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和平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努力争取和平、充分利用和平条件进行经济建设、通过备战防止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与各种类型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开展和平外交以维护世界和平并改善中国外部环境等等。毛泽东和平思想对新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对毛泽东和平思想在时代演变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进行深入考察。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新中国又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一穷二白向繁荣富强的飞跃，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洞察国际风云，在冷战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高级的斗争中成功维护了国家安全。毛泽东和平思想在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考察，深入思考。
一、毛泽东最早提出和平可以争取
新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阶段，比如前三十年、后四十年以及之后的现阶段。而这些阶段的区别又特别突出地反映在所谓时代主题上。与此相关联，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又成为评价新中国历史上各阶段是非成败的一个重要乃至核心因素。既然如此，在纪念毛泽东13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客观细致的历史考察，还毛泽东的时代观以本来面目。
在时代问题上，有一种说法非常普遍，那就是过去之所以出现错误，就是因为在时代主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没有认识到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例如：“应该说，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时代主题就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但自那时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仍以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没有认识到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因而，国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穷社会主义。”“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后，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认清时代特征、跟上世界潮流，进行深刻的改革与调整，反而变本加厉，在歧路上走得更远。这在中国，就是邓小平说的，对外搞闭关自守，对内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妨碍和破坏了经济建设。由于对时代判断失误和没有适应世界潮流进行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和它直接控制下的国家遭到完全失败，在中国也经受严重挫折，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如同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也是要垮台的。……邓小平理论的所有内容，都同对国际环境与世界潮流的观察和判断分不开，都是面向世界的结果。……因此，在谈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时，就无须过分强调‘在中国’三个字，不能低估它的国际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主题开始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到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正是由于否认或忽视和平与发展的客观现实，当时代主题已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还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和政策，才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是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明确作为对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根据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时代主题提的。基于科学分析世界形势演变和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就是他说的，‘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这里需要考察一个问题：时代主题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主题概念。当时的表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时，主题还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还没有表述为时代主题。直到1992年的十四大，时代主题的概念才正式出现并一直沿用。当时的表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然如十四大报告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就说明此前的历史条件不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那种条件。既然中央正式报告都认为在之前的时代中和平与发展并不是主题，为什么要求毛泽东在那个时代把和平与发展当作主题？那些先知先觉的人在那个时代认识到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了吗？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评判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事务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况且，当时根本没有时代主题这个概念，用此概念去指责毛泽东就如同指责古人为什么不用手机一样荒唐可笑。
其实，最早提出和平可以争取的恰恰是毛泽东。毛泽东早在1950年就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中国可以放手进行建设。他说：“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1955年10月毛泽东说：“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1959年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很明显，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忽略过和平，从来就没有放松过经济建设。
二、毛泽东充分估计战争危险，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他不仅看到了和平可以争取，也看到了战争的现实危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冷战的高潮时期，不仅全球紧张局势持续不断，对中国的现实战争威胁也迫在眉睫。苏联和平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后，霸权主义恶性膨胀，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搞霸权主义，一方面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成为世界战争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在霸权与反霸的斗争中，中苏关系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面临苏联侵略甚至是核打击的现实威胁。邓小平1989年5月曾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毛泽东不得不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做战争准备。毛泽东的逻辑是：“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1969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中国在那个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包括大小三线、三北国防工程、城市人防、重要机关和单位疏散、全民三防教育、物资储备以及制定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充分、到位的战备不能不说是避免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而这就是某些人所说的毛泽东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背离。然而任何一个有见识、负责人的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做出其他选择吗？
不仅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了战争危险，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也没有轻视这个问题。1977年邓小平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多次谈到战争危险:“不错，我们经常谈到战争威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战争，而是因为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种战争的危险恰恰来自天天都在散布和平幻想和缓和假象的战争策划者。我们认为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不能像鸵鸟那样埋在沙里就自以为安全。”1979年8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说：“总的来看，（国际形势）是更动荡更紧张了，对别国进行干涉控制以至发动赤裸裸武装侵略的种种事实表明战争危险的因素仍在增长。”1981年6月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时说：“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危险爆发点越来越多。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好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对付各种困难局势，延缓战争的爆发。如果能够制止战争的爆发更好。”“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八十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事实上，直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仍然认为国际形势“国家紧张”、“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对能否制止战争没有十足的把握。直到1983年，邓小平才开始对战争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安安心心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很明显，邓小平自己对战争危险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大约是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完成的，19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关于可以争取较长时间和平的论述比较多。例如：1985年3月邓小平说：“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5年6月邓小平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谈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转变时说：“你们1982年来时我们还没有转变，现在完成了这个转变。”1987年7月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时说：“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和平。”邓小平之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改变了战争是现实危险的看法，是因为整个国际形势的改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和侵略扩张的政策，冷战随之结束，中苏关系也随之好转。这样，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危险都随之解除，邓小平当然应该对战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总之，改变看法与提法的决定因素不是人的主观观念而是客观条件。
