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毛主席这样的巨人、伟人、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后三者见《庄子》所定位和直谓的），人类历史上，世界范围内，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万载文明史册上，可能仅有伏羲、黄帝和马克思、列宁等廖若星辰者与其同框共镜。他的伟大超凡卓著是多方面的，更是成集大成性质的。这可以表现为如下的方面：（1）新中国-新中华-新东方之父，（2）世界冠绝的游击大战与战略之父，（3）东方亚洲复兴之父，（4）一切被压迫人民与民族解放事业的领袖、统帅和导师，（5）中华与世界范围内的千古圣哲、语言大师、书法大家、千古词坛神家推手（见柳亚子诗词），（6）人类史上罕有其匹的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史学大家，（7）卓而不凡的教育家，甚至是一等一的幽默高手与奇才。与他的文华政经功勋和建构相比较而言，真可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挽弓射大雕’。
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建树和政党及国际统一战线方面的贡献，绝对不输于毛主席（甚至于应该说《资本论》和《哲学笔记》等表明其理论创构更为系统），但他们两位世界与人类天才的诗情才艺无论就理论还是创作实践，书法和世界性魅力扩散方面而言，就相形见绌得多了（马克思给燕妮三卷本的诗不足以让他跻身诗人行里，列宁说就是剥了他的皮他也写不出一首诗来）。人类史上一切文明的那些高山巨谷，圣雄大帝，包括一切被神化了的伟大宗教的创始人，甚至包括神话、传说中的那些天神地鬼，都难以同毛主席比肩，但我们依旧可以从其难以尽述的众多面向，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并出神入化的奇迹，或叹为观止和高山仰止的业绩上抽离出来，高度聚焦在毛主席下述最最杰出，力压群芳，尤其是其具有永恒与普世价值，且对当下和今后可谓性命攸关的伟大贡献上来。
一、继近现代世界绝顶高手-大家所发见的阶级、民族、文明斗争主线后的最为高度涵括的新发现：路线认知与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的发现及其政治实践不是马克思的新贡献，马克思在给他的好友魏德迈医生的信中，明确地指出了他的以下三大崭新贡献：一阶级阶级斗争仅仅是同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而非是自古就有并永恒存在：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多数人统治取代少数人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三而这个专政绝非重复历史上的少数人统治的江山轮作，而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也就是最终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恩格斯把《资本论》称作无产阶级的《圣经》。马克思坦诚《资本论》若能为工人阶级所掌握，成为其思想与精神武器，就是对他工作的最好补偿和奖赏。可见，马克思把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现与实用，转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指路明灯与斗争法宝。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找到了东方落后民族与国家，亦即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的工农苏维埃这一社会伟力，和先锋队共产党的新政法宝。列宁、斯大林创造性地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国家制度与形态、革命与建设道路-模式，而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肯尼思和战略家亨廷顿则又分别找到了大国兴衰和文明的冲突这样两个世界与人类演化和转轨的根本线索，以此作为国际或世界格局演化的主要矛盾把握和思路线索。这些大话境的宏大理论、宏大叙事、宏大结构、宏大尺度，冲击甚至改写了古今中外的传统思维摸式，对其中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历史、人文和美学，乃至社会学、人类学、知识系谱学、认识论、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与学术资源，心灵依伴，历史演进，文化变迁，社会前行的规范、法则、纲领、思路或者范式发生了直接间接作用，也就是成为世人的思想与精神的武器，并由此也转换成了物质力量和世界性物质武器。
然而，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天下治道演化与国际大势演进之基本历程与当下结局，人们惊异地发现，尽管世界范围内先后兴起了海德格尔热、尼采热、齐美尔热、克罗齐热、马科斯˙韦伯热、哈耶克热、福科热、哈贝马斯热、雅斯贝尔斯热、罗尔斯热、吉登斯热，或者存在主义热、逻辑实证主义热、科学哲学或可证伪主义热、分析哲学热、硬科学热、软科学热、美学热、文化热、社会学热、人才学热、教育学热、大科学热、横断交叉边缘学科热热、管理学热、战略学热、财经或财会热、经济学热、法学热、宗教复兴等等思潮，但却仿佛是六朝流水，分付东流，大有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之感，或者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不是说这些大学者们本身都是草包，诸多大师和各个流派一般都有可供借鉴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有着相当水准的重大创新和发现，但学术热流似的扩散传播，不免泥沙俱下，更同伪科学和意识形态包装一道，使得当代学术和精神成为国际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婢女）。
1976年是个历史的分水岭和界碑。按自然寿命和生理区划，或所谓的代际政治断代，这是小毛泽东时代的自然终点，但若按照精神威力、文化基因（哈耶克的术语与理论），则中毛泽东时代的自然终点应推移到1992的南巡风浪。而若评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全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兴起的超级资本主义（加拿大七零生人，被誉为化为控诉天使的世界青年作家娜米奥˙克莱因的《灾难资本主义》）带来的历史醒觉和世界性的反抗，则当下和今后国际大博弈和走向大同世界之前的整个的漫长历史时期，仍旧必然还是是毛泽东时代。
高寿106岁的中国现代社会学大家雷洁琼女士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早已成为过去几十年毛泽东热中耳熟能详的对高级政治人道和审美的普遍尺度描绘，但她的另外两大著名的命题和论断，却尚未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其一是她明确称颂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太阳”（可能应当进一步扩展为世界被压迫国家、民族和人民心中的太阳）；其二是他认定毛主席是社会学的大家与巨臂。这三大命题同宋庆龄女士的“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属于同量级的。而林彪元帅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他认定“毛主席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的天才”，尽管毛主席从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其伟大的谦虚等方面原由对此加以拒绝接受，但它们却是科学、客观的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重大判断。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抢可以有抢，没有根据地可以有根据地，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错了，有了这一切也会丢失”。为什么如此呢？路线范式、思想学理与科学体系的核心规定和深厚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路线是方向，是灵魂，是旗帜，更是主义、主张、底线、坚守、制度、追求等所有精华之集中指向和焦点所在，也就是它们完备集合的最大体现和集中展示。路线通常是根本性的纲领和核心主张与追求的系统性体现，是一种集政治性、科学性、辩证性于一体的原则体系和集中宣誓。