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
无限风光在险峰
——谈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
【导语】毛主席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精神、理论、实践和艺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毛主席斗争精神的集中表现。毛主席一生坚持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转化为伟大的社会实践，总是以极富宏达的战略眼光，完美地诠释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一个斗争迈向另一个斗争。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都评价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但本文认为，毛主席一生为中国人民做的最伟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1. 坚定地信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付诸开天辟地式的社会实践；2. 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彻底的思想改造运动，建立并锤炼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民族领导核心。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中国人民至今都生活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的红利之中。
全文共10万余字，分为五篇连载：第一篇，阶级斗争理论；第二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第三篇，两条道路的斗争；第四篇，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第五篇，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此为第五篇，就教于广大读者并供研究参考。文中括号内凡仅标时间的，均请参阅《毛泽东年谱》；凡注明文章名称的采用缩写方式，由于篇幅关系不甚规范，谨致歉意。
第五篇：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
毛主席的一生，不计个人毁誉，不计个人牺牲，成功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初心与思想的发展过程
毛主席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有他晚年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既曲折蜿蜒又一以贯之的发展过程。年轻时的“所谓革命是糊里糊涂的”(1965.8.5)，尚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这种情况是通例，和毛主席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人，都差不多有这个经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相信过神、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孔夫子，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也曾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1959.5.15)。从赞成康梁变法、拥护辛亥革命，到投身新文化运动、组织反军阀统治斗争、在北大接触十月革命思想，才在比较中选择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缔造中国共产党，并投身工运、农运，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剿杀，走向井冈山，找到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艰难曲折的实践中形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才指导全党、领导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主席用他的一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坚守初心同时又与时俱进的人生。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当然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也受中国社会当时的条件所限，也有阶段性策略上的需要，但是，其核心理念早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形成，并坚守了一生。毛主席早年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前景的坚定信心，书就了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建国后改造中国的基本蓝图(《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一生的坚持需要经历各种复杂历史条件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后期的时候，敢不敢明确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立场，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1945年，毛主席进行《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过程中，讲述了自己在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提及“共产主义”的反复权衡，最后决定还是“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且，“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和斯坦因的谈话》)，共产主义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957.11.6)，确定了发展社会方向，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把握，我们就“应该是心安的”(1955.10.29《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没有毛主席一生坚定的初心、理想、信念和努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理念。毛主席的思想具有无法比拟的的超前性和预见性，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超前性和预见性，才引发了他同时代人的诸多误解。毛主席始终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分为两步走，即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坚信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抗日时期的任务》)，要以“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的决心，做好上下中国革命的上下“两篇文章”(1939.9.24《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民主主义革命是准备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明确得出结论：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和韦尔斯的谈话》)，这一结论科学而富有远见。
在探索过程中，肯定有弯路，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可能一下子走到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1956.3.14)。更何况在建国以后，中国面临着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总的形势肯定是有利的，但要做好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的准备(1958.3.19)。尤其要准备曲折的反复，“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却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1957.11.12)。革命势力在表面上的胜利，尚没有摧毁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所以，必须肃清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以实现彻底的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是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但他坚定地相信，这个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1956.9.24)。
毛主席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和基础，当然主要是毛主席富有远见卓识、善于总结创造和带领中国人民集体奋斗的结果，但也离不开苏联先进理论实践的输入和错误理论实践的借鉴(1960.8.19)。谈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思想，苏联是绕不开的话题。早年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和信仰来自苏联；遵义会议之前毛主席备受苏联因素的排挤；在中国人民即将解放全中国之际，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分治劝说；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苏联的确提供了很大帮助；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又拉又打，试图把中国纳入其轨道。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许多观点，在中国颇有市场，毛主席当年带领中国人民反抗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被后来一系列铁的事实不言自明地证明了其正确性和远见性。
