度和层面上，都是把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贯彻到底，虚心讨教和向一切高贵、优秀、正确、杰出的学习，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但绝不盲从迷信，无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不管是先生还是大家，甚至不管是敌是友，他把敌戒哲学发挥到了极致，把反面教员哲学变成了国人的一般知识与智慧。
从政治、军事到经济、社会以至于文化和艺术，他拥抱一切好的东西和先进东西，但从革命道路、建设路线与方针，到国体、政体、党建和军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体系，甚至就是根据地和任何的组织与共同体，他决不容许把新中国的基业和模板，放置在西方的建制与规范之上。甚至也不准许中国一步一趋，完全地照搬和拷贝苏联，更不允许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胡绳在1991苏联解体后，回想起毛主席在六十年代，高瞻远瞩，开启了独立于苏联的自我征程，感慨万千，感佩不已。
这样一来，毛泽东使得新中国自动规避了陷入西方的路径依赖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陷阱。
至于后发劣势，从工业化启动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从引进和获得技术，到价值链、产业链、业态乃至生态体系与价位，从领先马太效应到技术与标准垄断，新中国不只是步履维艰，简直可以说没有活路，没有任何可能的生存空间。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出神入化，表现在其最高境界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他之无敌的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高度有级结合，永远主动积极，变不利、弱势为有利和强势，把一穷二白视作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巨大的动力，更高明之处在于，他永远能发现矛盾，利用矛盾，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广结善缘，广交朋友，变被动为主动，积小胜为大胜。
他把天理大道转化成极大的政治动员力和道义价值制高点，把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全世界布局和战线拉得过长，变成绞死他们自己的绞索，在这个逆转过程中，他的世间上的最可宝贵的是人之资源观、政治资本观，同他一贯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出现了高度完美的和谐统合，在让各种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过程中，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在干部是决定因素大体上得到贯彻后，新中国以自己的独特的吸引力（魅力），赢得了天下的一大批一流人才的纷纷加盟和国际友人的广泛的支持甚至仅仅只是单纯的同情。
与此同时，他一反西方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代之以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人公之人民大众；一反价格机制、竞争手段、产权激励、私有私欲的小我-市场-权贵-江山的旧世界规则与游戏，代之以公有制计划理性全国大协作和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大众至德范式路径；一反西方的成王败寇、丛林法则、强权真理，以及大国主宰的集团和种族主义的政治游戏，代之以大小国家、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把民族和自由的神圣原则，变成了国际社会和政治社会建构的绝对律令和不二法则。
如此一来，他的新中国最完美地实践了‘得人心者得天下’——人们用脚投票，用行动说话，真正继列宁-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之后，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毛泽东打破后发劣势与无助，反倒将其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真正奇迹。
日本、西欧复兴时，石油便宜如水，两三美元一桶，现如今却变成了七八十美元，有时甚至疯狂长到一百五六十美元一桶。中国复兴时，从能源到矿石资源，从环境到生态，一切成本和代价都奇高无比。而中低端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便宜如水。今日或当下的中国又面临着较之毛泽东治下更为复杂的局面，遇到了新的挑战。
说到结构性错失，甚至丧失了工业化/现代化大机遇和出现或陷入永久性历史大被动，新中国前的109年的历史，从道光皇帝的昏政和乱政伊始，经由咸丰、同治、光绪和末代皇帝，其中主要是慈禧太后47年的罪恶与腐朽并丧心病狂的统治，并先后展开的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十几年北洋军阀的混战统治和22民国蒋家王朝的超级流氓腐败治理，在原本是同西欧或欧美列强至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于就历史起点与传承上说，或各有优劣，例如大清的举国一体大统一和科举文官制度，以及数千年领先于世的华夏文明，至少是唐宋之变的近代世界第一经济革命、工业革命的优越，对峙于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崛起，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原创性、独创性，并相应地军工武器装备，但却既未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更未像美国、大陆欧洲甚至俄国那样，完成工业化和工业革命，而是完全坐失历史良机，更被动挨打，丧权辱国，把全国的能量与经济，都用来对内镇压和内斗不已，对百媚求和讨喜之上。
而这样一个百多年的反向运动，对于一个四亿亿五千万之众的大国，对于一个古老文明的天朝王国而言，无异于等同于永久性失去翻盘的可能。因为对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文明而言，其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国际法则是，绝不会容许另外一个异域文明挑战既定的秩序和架构的。