毛主席经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若没有精神，丧失了信仰，消解了信念，一味地稀松平常，得过且过，无所寄托与追求，那么他或她也就无异于行尸走肉，同动物、植物便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而人若以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以激情和理性合流，大肆追求感官与肉体欢娱和个体能量释放，追求人上人之快活生活，则又无疑可能遗臭万年，甚至为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集合力量所埋葬。因此无论对于个人、家庭、家族、集体、社团来说，还是对于种族、民族、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来说，激情与理性，理想与追求，生活与生产，革命造反与建设发展，传统与变革，凡此种种都必须有一种高度的政治、思想、灵魂与操守来对其加以界定和规范，有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合一的高度一体化的精神指望和追求来对其加以指导和约束。这种规范与约束就是政治信仰、科学信仰、人生信仰、事业信仰与历史观、发展观、人类观相合的精神旨趣之浓缩，也就是毛主席所找到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萨切尔夫人的诡异操作伊始，所谓放松管制，彻底的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仿佛导演了一切世界性、全球化的去政治化浪潮。四十余年后的时至今日，人们惊异地发现，财富被高度地集中在超级精英、富豪、财团和法人及其资本-知本家阶层手中。社会-国家治理结构，在政治投票选举的民主窗口表面装饰之下，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的极（集）权主义的权力垄断和权力-权威极度倾斜。话语权、知识诠释权、舆论口径、社会意见与宣泄，被资本导控的大众传媒、常春藤高校、财团智库所牢牢把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抑或是机会均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等如此这般的新圣经，完全彻底地洗脑了整个世界和全人类。
从解构个人崇拜开始就开起了潘多拉魔盒，先是妖魔化斯大林，而后解构和放倒列宁，并同时挑战恩格斯，后来则是把马克思学说偶像化，并始终如一地带节奏地大肆开展去毛化，反毛化，巫毛化，这一妖魔化运动可谓甚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或者充其量不过是时起时伏，巧妙而隐秘地暗中进行着（所谓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如此的人家磨刀霍霍，却教革命人民马放南山，路线斗争这个弦被彻底斩断，路线被作为乌托邦式的过度理想主义的不符合自然人性与社会制度规律的东西遭到彻底解构与放弃。温水煮青蛙和休克震荡疗法双管齐下，出现了当今世界困局和在十字路口上的不知所措。
第二路线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阶级之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高度浓缩，是行动指南的根本范式和系统原则体系与指针，是一定社会国家之主义、思想、学说、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路线这些方方面面都是知识系派的思想状的东西或者精神意识领域的东西，而意识形态与社会阶级阵营与阵线，自然社会历史与人们的力量存在，和自发演进中的博弈与竞争后的确立和沉淀，在人类摆脱了原始杂交乱婚的小群结构之后，就先后依赖着礼数、习惯、传统、伦理，或者先后经过演进中的礼治、德治、法治、道治的路径前进。
二、路线精髓、路线之根本界定
上述这些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路线图、坐标系、经纬架构，而路线就是对这些不论是神道设教，还是君权神授，无论是天赋人权，还是替天行道，亦或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诸如此类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战略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的高度聚焦性的反映和体现，其自然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宏大争鸣与深度思辩的纲领性原则性的最高提炼。
而若从微观上来说，我们知道毛主席提出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中观与宏观上说，对群体社团、社会与国家来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就使得就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毛主席的路线认知和路线斗争把握大大拓展了列宁的下述著名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就破解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肆意歪曲，和对社会历史发展与革命的学说胡乱篡改，从而也就摧毁了他们所泡制出的种种奇谈怪论与谬说，诸如唯生产力论、本质主义（波普尔），历史主义（波普尔等）、客观主义（波普尔等）乃至科学实证论、逻辑实证论、逻辑原子主义学说等等。这具体牵涉到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争论或大论战。例如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是否存在和其真正所指，卡夫丁峡谷能否超越，奥斯卡˙兰格同米塞斯-哈耶克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之大论战，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究竟应是维持新民主主义，还是大踏步进入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究竟有没有科学涵盖和指向约定和其科学阶段的划分，甚至更为基本的重大世界性的理论问题，例如革命与战略转型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生命力之判断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在获得了政权和开启公有制经济格局与生态体系之后，要不要，能不能，可不可以，应不应该始终坚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断革命。
传统的经典（古典）的古今中外的无论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抑或还是朴素和科学辩证法的思想与学说，无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抑或是现实批判主义的，在范畴理论和思想学说上，都陷入到了单纯简单形式逻辑的思想巢穴里去了。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分别标签化、脸谱化的一元论似的种种假说与思想体系，分别陷入到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陷阱里去了。而这就又进一步出现了当今无论是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或者一切社会人文的历史科学中的关于人性论的一切假说泥潭里了，它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圆其说，无法经得起科学论证和历史检验。这些假说和理论分别是经济人假说，政治人假说（政治动物），理性人假说，学术人假说（熊彼特），行为人假说（西蒙），宗教人假说（弗洛姆），社会人假说，决策人假说（西蒙），组织人假说（不是包括归属感在内的五层级心理需要说，社会集团意识），机器人假说（泰勒科学管理），或X理论，Y理论，Z理论，或者古代中国几千年的人类性情和古希腊哲学人之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人性无关善恶论，或者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统治灵魂，灵魂统治肉体’，或者中国的性、命、情分列说，甚或孔夫子的人有五仪论，抑或是他的‘上智与下愚不移’说等等。这个领域是人类历史、理论、文明、思想和精神上的可谓最大的理论谜团和最大的科学无助之地，其中不但充满了各种奇谈怪论和假冒伪劣产品，而且，持有者和流派各自还都振振有词，甚至大放厥词，不遗余力，分别抢占舆论和思想上的制高点，竭尽全力地消灭对手，控制世人，制造和留下了无数的学术和思想妖雾和大论战的乱局。
