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撒手人寰的时候，他是极度不放心的。他的一生从少年走出韶山冲时的‘学不成名誓不还’，到青年时期的‘欲动天下，先动天下之心’，尤其是成立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些超级的宏图大愿，可谓横空出世，石破天惊，但与此同时他又毕生充满了忧患意识。从他一生无数的照片、影像中，人们不难发现，从每每同众多的老友与新识的交谈中，人们很容易看出，尽管他不乏历史感、进化观、幽默感，也就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从容不迫，但他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似乎是难得一见的真正高兴，不是愁眉满目，就是一脸威严，从来都是悲天悯人，对天下苍生和人类走势是忧心重重，牵肠挂肚。
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令他兴奋不已；开国大典，首都和举国人民的欢庆，让他振奋；而抗美援朝的战胜世界头号强国，近代中国109年年间，首次将敌人御于国门之外，着实实现了他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紧接着‘一化三改’的顺风顺水，更在1957年出席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他在国际舞台上那种挥洒自如的天然世界领袖的魅力，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党大国之超人的位重，让他眉头舒展，怡然自得。
然而，毛泽东骨子里是由忧忧郁性格主宰着的。他之算无遗策，参天地，通神明，求解大本大源，体天道而任读天书，又察民情、通历史、鉴未来，使得他才绝对慎独虔敬，以其伟大的实践，卓越的历史创构，完全实现了古典中华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更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圣外王，演绎得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是高山仰止景行行至。将让世人与后学，永远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面对苏联的由官僚特权阶层掌权，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修叛徒集团对内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对外武装干涉和颠覆他国，大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方略，他之‘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直感变成了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真实历史判断。他对警惕各级出现修正主义，到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全局性、政权性、社会性变质的担忧，成了他晚年远远超出建国伊始，或者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局面，迅速变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夙愿。
在他看来，一当党变修、国变色，再快的经济增长，再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会变成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特权势力与阶层的囊中之物，更可能是日益强大和高度繁荣与发达的国民经济，反倒成为新兴剥削阶级与权贵集团用来统治与压榨人民更加雄厚的资本。为了坚决彻底地打碎这一古今中外的打天下坐江山的统治朝代周期律，他依然重塑毛朱周最高战略战友大三角，率领一切忠实于党心、国心与民心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一场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的全面大革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灵魂-心理-文化之大革命，一场社会主义的自我救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伟大运动。
他以为，从他在延安窑洞里同黄炎培谈话是说的找到了的民主方法，即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到新中国从政权到国家机构，从所有制到社会群体与组织方式，从政治权利到经济-文化-社会权力，充分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就能够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实现，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中国人民将大体上可能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完成近代中国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的奇耻大辱、悲惨命运，不但是站起来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重回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与灿烂，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从把工作中心由农村转为城市，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尤其是城市管理为中心，争取三年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到一化三改和大跃进，更到向技术进军，向科学进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强国而奋斗，到1966年痛定思痛并最终痛下决心，开始一场惊天地泣鬼神，无比悲壮，毁誉参半，天下大乱又意欲天下大治的大演习。而这同在八大时所宣布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主要矛盾变成所谓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大为不同的。新中国这一系列的运动和变轨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有着重大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动为依据的。