在毛主席的语言或文章里，经常出现一些有关时间跨度的预测，然而，具体的时间和时段，“有时估计过高，有时估计不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一直等到恩格斯逝世后二十二年才爆发了十月革命”(1957.11.16《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不追求具体时间的预测准确度，主要是表明坚定的信仰和坚决的行动，并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与空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讲的许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20年”、“100年”之类的涉及时间预估的说法，只是坚定信心、持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大致的表述(1948.9《政治局会议报告和结论》)。理解毛主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具体时间长度，有一个重要的参考。渡江战役的时候，毛主席说过，江南的土改，“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1949.4.25《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但之后几个月，一两年的时间内，江南土改很快开始并完成了，也没有见到有人指责毛主席冒进。在建国前夜，毛主席提出过“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七届二中报告》)。而这一“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初步实现了合作化，彻底改变了这种分散和个体状态。结果非议频出，纠其原因，土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课题，当时党内对此比较一致，而社会主义革命是新课题，党内尚未取得一致。提出非议的人们并不理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个阶段，如果不抓紧那个难得的窗口期，农村会迅速贫富分化，工业也无法进行最低限度的积累和发展。这一现象折射了党内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课题，存在着不解和本能抵御。
二、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
“文革”是毛主席阶级斗争观实践表现的高峰，也是毛主席一生信念和努力的必然结果，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6.15《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毛主席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在苏区建立红色地方割据政权、在延安整风、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的时候，以及后来在滴水洞的长考深思，都是基于同一种思维和理念。“我们有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1963.4.25)，从那时起，有关阶级立场、打着红旗反红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入侵共产党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这一切的努力都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无论是党本身、毛主席本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文革”所付出的代价肯定是很大的，特别是出现了建国以来没有的内部混乱局面，这种混乱造成的伤害也很大。毛主席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付出巨大的代价发动“文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从“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社教”到“文革”，都是为了牢记初心的一条线，没有建国前的一系列奋斗，没有建国后一连串运动，也就没有“文革”。至于许多具体问题，比如，革命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斗争策略与艺术问题，早已在“三反五反”乃至更早，均已成型，区别只是斗争对象在一步步加深。甚至连“文革”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都已经在以前的历次运动中出现了明显的苗头和尝试预演。在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有了群众和地方上，自发的和有组织地清除与武训有关的名称和留存的做法。中国社会经历了百年屈辱和300年落后，也的确有很多文化印迹需要剥离。不能截成两段评价毛主席一生，不能用性格变化、地位变化来解释他后半生，更不应当得出“前半生全对，后半生全错”那种荒唐幼稚的结论。在历史问题上，一切假设都不成立，如果没有毛主席持之以恒的革命意愿和能力，不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取得1949年的全国胜利，而且中国也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
在1967-1968年，毛主席多次反对那些对于“文革”的意义“大吹特吹”的做法，同时他多次告诫外国友人，“文革”会天下大乱，这个东西不容易搞。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初衷与目的或许都没有错，但是，毛主席无需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然而，难道在“文革”之前毛主席没有穷尽其它方式吗？毛主席说：“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1963.9.9)。这句话，或许才是理解整个“文革”时代的钥匙。
三、阶级斗争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毛主席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这种实践给我们很多启迪，是无产阶级手中的根本武器，也是永葆党的本质的重要思想，这种理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旦被全体劳动人民所掌握，就会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动力。
A、有效的斗争与团结
阶级斗争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一切，来源于人们的态度和立场，所有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一生的成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凡是自称敬仰热爱毛主席，但同时又不承认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人，无它，叶公好龙者也。不正视毛主席坚持了一辈子的阶级斗争观，就无从评价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谈不上继承毛主席的丰富精神遗产，也无法准确理解我们的党以及新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由来与未来。
强调阶级斗争观就是要用阶级观点看待一切，不仅仅搞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还要分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它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认清中国体制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美国的短板恰恰在于其资本主义制度，人类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终将在全人类范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国家命脉之根本，要用阶级斗争理论“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1947.9.28《在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上加写的一段话》)。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阶级利益，唤醒阶级意识，团结各种力量，才能找到改造社会的最大力量。
阶级斗争理论告诉我们，在最终目标清晰的条件下，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时期的具体特点，要分清敌我友及其力量对比，以确定自己的战略方针。首先认清敌人的本质。有人认为敌人内部有无休止的倾轧，“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还有人认为“敌人的联合对付我们，革命就遇着很大的困难，因而发生悲观”，而毛主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敌人总会联合起来，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镇压革命，但是，这种基于剥削阶级根本的联合，恰恰是敌人“最后的联合挣扎”，证明“革命已到高潮”，“统治阶级为挽救自己的危亡，岂有不联合之理？”(1930.10.26《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这话说得多么像是针对今天美国搞的“小院高墙”。
在实际斗争中，仅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奋斗是远远不够的，“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形成统一战线的时候，依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当下可以一致行动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统一战线教育就是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1941.2.20)。这一论述同样可以应用在当下国际阶级斗争实践之中，我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要明确中美之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但仍要区分帝国主义和外国人民，要“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1951.3.27)。
B、党的社会主义性质