毛主席继承了马克思的所谓人性就是一切社会存在之总和的重大论断，或者他在回答女儿的采访，就其本人人生缺点时，毫不隐讳并斩钉截铁地说道：“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列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说，和斯大林的“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样一些思想与精神，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主观能动性学说，历史与社会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意蕴上，进行了更加伟大的拓展和开拓创新。
在毛主席的思境、学理、体系、战略、策略、政策之中，没有什么永远固定的僵化僵死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本性和固定人生，人命或天命天条之界定与束缚。他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和偌大的历史社会发展阶段上，坚守和坚持马克思的大尺度、长时段、宏大叙事-宏大理论意义上的“手推磨决定封建经济和社会体系，蒸汽机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他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科学辩证把握，如同马克思本人一样，仅仅是在清除黑格尔头脚倒置的绝对精神和客观唯心主义意义上，持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大框架和思路的，但对于一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策动，却更加坚守着战略设计大师列宁所抓住的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化阶段的最薄弱环节，一举击溃，形成战略主动，创造和开启人类历史新纪元。
毛主席用路线和路线-方针-政策，用大政治观点，把人性，人情，人欲及至社会意识，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社会运动与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演化过程与历史发展飞跃，或者说在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各个层面，并傍及其整个格局体系，进而在其基础上的根本主张与发展道路，社会历史发展运动和主流时尚，以及其相互之间的纷繁复杂的交互作用——互相决定的关系给科学地表述出来，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文化艺术和美学鉴赏路线、军事路线、经济或经济发展-管理-战略路线：诸如最广泛统一战线下的动员组织和参与约束最大化设定，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以做到最广泛的最充分的激励兼容；‘以钢为纲全面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借以实现波浪式推进而非僵死均衡过程当中的相对均衡扩散和预算-决算约束；通过农轻重次序安排，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国民经济体系，两条腿走路等等这一完整的攻坚战、歼灭战和战略迂回的波浪式推进，靠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借以打破瓶颈，逆转低阶价值链条历史约束，重塑经济生态体系，以永恒的创造性的矛盾本体论建构之反均衡经济体系，借以实现主动升级产业和完成经济结构变迁，达到部门与地区经济格局的动态平衡和全面发展。
古今中外，关于党派斗争，阵营对峙，山头势力困局，帮派码头麻烦，哥们义气祸乱，家徒门阀争斗（所谓的而非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百家争鸣）等等，可谓没完没了，无计其数。中国自汉朝起，党祸党锢多次震动朝野，风云变幻，左右时局。西方和阿拉伯或伊斯兰教和所有宗教文明共同体历史上的派别活动，分裂运动，帮派组织体系行动，都不但涉及大量的阴谋诡计，造成巨大的社会分裂与动荡，带来组织系统变换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变轨，为社会剧烈的动乱和恶化埋下了无穷的根基，自然就带来了巨大的历史隐患，引发了无数的历史悲剧。但这一切却始终逃不出权力斗争，党派帮派争夺，各种利益乃至认识集团较劲，寡头统治政治运作铁律，和人性恶，或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性人情论，抑或上帝神性的造物创始，神正论（公义，全能，原罪说）的莫名其妙，甚至于锁罗亚斯德与印度教等的善恶同生共死说。
尽管古代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过正义之师之吊民伐罪，如从黄帝大战蚩尤到尧舜禹驱逐三苗，以至于汤武革命，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等，但法家变法革新以降，直到秦始皇一统江山，毕竟演绎出的是彻底的法家的法-术-势统合论，完成了韩非子的古代中世到现世实（其死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明不断下滑和道德沦丧的历史沉沦：‘上古竟于德，中古逐于智，近世校于力’这样的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战争-军事决定论。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郑庄公的）到头来演绎的大体上依旧却是成王败寇的社会历史记录和人文心理定势，和三国演义似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阴阳五行生克转动。
毛主席把上述这团烂账与乱麻团，妖雾与迷失转变成融合存在论和本体论，结构论或世势论，价值论和伦理-论道说，真理论和知识智能高地，认识论和知识体系条件与系统的思想路线，智慧论洞察，价值取向和追求，人生与社会境界与理想，社会历史与文明前行方向的大本大源，大争大斗，大体大识，大智大慧的路线方位经纬的范式之根本对立和决然表征之上。这就把传统中国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同通体相关思维，阴阳五行生克的认知模式，同马克思的绝大多数人统治论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学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与学说，甚至于现代物理与化学的本质上的核心力学和机械论等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他的思想路线根基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重”；“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世间万事万物，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组织人民，动员人民，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一切革命力量”，‘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路线是战略与政策之魂、之精、之本。抓纲治国，就是要抓住路线，而所谓抓路线就是要抓住社会基本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为我们党、国家、军队、社会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独立自主的辩证制胜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社会发展与建设路线，其中包括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就是防修反修，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没有这条路线及其斗争的伟大胜利，苏联的历史与大国悲剧就必然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整个东欧与社会主义阵营就必然在颜色革命，诸如匈牙利之春，茉莉花革命下土崩瓦解，集体投降，全世界的战后独立的国家、地区和人民，甚至冷战后赢得政权的那些国家，包括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总统等，在休克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层层迷雾和花言巧语下，出现了清一色的政治胜利后经济完全南辕北辙的画饼充饥，从而在终极的经济与社会利益上的完全败北。