在这个历史变轨和社会政治思潮序列剧烈转变中，绝非如同后来主流话语大都胡编乱造的那样，出现了什么毛主席‘越来越骄傲了，治国理念越来越抽象了’，‘日益脱离群众了’，‘党中央的民主制度和正常生活遭到了破坏’，毛主席本人‘则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结果导致了长时期的内乱（更叫做动乱甚至是浩劫）。让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国大历史场景中的几个大的历史节点和史家的定断——秦始皇突然离世酿成大秦天翻地覆的变化，被叫做沙丘之变；唐太宗李世民杀太子兄长，兼诛杀弟齐王和两家之后，迫使高主退位叫做玄武门之变；明英宗皇帝率50万大军出征被俘，皇帝移位被称之为土木堡之变。而这个历史时期政权未变，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驾驭着历史航船，且在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几乎一切领域里都有长足发展，大大缩短了世界差距，特别是在外角领域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到毛主席离世时同12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除了开国时期建交的23个，50-60年代的17个，其余的70个国家，全部是在这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而关于毛主席是否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事实恰恰与之相反。他老人家以毕生的‘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永远‘不脱离群众’，‘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当其他同伴与同事尚未觉醒的时候，他总是反复劝说加以解读，不通时，则宁愿等待。真正明确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刘少奇。最先对农村基层组织变质作出判断，对此疾言厉色的是王光美和朱德。
对中国基层，主要指农村政权的三分之一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判断虽出于毛主席，但中央的集体见地和大判断是高度一致的。毛主席的伟大与高明之处在于，在刘少奇等把问题的根源与焦点，展开斗争的方向，所采取的工作方式方法和根本对象指向群众和下层时，他看到了尚未清醒意识到中央丧上层，路线与政权的决定者，无明确和清醒阶级主张和意识自发演变的党内、政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此，他认定和以为，只要把批判武器，解放的权利，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意识形态主导与争辩的权力，交给群众，交给人民，开展完全的彻底的史无前例的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思想自由、灵魂与良心自由，彻底超越虚伪的形式与金钱主导，媒体操纵，隐性洗脑的资产阶级舆论与新闻自由，真正从宪法、成文法和社会实践上，实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能彻底地揭露出各级包括中央上层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一切罪恶，就能从路线到方针，从国家社会体制到组织路线，从政权到意识形态，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之上前行，就能实现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且带来‘抓革命促生产’之奇效和奇迹。
然而，林彪1971年叛逃，特别是其子林立果泡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政变纲领和计划，竟然丧心病狂地要杀害他，欲残忍地要炸毁他的专列，不惜用火焰喷射器来杀害他等的残酷现实，加上面对文革整个历史时期，从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到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期间大红大紫的暴发户，甚至包括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刘盆子们，新左派的权力意识、权力把戏或野心，包括其对他的夫人，文革初期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江青等的政治野心，和帮派集团意识作为，这一切让他陷入到了深深的不安、不解和困惑之中。
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国富民穷的政治经济判断，不但迎合了人们普遍的意识倾向和心理，政治运动综合疲劳症，经济上客观与主观的问题纠结，特别是社会或集体表象，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由林彪事件所形成的强烈的质疑、反思、对立和抵制，结束混乱局面或乱局，进入有序正常的社会历史运动，驱逐空头政治，口头革命派，重新回到中国百年超过美国的梦想与大战略，成为一种新的共识和国情。
这是毛主席三项指示的基调与背景，甚至是他早在69年党的九大召开时，就发出的号召将其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样长期的一贯的基本诉求。在他看来，不论刘少奇主观意图如何，将其所代表的那种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路线、方针和人际关系集团，从中央清除，整个党政军工作就理应步入健康和正确轨道上。然而，林彪集团迫不及待的篡党夺权阴谋，一下子打碎了他同周朱联盟统帅下的中央之战略部署。