毛主席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路，他从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宝库中，借鉴的最重要的理念，一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党的建设与领导。正是以这两个基本理念为抓手，使二者同时发力，以期达到预想的目的。毛主席罕见地用英文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1966.10.2)，来解释“文革”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相比其性质、方法和目的之不同，这种区别甚至超越了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同时指向中国的一些需要变革的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发现：“党和阶级没有弄清楚”(1928.10.5《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要改造各级党组织，使之走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这已经包含了毛主席后期理论与实践的所有基因。无怪毛主席要重上井冈山，他是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走过的路，在找回当年的初心。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属于整个阶级而不是某个个人或者某个小的利益集团，当赫鲁晓夫攻击毛主席个人独裁的时候，毛主席说：“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这个别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1964.9.7)。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努力坚持党代表无产阶级执政这一根本特征，党是无产阶级队伍中“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1938.2.2《论一党专政》)。社资道路之争就是阶级斗争，代表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阶级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会反映在党内的(1949.3.13)。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中国未来的发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依然严峻。
毛主席曾经试图通过党的现有组织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逐渐发现，问题不仅仅是底下，根子在上面，党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存在着很多糊涂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执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党，如果党内存在严重的错误思想、糊涂观念，党的干部必然成为敌对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围猎对象，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许多党内的领导事实上成为了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1967.9.30)。毛主席更加明确地说，这“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很多党的干部没有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坚持资产阶级的路线，并利用现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1966.12.26)。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曾经质问：“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1964.12.5)，并明确指出，根源主要在“上边的影响”。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确存在着严重地照抄苏联以及道听途说的西方做法的问题，同时也有许多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营管理遗存。更有甚者，许多来自国外的唯利是图、买空卖空、奖金挂帅等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行其道，此外，还存在着按当时标准衡量的很严重贪腐问题。
由于许多干部的思想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并不了解，特别由于时代的局限，尚未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性与区别，建立起自觉的认识。有关“文革”的目的，毛主席说“搞到底”的标志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1968.10.13)。另一个任务是消灭可能产生的新贵族阶层，使干部子弟真正成为普通人民群众的一员，而不是新的世袭贵族。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示要废除贵族学校，和人民子弟融为一体(1952.6.14日《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他强调，干部子弟如果教育不好，可能会成为“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1967.5.8)。九大之前，毛主席又反复强调他的女儿和侄子均不能当九大代表。对此，不能仅仅从毛主席严格要求家人的角度来解释，毛主席是在铲除滋生新的阶级的源头。
C、寄希望于广大人民群众
晚年的毛主席横下一条心，要为人民办一件功在千秋万代的大事，就是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他把个人的荣辱毁誉全部抛在九霄云外，本着功成不必有我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告诉人民大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1966.6.10)，“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列宁“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种现象是不以革命导师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966.5.5)。如果“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1967.2.12/18《对上海的指示》)。
对于这种历史的无奈，毛主席看得很透很豁达，“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1966.6.10)在谈及培养接班人时，毛主席绝不是仅仅考虑在他身后，选择一个、两个具体的人去坐上一个、两个具体的位置，而是要让一种思想体系牢牢地扎根在人民心中，并将这种思想体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1970.9.19)。他要给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补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1964.7-8月)，进行“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培养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66.6.16)。为此，他提出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求他们能够坚持马列主义、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具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1964.6.16)。
毛主席要求广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放下架子，不要摆老资格，去“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唯有走群众路线，在群众中汲取营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搞起来。他说“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但是党和解放军“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并“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1967.5.16)。这些深刻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理解和体会。
在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看到了被列强用枪炮打开的世界，开启的民族自救的征程。中国社会变更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导致当中国革命第一步走完之后，对于第二步应当怎么走，乃至是否要走，是否要现在就走，的确存在着分歧。可以说，若非毛主席大无畏的坚持，中国是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或者虽然表面上建立起来了，但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宣告失败。在晚年，毛主席更为关心在他身后，中国人民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思想层面、灵魂深处，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行进。故此，毛主席战略考虑的重点在于夯实社会主义的基础，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基础，教育一代人，其功不在当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后世。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但是，“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968.8.14)。思想改造和心灵建设是全体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许多涉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需要全体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探索，而这种全民族的以其先锋队自身认识的提高，才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在探索的实践过程中，要提高人们的认识与是非辨别能力(1966.8.5)。毛主席晚年的探索，是针对所有的中国人，并非只是针对某一部分人，是一次全民族的、触及灵魂的、彻底的思想改造和心灵建设过程。这是一次“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触及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世界观的最深处、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其最终目的是“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1967.1.1)，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过程。这种精神上的洗礼很有必要，她是一个古老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一种古老文化重生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走上康庄大道的起点。