中国时下的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任泽平、贾康等公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主张，借助对‘扬弃’一语的德文翻译的篡改所表现出来的，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幌子，实质上是行彻头彻尾的私有化之路线主张，不但沿承了某公的社会主义说不清楚论，马克思主义我也说不清楚论，某前领导人的共产主义几十代人论（实则的共产主义渺茫论），这就当真是甚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的遮羞布都不要了，干脆诉诸于直接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战略了。
三、路线斗争之基石：主义之争和大政对峙
“识大体弃细物”是古代中华智慧的最高阶的治理智慧。而大体总是统领细物之方方面面，也就是会兼及万事万物。这其中的逻辑极而端之就会走向董仲舒的天谴论发生的正面与科学解读，这就是因其会由“美事招美事，丑事招丑事”这一法则发挥作用，从而或者引致出或者“百鸟朝凤”的盛世，或者走向江河日下，礼崩乐坏的乱世困局。古代智慧仅仅提出识大体弃细物这一一般化原则，却无力抓住，甚至找到大体究竟为何物。
毛主席从十几岁离开韶山冲，留下给父母的诗句就已经立下了个人的宏愿：“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从湘乡东山学堂，直到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一路修身储能，锻炼身体磨砺意志：他到湘江去中流击水，奔赴岳麓山领略临风沐浴，更是在“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杨昌济岳父教授大人等众多名师大家的谆谆教诲下，在博览通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调查，吃百家饭，集天下智，成千秋业，交世间友，或者曰‘读奇书，做奇事，交奇友，做个奇男子’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样的大化流布之下，在首度游学北京时，经过对人生先后所认真追求过的种种主义——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英豪崇拜，到传统江湖武侠造反、起义与山大王独立意识之后，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之路。他把这种主义、思想、学术，同中国古代圣人伟业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发展成经世济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和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路线之争的大是大非原则，从而完成了他的路线认知和路线斗争的基础性奠基。
历史周期率的无论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逆取顺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宽猛结合’，‘打天下坐江山’，‘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或者民间话语，‘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的说辞与思维定势在这里统统被打破，被精炼，被陶冶，被纳入到了他的路线的之中、之下。
毛主席的大本大元（源-原），大开大阖，纵横捭阖，操纵天下，经略四方，一统江山，九州同贯，既不是秦始皇、汉武帝似的所谓雄才大略，底定天下，开疆括土，经营四方，也不是欧洲无论是哲学王还是诸多大帝那样的列强强盗国的外向与征服，甚至不是佛陀，索罗亚斯德，穆罕默德，张角，洪秀全等那样的宗教领袖或政教合一的帝国王公大员的霸业与春秋大梦。
毛主席的路线是牢牢地奠基在作为人类行动指南而非教条或清规戒律之上的主义思想，完全不是那等或曰教义与戒律相辅相成，精神与灵魂洗脑的权变论，依稀封闭、固守，完全的所谓‘心城则灵’的封闭体系和信仰/信念集成。恰恰相反，他的路线之本之基，是人类历史与文明全部精华的合成与沉淀，是成永远开放性的动态科学体系，它不断接受任何挑战、批评乃至批判，不断经受一切历史检验，它是不断富于创新、发展、演化和提高的科学与辩证的宏大体系——其包含着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军事哲学、社会哲学、自然哲学与科学全部体系，涵盖着艺术哲学与美学，知识社会学与传播学，语言科学与传播学，历史科学群与哲学，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经济战略与经济生态学，甚至包括一切国际比较科学群和世界-人类学等的这些具体的实用性的和方面性的思想学说与意识形态。
世人都知道，邓小平作为十几岁的四川娃，就同其叔叔一道考取了出国留学生，在法俄几年中，基本上是以勤工俭学与职业革命活动为主，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傅高义的那本所谓传记，完全是凭藉其个人好恶和无厘头的想入非非，而大肆渲染邓的知识背景和水准的。此人的学术水平之低级，人格操守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回国后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凭借远-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靠悟性与模仿，从毛主席身上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很可以说收获很多很多。由于其在早年相当长的时期内，忠实地崇敬和信赖毛主席，大体上形成和坚守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从反右扩大化和三自一包开始显示出，小平的路径与路线发生了变化，以小平的智商、知识储备、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学识涵养，和从他的灵魂操守、政治伦道、学术能力、艺术品鉴、灵魂追求等等方面来看，远远达不到毛主席的水平和高度。这使得他从认识论、思想路线、政治与经济水平上，根本无法理解毛主席的追逐、期盼与理想。
小平执政后的一系列的说辞，从不争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到‘摸着石头过河’，甚至到‘搞一段资本主义再说’，或是‘开放股票市场（证券市场），不行就关了’，‘大胆试，勇敢闯’，‘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军队要让一让’，‘中央只给政策，特区要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一直到‘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是我的发明’，以至于‘韬光养晦不当头’，无不显示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非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僵化思路，一元论认知习惯，特别是关于富裕经说道，显示出其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和温饱小康之事物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架构。
他对苏联亡党亡国之本在于改善人民生活不足，而非败在特权阶层-阶级与领袖集团的完全背叛上，特别是二十大产儿和西方颜色革命的操纵，西方文明的话语权下操纵和全盘化输出的系统颠覆战略，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完全没有实证依据。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他们的物质丰裕、社会风险与保障及其公平程度，既使不是远远高于-优于西方社会的，也是已经旗鼓相当，且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与成就，而非苏联的核武库与军事实力，才是西方最为忌惮的。这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的公开演讲中，已成为公开的事实。邓小平借李慎之之口，讲出的‘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裕起来了’的判断，显示出他崇美的无厘头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极端短视与浅薄。而运十大飞机等一系列军工高科技项目的下马，军队经商，全民皆商，解散人民公社，放任乡镇企业走向私有化，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位与说辞，引致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打断甚至葬送了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基础上的真正与合宜的伟大复兴。