为此，他不得不平衡各方各派力量，保持根本的方向与势头，在革命与建设上加以统筹兼顾。而林彪事件后不久，‘四人帮问题’又浮出水面。尽管他并不认为新左派集团同林彪集团有着同样的性质与严重程度，但依旧不是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仪的党和国家领导集团群体。历史的真实是整个说来文革十年，任何左派，造反派人员与集团，包括四人帮在内，除了文宣和上海地方政权外，从来没有获得党政军之实质性的国家领导权和财政经济与管理权。他们从来未能获得任何意义上的国家实权。
毛主席心有不甘，全无志得意满，对中国未来，世界走势，天下大局，人类命运与前景，坦然放心，而是满怀狐疑，万般无奈，在无限的焦虑和孤寂中，离开了人世间。在他的眼里，从他一生的遭遇的诸多至暗时刻，例如湘江之战，八万红军心让李德们的瞎指挥一下被敌人打掉五万多，烈士的鲜血染红湘江，红军、中共更不消说苏维埃政权在风雨飘摇负之中；当他率几百人的中央纵队，同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于陕北时，那当真是险象环生又精彩绝伦；当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遭到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围剿扼杀之时，被困得简直是一无所有，弹尽粮绝，却在神奇的大生产运动下焕发出冲天干劲，不但转危为安，而且赢得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当他率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真可谓是如遇弹尽粮绝的灭顶之灾，不得不求助于徐海东解囊，得赠五千大洋之时，也只是刚刚完成中国革命的奠基礼而后，如此看来他之生命最后几年的世界大势，非但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至暗时刻，反倒是其几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三大战略决战之大反攻之情势。
从内部看，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哪里是尼克松急欲结束把愤怒的巨人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基辛格、黑格等陪同国家元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又哪里是对中国有什么特殊好感，而是美国遭遇了欧洲兑换黄金之苦，美元霸权和美国化基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崩盘，和中国援越抗美节节胜利，美国承受不了士兵死亡之痛，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达到了沸点，美国面临着其统治合法性之历史性的大危机，这才不得不选择与中国合作，选择打中国牌，以其能够保全颜面地从越南战争陷阱或泥潭中平安抽身，以其能拖住欧盟经济复兴对其黄金金本位的动摇，以便苏联由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转向针对中国，同美国缓和。
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客观上开了美国总统历史之先河，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长达七天的国事访问，可谓石破天惊，为打开中美大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其主观的意图，却是一箭双雕，一举多得，长线布局，而其重中之重是联中抗苏，甚至把苏联的祸水引向中国。
表面上看，苏联在我国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苏联核武和常规武器同美国不相上下，大有灭亡中国之心之势，但这些都是表象。勃列日涅夫虽然气焰嚣张，霸权政治、大国沙文主义和国事国运都处于巅峰，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爱慕虚荣，胆小如鼠，鼠目寸光，谋小利贪小便宜而误大局，精于小算盘的工程师出身的政客与官僚，是一介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爱慕虚荣的斗宵之徒。
而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两弹一星一艇，不但是核大国，高科技高国防大国，而且从文革初期的‘七亿人民7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发展到毛泽东晚年几乎是十亿人民十亿兵的举国动员体制，数以亿计的民兵队伍，加上大三线、小三线的全面布局，更因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战争运筹和防卫能力达到巅峰时刻。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和努力的新中国的大国得以立足的根本性的几大化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已经完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部门和产业界领域（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全世界拥有部门与产业或者说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生产能力的最好的国家；以水力为命脉和化肥化等为前提的农业现代化，和以平土治水为本的农业基础建设已经完成，人均粮食处于温饱以上的水平，以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为标志的大国根本红利，中国是世界上经济资源储备和经济潜力最强大的国家；以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基础与前提而言的科学化，相应的教育化或教育革命，特别是现代国家科研院所单位和高等学校，中国已实现了高级科学化和教育革命。