三、毛泽东和平思想有助于我们应对现实危险
由于对辩证法有深入的理解，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与和平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毛泽东指出：“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时代正在酝酿战争，和平向战争转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现在的形势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后冷战时期已经结束，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持续深化，大国对抗性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俄乌战争更是使世界大战的阴影若隐若现，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冷战后和平正渐行渐远。同时，许多国家内部矛盾尖锐，有的威胁民主制度，有的则在专制的高压中趋于沸腾。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难以为继，一个以危机与对抗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个新时代，最大的危险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内战、崛起国家挑战霸权的战争、霸权国家对竞争者的预防性战争要么已经发生，要么蠢蠢欲动。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外部环境越发严峻，安全形势越发凶险。中国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已处于敌对状态，包括北约在内的以美国为首的各种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机制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事实上，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和南海方向，乌克兰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已经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很可能面临俄罗斯在乌克兰面临的那种情况，很可能面临美国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的打击。
面对险恶局势，毛泽东大师级的辩证的和平外交的方针政策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1954年7月毛泽东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1960年10月毛泽东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当前条件下，和平旗帜比其他任何口号都更具实质意义。我们对任何损害和平的行为都应该反对，不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我们自己也不主动采取非和平手段解决问题，除非是自卫反击。毛泽东高举和平大旗，但他也是支持革命战争的。他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然而现在没有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现在的战争要么是不同派系争权夺利的内战如苏丹，要么是兼并战争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要么是霸权主义战争如美国发动的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战争，要么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如俄罗斯在乌克兰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战争。所有这些都没什么正义性可言，都应在我们的反对之列。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仍处于低潮，世界上尚不存在这种正义战争，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当前一个最有高度的道义制高点。台湾问题要从长计议。统一是民族大业，但从现实内外条件看，和平统一恐怕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武力统一不仅代价不可接受也不一定能实现。那种以毁掉半个中国、损失几亿人的代价实现统一的极端论调值得警惕。试问：统一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还是别的什么？所以，只要台湾不公开宣布独立就没必要实行武统。现在的重点是进行法理斗争，即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中国。二战后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的代表接受战后成果，行使国际权力，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行使中国的一切国际权力。这一点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必须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开倒车。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必须进行的。
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时指出：“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也就是说，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五项原则就是毛泽东外交的基本指导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当下。此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面临苏联严重侵略威胁的时候，为了进行战备并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特别是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字基本方针。其中不称霸表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这样，美国的主要对手就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这个方针为利用美国制约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乃至后来的联美抗苏、中美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和平外交，尽管面临内外复杂环境，但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却是中国外交成就最大时期，不仅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进入了联合国，并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基础。毛泽东和平外交使中国获得崇高的国际地位，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当前，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称霸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敌视中国，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们认定中国试图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试图与美国争夺国际权力。中国无疑有必要以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疑虑。中美现在已经处于新冷战状态，在这场事关国运的斗争中，中国取代苏联称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中美两国成为新时代的两个超级大国。但问题在于，中国在新冷战中不具有苏联在旧冷战中的那种优势地位。第一，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并存的世界体系，所有国家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汪洋大海中游泳，而西方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中国不像苏联那样拥有近乎半个世界的主导权，没有足以对抗北约的华约式的军事同盟。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现在有一些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与军事同盟有本质区别。第三，当时是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革命处于高潮的时代，苏联占据着这两个革命的道义制高点。而现在不存在这两个革命运动，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早已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被西方定义的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的矛盾，西方占据着话语权制高点。第四，当时苏联综合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核武器领域领先美国，整体军事力量不低于美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现在中国虽然GDP接近美国，但这只是经济体量，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而且其未来发展还存在不确定因素。中国从科技、军事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综合以上各点，中国并不是与美国对等的超级大国，新冷战是力量不对等的冷战，中国在新冷战中处于劣势地位，胜算低于苏联。事实上，中国要问鼎国际领导权至少还需要50年。在此期间，要避免与美国正面交锋，更不能与之进行无有胜算、没有意义的世纪对决。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而不是获取更多的国际权力。中国应立足于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斗争是难免的，但斗争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
关于斗争，我们有必要认真向毛泽东学习斗争艺术。1965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 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支持革命但不出兵，这就是毛泽东的和平的革命外交艺术。相反，美国到处出兵，在毛泽东面前它就是侵略者，所以他们不得不仰视毛泽东。另外，中国特别需要警惕自以为是的大国主义。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尖锐地指出：“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 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毛泽东担心的“更危险”的那个时候。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尤其是软实力差距更大。面对复杂局面，特别需要谦虚谨慎，沉稳低调，切忌锋芒毕露，避免四面树敌。不必凡事都提中国方案、显示中国智慧，不给自己增加包袱，尽量超脱自如。
时代更替，故人不在，但毛泽东留下的宝贵遗产实在太丰富。我们但能撷取一二，心领神会，必然有助于增慧益智，提升胆识，在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
【文/任卫东，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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