中国自所谓唐宋之变伊始，就已经全面步入了东方资本主义社会。明朝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商品到集市贸易，从房地产业与别院楼台到陶瓷、丝绸甚至具体的服务业如梳头行业这样的服务行业，从文房四宝及无尽的具体业态和区域经济分工到大宗商品的粮、棉、布、衣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从税制、田制、兵制到科举、贡举、官吏乃至教育，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了。已经是高度的契约化的包括自由劳工，市场随行就市了（参看陈宝良《明朝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大出版社的《中国文明史》第四卷）。
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及其一路演化下来，甚至连八旗子弟兵这等国家赎买似的雇佣兵制，更不消说湘军、淮军的建设建立与发展，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私家军，雇佣制的或家国私有化混合制式的了。而乾隆对马噶尔尼的训话与给英王的回信，绝非是言过其实，王婆卖瓜的说辞。当时中国的统一大市场与市场经济的体量，除却技术与产业结构上的差别之外，诸如机器制造、重工业上的缺失、轻工装备相对落伍之外，从总量上依旧同整个的外部世界可说是齐虎相当。
孙中山的治国方略不是市场经济吗？老蒋民国二十二年，沿乘北洋军阀的历史惯性，彻头彻尾，丧失国家主权的对外开放，以至于上海成了‘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不是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吗？
那么，这种全方位的彻底完备的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走向衰亡吗？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发展了中国，还是前者呢？
谢天谢地，江泽民（后期）、胡锦涛、习近平执政期间，逐步彻底解决了军队经商，重新开始了中国国防现代化，中国海军军舰下饺子似的爆炸性增长和最终保留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方阵，并以人类经济史上罕有其匹的基础建设和产业碾压机的制造业、装备业、电子技术化，特别是钢铁业和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超级发展，夺回了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然而，中国整体的货币金融主权性丧失，先是靠对等美元的绑定和大幅度贬值人民币，而发行投放货币基础，造成天量货币投放，形成廉价货币投放和人民币的世界购买力之巨量贬值，与人民币资产和中国财富之超级缩水，更同时放慢甚至阻碍了中国产业升级和高级工业化进程。后是任凭私人经济无所羁绊，特别是以明天系、中植系这类纯金融财阀，和以恒大集团、联想集团等为代表的经济巨兽与怪胎祸害中国，彻底变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和秩序，这从产权结构、薪水报酬结构、雇佣方式、激励结构、参与约束机会分布、社会财富体系、社会经营生态的几乎所有主要层面上，都可以看出。
以中国今日的产业、实体经济、产力与产能、物质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水平来评估，若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和投资营运与分配方式，则中国真实的GDP水平和财富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位重，应至少是美国的两倍，或者说是美国加欧盟之和，甚至更多。
我在《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在北大第三届中国经济安全论坛上）率先指出这个世界经济中的最大谜团之根本指向，恰恰在这个路线斗争之中。
四、路线斗争之根本：最高领导权和根本道路之争
路线斗争是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几十年，研判中国二十四史毕生，深刻观察和分析总结世界与天下风云变幻，在继斯大林之后，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与导师，同帝修反全面的斗争过程中，在领导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在作为伟大的人类导师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实践进程中，反复探索，精心考证，科学推断，方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备起来的。
面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期间先后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妥协投降右倾机会主义，面对其中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严重的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使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红军和党政事业遭遇灭顶之灾，不但失去了早日掀起中国革命高潮的战略机会，而且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红军和党与白区革命力量有被彻底剿灭的危险，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军事路线问题。当然，他早在走上井冈山之前的湖北汉口八七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斗争哲学和军事路线问题。
事实上，毛主席在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时，和在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就已经以自觉的能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战略思维，来展开他的思想学说和政策设定了。而这种根本道路之争，从找到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三大民主，特别是在《古田会议决议》报告和他在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和有关红色割据政权的著述里，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已经开始系统地全面地体现出来了。
从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进行组织特别是思想上建党，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新型军队，党-军-政-民的新型组织集团，社会生态，国家政权和人民群众团体，他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全面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无论是朝堂上的，还是江湖里的建制与组织体系。就是像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建设，打土豪分田地，他的建构与方式，也大大甚至完全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形式上的诸如井田制、均田制、屯田制、营田制（宋朝），更区别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和圣库制。由他的弟弟毛泽民一手建立起来的（还长期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苏区银行、货币中央系统，和国营企业的开放性运营，成为新中国的前期和准备阶段的社会经济母胎。
建国后，先后发生了数次大的‘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新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最高领导权和社会经济所有和经营权力及其资源配置的界定、统属与归类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引起了相应的震动和争论。例如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分和总路线，就出现过艾思奇同杨献珍之间的哲学大论战。事实上，从新税制，一化三改，甚至新中国经济恢复伊始，甚至早在土改工作中，就已经出现了两条路线与道路的斗争。