与此同时，从现代国防，正规军，尖端武器和整体战国家与社会布局来看，中国不但大小三线布局基本完成，全民皆兵，气势如虹，而且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气象卫星和常规武器的国防现代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完全能够抵御外侵之敌，保家卫国的军事化，彻底改变近代中国有海无防，有空无防，任人欺辱，任人宰割，和各扫自己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一盘散沙之被动挨打局面。
西方人讲人是理性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政治动物。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建构，理性追踪，社会与政治关注，归根结蒂最后还是权力（利）本位，财富本位，终结于以财产和产权为核心的经济平衡预算。因此理性经济人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将会最终使其资本主义的文明完全进入市场盈亏核算的理性经济动物归宿。因此，他们的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他们的军主义、冒险主义，他们的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统统最终还是会还原到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特别是个人主义的理性经济人之上。
因此，公地悲剧、囚徒困境、搭便车、阿罗不可能定理、外部性、自然垄断、代际公平和公正、社会理性、国家意志、人民意愿、公德建构等等，前者这些使得后者从根本上都是不可能完成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性的理性规划和发展，其合作与协调成本无穷之大，绝对是不划算的。西方文明的进化，只能是私利，美其名曰说的自由，或神正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之因——恶的自由来加以驱动。
而毛泽东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伊始，就在十月革命道路，巴黎公社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中国伟大的古典大同之世和一切优良传统基础之上，经过一系列的近现代社会理性与创造，形成了一种聚沙成绳，撒豆成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科学体系，社会文化和历史文明大逻辑。
对于这样一出世界大戏，世界大棋，世界大势，毛泽东可谓了然于胸，而面对上述的中国文革近十年的历史演进的种种问题及其困境，他更是看得明明白白，对此，他当然也大失所望，他当然会不断唤起战争年代，他一手创建的党、军队的那种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美好记忆，他当然会继续汲取建国伊始，他同周恩来一手创建的政府机构与国家形态。然而最让其难以名状，并不是不得不面对的却是生死与命运的安排甚至造化弄人的荒诞，而是那种烈士暮年，美人迟暮，英雄老去的“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无能为力。
北大教授芦荻的两部专著，陈晋、徐中远关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胡长明的《毛泽东评点历史人物》，逄先知、金冲及等主编的《毛泽东年谱》披露了大量的事实，看电影《南征北战》，看解放上海战士们一排排倒下，他忍俊不住放声大哭，他自白内障眼睛手术成功后，看陈亮词失声痛哭，那般老泪纵横，哭得老人家飘絮抖动，让医生唐由之心神不安和体量老人心灵上的远山之呼唤。
用西方人的审美和操守评断，他是一位战士，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人生最后的一天，他在反复被抢救，起死回生的生命最后时段里，在他因肺心病严重缺氧，脸经常被憋得青紫，喘不上气来的情况下，依旧断断续续读书时11次，两个多小时之久。他以自己无上的人格，伟大的精神，冲天的干劲，豪迈的誓言，精益求精的承载一切他所涉足、关爱的领域，在天地之间，树立起高耸入云般且不朽的丰碑，留下了一部精妙绝伦，让人永远读不完的大书，完成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理论家、企业家、书法家难以企及的辉煌伟业。他是以对‘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人生格言的忠实贯彻，诠释了中华文明之伟大的三立：在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
庄子提出的命题乃为：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如此以有涯人生对无涯知识这岂不是无解的。从哲学上说是从个体生命有限同人类、自然、历史之无穷的矛盾中提出相对真理、绝对真理问题。而宗教人与宗教之谜根本之一同样是人生之有限，命定之有界，如何确定和达于永恒与无穷。文学的第二生命开辟，艺术和一切领域追求完美、经典与永恒，同样是面对这一问题的人类分付与应对。
吾生之有涯，但极为幸运的是有幸生于毛泽东时代这一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是我们能摆脱古代中国的历史哲学悖论的张三世之所在之世、所闻之世和所传闻之世制式的异辞，而能真实地走进毛泽东，不但在少年时代能从社会调查的各个角度直接感受而让我走进毛泽东，而在他离世后，凭借世界天翻地覆，正反两个方面的一切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加理性、客观、全面，从而深入完整系统的感受他的一切，走进他的历史与现实。
我生有涯，有限，但绝对有幸，让我在人生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在中国故乡和美国第二故乡，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共和国，一个头号帝国主义-资本强国和世界霸主，系统全面地认知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得到了永恒的审美观照和科学认知，完成了灵魂洗礼和生命升华。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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