结束语
毛主席站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高度上，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说得很透、做得很实。放在全球范围，审视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他的斗争精神，就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千年福祉。年轻时期的毛主席在他的课堂笔记中写下：“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1913.10-12《讲堂录》)。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改造旧文化、建立新文化，一生之志、一以贯之，一生之力、持之以恒。“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1959.12.4)，在翻阅毛主席的著作过程中，同样的话、类似的话，已经无法统计清楚他究竟说了多少遍。
从现在上溯至1840年，也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所溯及的中国近代史开端，西方人如洪水猛兽般吞噬全球，中国人苦苦挣扎，中华文明正危如累卵，无数人试图用各种方法拯救中国，都归于失败。若非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武器，组织领导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重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国现在怕已烟消云散了。在毛主席开始走向井冈山的时候，中国正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危机，从那时起就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改造中国的课题：在1927年，是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掌握政权；1949年，是如何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到上世纪60年代，是如何使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不会滑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不再重新成为西方列强的猎物。
对于毛主席在建国前的阶级斗争实践，除了极少数蒋介石集团的拥趸，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和理解，没有人对那个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提出异议。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强大的蒋介石集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蒋介石并非等闲之辈，他一生除了败给了毛主席，其他同时代枭雄都被他收拾了，只有遇到毛主席，他才遇到了无法战胜的对手。毛主席可以战胜蒋介石，从最根本的一点上看，就是因为毛主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并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人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最终这一汪洋大海彻底埋葬了蒋家王朝。
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点，基于承认人民阶级性的出发点，认定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劳动人民，是共产党所要代表和依靠的绝大多数人，所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仗靠士气，建设靠民心，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注重人民的感受。资产阶级是少数，害怕作为多数人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所以才会反对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才会故意模糊阶级划分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自己没有一天不在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阶级斗争是为资产阶级的极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因此，是否承认人民的阶级性，是否为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水岭。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建立了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中国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当然，全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如果仅仅使用今天的经济统计指标去评价乃至抹杀那个历史时期的辉煌成就，显然是非常低级和愚蠢的错误思维。今后肯定比昨天要好，但不能因此就说昨天是错的。“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能因为蓝图一步步成为现实，就说蓝图的绘制者和实践的开拓者不如后面的完成者。对于每个时代的评价还是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看，还是要看对于后世的影响。
毛主席改造中国的更为根本的也是更为辉煌的成就，在于他改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建立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吸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建立了新的意识形态，把人民群众放在了最崇高的地位。社会主义是值得全体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在奴隶社会，奴隶希望自己成为奴隶主；在封建社会，农民希望成为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也想成为资本家，而剥削阶级就是希望能够压制住这一切的改朝换代。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使广大民众不再这样仅仅为自己的个人地位着想，而是集体地成为社会的主人。
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思想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人们。他的思想、言行、实践，必将影响中国和全世界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毛主席对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在建立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阶级斗争依然在进行，仍然有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只有真正理解了阶级斗争理论，才能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立场清楚了，建立了理论自觉性，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才能实现，才有实际的意义。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或曰接近真正理解毛主席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观。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今天依然被很多人无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其实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深邃的思想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才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切身的经历唤醒了很多人，教育了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尝试理解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其晚年的思想。今天那么多人不忘记毛主席、怀念毛主席，不仅仅是因为毛主席的人格魅力。人民热爱毛主席，因为他立下了丰功伟绩，因为他造福人民，更重要的是，他还重塑了中国文化，指明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人民找到了走向幸福繁荣的康庄大道。
毛主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广阔的继承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在新时代的中国坚持、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维护思想建设成果，应对各种挑战，依然任重道远，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理解、探索的内容，仍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是意识形态现代化，独立自主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我们今天面临的的国内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和继续生存是同一命题，不崛起就无法生存。
时代在前进，环境在变化。今天，我们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力挽狂澜，重新确立了“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理念，同时特别强调斗争精神，提醒全党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更要珍惜毛主席艰辛探索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教益，坚持深入学习和掌握毛主席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运用好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把他老人家的未竟事业继承和发展下去，为中国人民保住社会主义根基、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实现祖国大统、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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