而在农业集体化合作社经营发展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抗美援朝乃至三年自然灾害的克服和经济体制等问题上，在领导大跃进、四清运动等等事业上，都出现过两条路线和道路的公开和隐蔽的斗争，但大体上，都因由毛主席崇高无比的威望，出神入化的高超领导艺术，和始终不渝地维护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始终坚守‘团结、批评、团结’和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而把这些斗争化解为一般性的工作和组织规范上的斗争，并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空前伟大的胜利，使得建国后这些路线斗争总体上没有表现为根本性的系列性的颠覆性的社会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总预习，总预演，总练兵，前一两年出现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出现了一些过度的极左的动向、苗头和行动，也伤害了一些无辜，冲击了一些不该冲击的东西，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甚至私设公堂，砸烂公检法，乃至于一定程度上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过火行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给党和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但历史的真实是，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趁机混水摸鱼，党内走资派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被夺权和被打倒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对此应负主要责任，而红卫兵小将，被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理论和能力，特别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与建设自觉性远远不够，也应负相当责任。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无情。全球性、全世界的后冷战的法西斯的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大联盟，及其反攻倒算，恰恰把胡汉三变天帐似的反革命集团的嘴脸暴露无遗。他们用自己被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历史事实，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世界浩浩荡荡的红黄色娘子军，和10亿之多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全世界产业庞大无比的后备军和日益相对贫困化，机会绝对不均等，社会阶层固化，财富极端两极化，精英统治与剥削日趋贵族化、寄生化的残酷现实，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性，经济理性，文化理性，社会理性，以刻骨铭心的方式，镌刻在人们的脑海心头之上。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没有文化大革命，统统垮台了，集体转向了资本主义西方阵营和资本主义体制。朝鲜、越南、古巴，没有文化大革命，成为正统和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可以视作某种大历史格局中的例外。中国若没有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由此而锻炼、培养成长起来的中国红色革命派和大军，中国早已成了俄罗斯第二，中国早已变成美欧的国际资本帮凶，成为世界和中国被压迫人民的公敌和当代买办团伙。天佑新中国，天佑大中华，天佑全人类，毛主席播下的火种，点燃的火炬，打造的队伍，建构的新社会，留下了革命与变革（改革），操守（伟大传统、传承和神圣与经典），与吸收（开放胸襟，拥抱世界与人类文明的一切良好的示范与创造），留下了红色中国的伟大基因，神圣精魂，制度建构和历史演进惯性。
毛主席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路线方针的确立与社会方向与体制变迁之最核心所在，在于政权，在于最高决策权、领导权。统治腐败、统治堕落、统治背叛、统治集团的修正主义是颜色革命的内因和根本驱动。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区域性的修正主义和基层自发的集团化的资本主义倾向，同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诱导，封锁压制，构成了全方位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猖獗的历史性大联合与大联盟。
五、路线斗争在审美意境和价值取向上表现为终极性价值观对峙和宗旨分野
赵磊教授发表过系列文章，专门就毛主席与刘少奇之哲学、伦理、人性、社会发展史，或者马列主义核心修养上巨大的差别，甚至根本性的不同与分立加以全面点评和细致分析，毛刘高下判然有别，简直如崇山峻岭或大江大河，同土丘荒野与小水溪流之别，这应该是绝大多数有科学鉴赏力人的最基本判断，不过，人们同时也发现，从刘少奇对妻子和儿女们的遗训，王光美女士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事后认知，毛刘后人的两家往来看，或许可以断定他们的路线对立基本上仍然是认知上或认识论问题，而不是政治斗争意义上的。
那么，毛主席本人的偏好与追求，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风新尚，他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光复旧物的伟大的民族自信，究竟是什么呢？又是什么样的精神寄托、灵魂归属和世间向往呢？他的消费观、享乐-幸福观、礼乐礼道、道术究竟是什么？是苦行僧般的，禁欲主义的么？是毫无个人自由追求铁板一律，强求一致，定于一尊的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么？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乌托邦主义的么？是完全一致，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的么？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罗刹海市主义的么？是安贫乐道，与丰裕繁华无缘的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的么？是一味的内殓，自我苛求的斯多葛主义的么？
毫无疑问，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他率领和培养的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将帅，一代天骄，一代英烈，一代领袖集团，一代英雄模范，一代名流精英，基本和大体上的是反对享乐主义的，是厌恶贪得无厌，贪婪无度的人吃人的旧社会、旧制度、旧章法、旧习俗、旧文化的，或说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礼乐教化的伪善和残暴的。他们无论在所有制和产权界定，还是经营权意义上，基本上都是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坚决彻底决裂的。就连宋庆龄女士，都把自家的自有的私人别墅，完全上交给了国家，就连张伯驹这样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把大量的国宝文物，几近无偿地赠送给了国家，而这些在当时却绝非是仅仅是个案，更有以荣毅仁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的红色资本家，在国家的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与世界难得一见的资本家变性体，生成超出马克思《资本论》范畴体系的经济现象，和人间的美谈与奇迹（并非只有末代皇帝被新社会改造成劳动者新人）。
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工农兵等一线人民大众成为国家主人，奴隶翻身得解放，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一切党派阶级、团体、人士与阶层，形成空前的大团结、大联合、大协作、大创新、大建设、大发展，在国富民强、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历史迅速前进、演化，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以大跃进的步伐和姿态高速乃至超高速发展，打破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灾难性的大瓶颈，在真正的重工业、现代工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高等科技产业群、高等教育与研究大行业等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在无论是有效需求和实际总供给都陷入深度穷困陷阱，产业结构与国民经济体系处于绝对崩溃状态，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在负资产，负财富积累，绝对的一穷二白的历史惨境和起征点上，犹如猛虎和蛟龙，一跃而起，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把东方睡狮，变成了吼声震天的东方醒狮。