从红色割据或红色政权存在理论，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政体与政治，到延安边区政府，从持久战、游击战到解放战争中的运动战、大迂回和战略大决战，从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建政、建国，更是重建社会、国际和人类自身，绝非单纯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而是有理有利有节，举一反三，四两拨千斤，大开大阖，游刃有余，或收放自如，一步步地简直惊为天人，用兵-用语-用智-用胆如神，把一切的不可能，不但变成了可能，而且变为奇迹和辉煌。
逆转结构性错失大机遇，完全打破历史性永久大被动，并使新中国不仅远远地将国情与军势要好于中国的印度，彻底地甩在了后面，而且以新中国的巨大的红利蓄积和加速扩大，和一切的大规制、大计划、大科学的智慧与实践高度相合的集成神力发挥到极致，使得新中国逐步迅速地把一切昔日西方列强国家一个个甩在后头，在如今坐二望一的百年马拉松经济赛程中，直追头号强国美国，在建国百年历史起点上，有望达到美国GDP的两到三倍（若操作得好，可能更多）。
五、打破精致的野蛮和启蒙理性、工具理性至上的公理系统，为未来世界与人类崭新的价值规范立基（行世界范围和人类文明体的不言之教！）
朝圣和皈依是基于敬畏和虔敬之上的。权威、崇高、神圣、伟岸，或者真理和人格的辉煌吸引与魅力，是不假任何的权柄（杖）、名头和神力相授的。国际社会和世界存在，作为近代西方文明体系之下的演化逻辑产物，由主权国家所界定的无政府管辖政治空间，不管有多少国际组织与仲裁机构和协调体制，本质上都是属于权威真空，甚至权力真空的。在这个领域，没有最终权力与权威裁决，又依照各国、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甚至在审美、道德和几乎所有的生活-生产或存在方式与法则方面，各不相属，各不相同。
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与背景，没有相沿成习的历史和人文礼教，没有一致的利益、规范与取舍，是什么力量、有什么法子、靠什么道理，造成了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崇敬和政治朝圣的呢？毛泽东不但不是教皇（教宗），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首领与头目，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不是世界联军甚至中朝联军的总司令和统帅，也不是帝国的皇帝，神国的天皇，不是法老、苏丹、可汗，为什么会出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南海朝圣和北京敬拜呢？中国人民为什么偏偏集体选择保留他的遗体呢？他逝世已近半个世纪了，去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和韶山瞻仰他的遗容和铜像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士始终络绎不绝。
有一种说法，世界上只有两个有色人种的大人物，赢得了白人文明圈的关注和敬重。这两个人就是印度的圣雄甘地和中国的毛泽东。甘地同毛泽东有可比性吗？
毫无疑问像世界级的英豪、名人和各国政要与大人物，诸如戴高乐、铁托、格瓦拉、白求恩、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奥把马、普京、斯诺、安娜路易丝特朗和胡志明、金日成、西哈努克亲王、马科思总统夫人、穆加贝、恩格鲁马、前南非黑人总统曼德拉等等（当代在世和新生代的拉美国家领导人更如此）成为毛泽东的超级或骨灰级粉丝。
毋庸置疑，诸如肯尼迪总统把他的选集作为床头（案头）书，艾森豪威尔承认他为‘极难对付的人’，且铁人斯大林也对他礼敬甚至礼让三分，赫鲁晓芙又仰赖于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调解，借以为苏联造势，为他加分拉票，又对他的维护主权与尊严感到头痛不已，普列日涅夫对他也是一筹莫展，而他却在中国的国势与力量远远不及美苏的情势下，为中国赢得了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位重，为中国国家与人民赢得了世界人民反霸和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典范，国家繁荣富强的指路明灯和伟大灯塔。
波尔布特、普拉昌尼的前后判若两人的做法，和印度毛主义者的战略似乎未能为毛泽东增光，反倒玷污了他的一世英名和道德光辉，但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公道，热爱和平，追求自由与幸福，特别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有识之士，无不由衷地热爱他、敬重他，并真诚地希望他的事业与光辉永存，就是像二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这样的人物，也是对他敬佩有加，成了他热烈的西方粉丝，并像日本和西方国家的诸多友好人士一样，成了他的政策、战略、思想和他的军队、人民与国家威力与英明的热情传播者或宣传家。
而那些盖丧尽天良，把一己之私、一族一宗之私利、一方一团体的诉求和政治冀望，当成唯一准则，把区域、国别和一时兴起的文明态势，视作上帝之城（或山颠之城）的圭臬，或天命锁定的永恒真理、神圣模范和戒律，则无不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地玷污他，贬损他，巫毒化他。这些人类邪恶的势力、集团及其把戏，如同当年的希特勒式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一样，只能喧嚣一时，如今早已失去了市场，失去了筹码，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在亿万万世人面前一文不值，更臭不可闻。
胡塞尔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就欧洲的科学危机发出警告，并对此专门著书立说。西方理性主义及其背后的古典主义，在拿破仑征服或终局后的法国大革命后，就已经暴露出了其绝对抑制激情，把情感、艺术贬损到非理性的无理智，和充满无知与破坏性的低贱行列，由此所带来的革命后的悲剧和问题，于是浪漫主义运动，从哲学到艺术，从政治到社会异军突起。这样看似平衡的双向互相约束的西方文明，在法国大革命后一百余年的欧洲与世界无战事，一派歌舞升平，理性与浪漫觥筹交错，天衣无缝和谐完满，人类莫非已达到极乐世界，也是向着完美乐园进军，却出乎一切人的预料之外，一场惨无人道，大规模机械化热兵器的屠宰场似的人间大屠式自相残杀，可谓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世界，西方文明，资本主义，那是马基雅维速度，马科思˙韦伯的所谓西方理性主义，一切无比完美和谐，精致化的从经济到社会，从文化到艺术的优雅高贵，那是桑巴特式的金融理性把玩家后的丰裕和共享。毛泽东的东方智慧和神奇，不但成了西方文明的克星，而且正在成为世界和人类的希望和坚实可靠的未来依傍，实实在在的明日选择样本和模式。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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