毛主席晚年着装的经常是浅灰色的派力司大领毛服，其毫无疑问成为新中国、大中华在世界人民心中的最大的形象代言，成为一道东方美男子的亮丽的风景线（毛主席摄影师著文说他老人家是美男子，在那个角度拍照都好看）。毛服风采不单力压中山装的原创式样，而且在会见基辛格和尼克松等无数国际政要和世界名流的照片与影视中，成为绝对不输西方显贵们的西装革履的中国服。事实上，无论是的确良、派力司、彩电，甚至国人果腹的社会副食菜肴，始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心心念念和时时处处关心的重点。
经毛主席卫士长李银桥和他的妻子韩桂磬，和管家吴连登等亲身经历者的介绍，世人了解了毛主席嗜茶如命，嗜烟如命。通过徐中远、陈晋等人的著述与说明，世人了解到毛主席巨量私人藏书。毛主席一生热爱踏青郊游，一生用双脚和流动的中南海专列，来丈量中华大地。因由他的走遍祖国大地，喜好爬山涉水和遍访华夏大地，造成了诸多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国各个地方首府或著名城市召开，其同康熙、乾隆微服私访动辄下江南的影响全国经济方式方法大为不同，同其他领导人的习惯性固守京城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现代歌星名人的巨星流量经济不同，其推动甚至开创性地造成了现代中国的旅游业的超级发展。
毛主席身体力行倡导有个性，富有文化内涵的自主倾向性的消费。他的革命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三合一性质的。他的生产观与消费观是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是现代与超现代经济发展历史奠基和经济生境与生态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他的革命与建设目的是要挖断劳苦大众的穷根，解决大多数人统治问题，是消灭一切政治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一切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专制、特权和垄断与独占，把社会历史的轨道转上理性的计划的合宜的没有瓶颈制约的和谐规范的繁荣昌盛轨道之上。
毛主席赞赏和欣慰雷锋精神乃至他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与生活态度。他本人的浴衣、内衣和皮凉鞋等，远远超过了雷锋好榜样里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雷锋本人的皮夹克等同样表明，这个旧社会的孤儿，新中国的年轻战士，同样有着健全的消费观和审美能力）。但他盛装大典，会见外宾，登上天安门城楼等公众-国家形象，其威仪与神采，却从来让世人瞩目，为中国人民和新中国迎来了尊严、敬重和盛赞。他个人近十万册的收藏图书，品种齐全的唱片（过千种类）收藏，他的茶饮等等无不表明，他鲜明的毫不吝啬甚至‘奢侈性’的文化消费、精神享受和相关的物质消费。他显然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全国人民尚不可能达到他四菜一汤的饮食标准，他无论是就个人支付能力还是国家政府规范待遇与供给，即令是旧日帝王将相，朱门大户的生活饮食条件，也是完全可能办得到的，而且甚至是人民大众期盼他能享用的。然而，他不但从反腐败整贪官和上行下效的举国示范之政治与伦道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严词拒绝超标准，禁绝个人享受的一切奢华，他甚至拒绝睡席梦思床，坚决改成睡木板床，以至于陈毅元帅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中午休息借用出差在外地的主席卧室，睡过木板床后，感慨万千，吐露心声：“主席就是主席，谁也比不了”。发出如此由衷赞叹的党政军高级人物，何止陈老总一位。事实上，千千万万个陈老总这样一大批杰出人物，包括长期受到冲击，甚至整肃的黄克诚大将，非但没有埋怨任何意义上的毛主席倡导和推行了一种‘禁欲主义’‘苦行僧’般的‘贫困化’的社会主义，反倒心生敬意，由衷钦佩，并绝对庆幸自己追随了这样一位人间圣人，伟大领袖，并在其麾下创造了一种中国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那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妖雾，究竟是从何而来，又从何说起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又是从何而来呢？邓本人，除了打打桥牌，喝喝茅台，也没有过多的奢侈爱好，更谈不上豪华，他本人非但没有着西装打领带，而是始终穿中山装和普通便装，却形成和提出了这样激烈的不着边际的说辞，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据说许家屯的辩解是由于自身着妆的寒酸和口腹之欲得不到满足，而由香港老板们的刺激、诱惑与言传身教，而一步步走向彻底背叛的。
一则为在政治上搞臭四人帮，把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戏演足，就不能不把前乘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策，做失误、错误乃至极左路线的定调；二来把苏东社会主义的政治判变和经济投降或灵魂皈依及其最终亡党亡国的恐怖结果，做经济失败和供给不足的解释，可以转移斗争方向和为错误政治经济与思想路线开脱；其三把东西方因由数百年历史积累与发展和国际不平等秩序带来的经济发展结果，把甚至更为残酷的直接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乃至包围及其武装侵略的恶果，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别是体制目标设定和激励方式问题的错误判断，就可能为修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合流的所谓经济转型和社会边轨打开缺口；其四对马列毛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部博大精深体系与思想无力真正把握，和对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军事与国防，无法像毛主席和老一辈杰出领袖集团那样，实现传统、理性和魅力三合一的有效领导，便只能如当年的道光皇帝一样，以小极大，无限放大，甚至是颠倒黑白了。
对此全面、客观、科学、历史地回溯全球巨变的这四十余年的大历史辗转，可以概括地总结下述这样四大点：
第一苏联、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经过战后的长足发展，生活水平和物质丰裕已经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了，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平、社会安全方面，尤其是再就业乃至经济增速上，大体上是比西方国家更具优势甚至莫大优势的，当然，制度硬化症和体制不灵活，和教条主义和非心悦诚服的个人崇拜是存在的（这不是指的对斯大林和毛主席等一批人类史上的大人物的人民自发崇拜，而是一些并不入流的历史人物等的造神运动，这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更是比比皆是，滑稽可笑）。
第二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打破资本广化或资本粗放经济的加速发生，成功地且以难以想象和难以企及的低成本或代价，基本上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把国民经济体系和生态，由数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唐宋以来的手工业做坊-城市化-经济体系成功地改造成了基于现代化的重化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完整、均衡系统的国民经济部门全系列的大发展。亿万劳动人民不但彻底挖断了穷根和苦根，从根本上摆脱了、告别了世世代代的苦难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性的吃人般的贫穷与落后，而且以户为单位，实现了生活水平与质量的稳步有序的提高，尤其是为未来的超级发展储备了天量数个大红利包。
第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底子薄，人口多，在百废待兴，甚至千疮百孔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建设自己，更由于经济起飞的资源约束和理性规划使然，在金融压抑，实体至上，瓶颈突破，把有限的资金、好钢都要用在刀刃上之缘故，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的相对滞后和绝对需求所对应的最终消费品相对短缺，而票证制度恰恰是最为公平合理的最为高效的制度设计和过渡期的绝好政策。这个机制设计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指数是新中国的伟大创造和无敌的理性武器，而与此同时，对社会精英和杰出人物的一定意义上的特权，加上货币工资等的市场调节手段和一切其他的社会手段，保证了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的有机耦合。
第四由于计划性的通盘建构和商业网点的相对甚至绝对萎缩，由于产值目标体系设定，由于货币市场核算与物价体系相对弱化，必然带来一定意义上的品种单一与不足，进而带来市场活力相对不足，调节能力相对有限，和物质刺激作用较大幅度地下降，再加上官僚主义和单位所有制或本位制，当然会影响表象或资本主义虚拟或拟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这一切同新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奇迹没有丝毫的可比性，更同贫穷社会主义结论更加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说法同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小平的思维逻辑不应该如此地混乱吧！。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辞之恶果，绝非仅仅是歪曲和攻击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功勋，其对社会经济体制、所有制和核心制度的解构，已经不只是把整个的社会主义公民彻底奴化为市场经济雇用劳动的行为主体，也就是具有经济动物本能的所谓理性经济人存在，更由于资本及其拜物教的统治和意识，已经完全葬送了社会主义主人公的主体意识，社会基础和人民权利（力）观，等于从经济上彻底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根基。
表面上上述这些论证似乎都属于实证范围，而不涉及任何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问题，但只要深究其背后的心理历程和逻辑基础，大判断体系上的真正分野，从根本上说终究是会归结到宗旨、信仰和追求上去的。当然这种路线主张上的分歧可能不是由当事本人的直接经验和历史所在所直接决定的，而是由其所代表的一定的阶级、阶层的社会集体意识与心理，集体无意识或者影子心理来决定的。当我们把它们放到苏联亡党亡国的整个的十余万县市以上领导干部的特权阶层的集体背叛的大背景上来看，对此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
六、路线斗争和大博弈与较量的最高对决必然反映到战略思维和战略把握与定位之上
毛主席是举世公认的战略大师，出神入化的战略泰斗，对此，姚有志将军，王立华大校和海内外的一大批高人都有他们的力作予以说明。这方面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笔名铁穆臻的和一直以来以大量文章发表的李克勤都有诸多考证翔实，经得起历史检验和推敲的作品。他们一系列的高水平的文章还原了战略大家毛泽东。而张宏良、张勤德、王立华、张文茂、郝贵生、孔庆东、韩毓海、郭松民（其在电影文化事业方面的造诣和鉴赏力，特别是其穿透力是世界一流的更是中国华夏独特而最可宝贵的）(辽宁的)王忠新（这是一位蒙汉当代大笔杆子）、赵磊、司马南（这样一位当代民间布衣却代表着难得一见的主流精英的主体性意识和唐吉坷德的伟大惊呼与奋战，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共和国大业的话语权和产权辨析大旗）、王今朝、张捷、范景岗、温铁军等等，作为理性红色派的杰出代表，始终处于中国思想斗争和理论阵地的最前沿，成为一代杰出红色思想家的卓越代表。已经谢世的李济军中将或许可以视作中国军方毛泽东战略思维研究的第一人，毫无疑问体制内外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卓越的历史人物。
毛主席的战略思维，战略预判，战略谋算，战略把控，战略布局与造势，战略洞悉，战略投放与前置，战略预决算，战略战术原则与精神体味，无疑是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行家里手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全球的后冷战的大反革命和极右翼阵线横扫天下，祸害世界人民长达四十年之久，可以从毛主席离世后的反面的或不同的一系列的战略错置和执行及其结果，看出离开路线斗争这个总纲，问题会是多么的可怕与严重。这些年来，先后实施的种种战略与战略变轨，可以概括如下：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福祉总评估与设定的战略与原则，在此方针和战略误导下，资本逻辑与市场经济的赢者通吃和全球性剪羊毛日益泛滥成灾。
（2）所谓的比较优势锁定下的国际大循环、劳动（力）密集型低质低价产业经济结构、严重外向型经济和就业、繁荣、周期乃至价值增殖的依附性经济方略及其从属、被动格局（当然近一二十年，已经在逐步得到克服，处于转型和逆转的十字路口之上，甚至一定意义上已经改变了旧有的被动格局），绝不仅仅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极大延误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是极大伤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
（3）以市场换技术，大规模，甚至全方位让出市场，敞开大门，放任世界和国际资本进入，甚至于引狼入室和自宫高科技与高军工国防项目，由此而进行的产业政策与战略转变，迟延了中国崛起和真正复兴。当然， 如前所述，江（后期）胡习执政以来，从国防现代化、军事斗争和国家安全层面上，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大调整和历史性的进步）。
（4）沿袭、放大和强化‘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小算盘策略与追求，甘愿永恒落后，仅仅赚取加工费，依赖低附加值发展，参与高污染高能耗的所谓国际分工体系或者说殖民地的经济体系（就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以及货币金融主权与独立等而言），给中国经济生态造成巨大伤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5）放弃赶超战略，以市场分散力量和盲目价格竞争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动员体制优势，以大规模贬值人民币汇率和绑定美元发行基础货币的廉价货币刺激的虚高经济增长，低度发展战略，代替了高点强攻，瓶颈突破，结构与整体占优与持续优化和抢先的大跃进战略。
（6）始终秉持和固守所谓交学费和成长中的烦恼路数，出现错误不可避免论的思维定势，靠摸着石头过河，而非超前的战略性的决定命运的顶层设计发展布局。当然，科学发展观以后，此种思路受到挑战，国家意志方面出现了某种可喜的调整。这种态势依旧处于进一步的大转折之中。
（7）完全是力图拷贝和抄袭西方列强昔日与未来的先后的所谓温饱、小康和发达国家三步走战略，浪费了极为宝贵、数次优道超车、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战略机会的右倾思想与路线。同样，近年来，以华为和龙芯为代表的一系列毛泽东似的公司企业和产业，已经开启了某种意义上的换道和弯道超车。而以航天为杰出代表的中国最核心的高级军工国防产业和现代化经济部门，基本上没有受到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
（8）完全自由放任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巫毒化，在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风气盛行之下，带有绝对主义意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冲击了一切，结果却是前腐后继，完全的经济人资本逻辑与社会经济操守和历史性地注入。这种资本拜物教下的资本逻辑强奸民意和社会风气，更为要命的是如此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在一次又一次的所谓经济大波动和就业压力和世界经济崩溃与通货膨胀输入的压力测试之下，不断地强化这样的彻头彻尾的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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