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作者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而作，全文共六个部分：一、引言；二、军事；三、人口；四、经济；五、政治；六、文化和意识形态。我院及昆仑策网授权分篇连载，现为第四部分“经济”，以飨读者。
四、经 济
评价不同时代先进程度的标准是什么？从经济上看，最重要的是增长率即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水平。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技术不断进步，社会领域也不断进步，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是不断加快的。但如果孤立地看发展水平，早期上升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无法与后期走下坡路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比的。大英帝国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从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所反映的当时英国老百姓和贵族的生活水平来看，其当时的实际发展水平当然远远不及现代英国。
如何评价经济增长率和发展速度？我们不能拿所谓的产值或GDP来进行比较。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其价值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是无法比较的。70年代初的美元与黄金是等价的，每克黄金仅相当于1.2美元 （1盎司31g＝35美元），现在每克黄金相当于50美元以上（1盎司31克1700美元），同时期人民币同样贬值几十倍。我们提出，应通过关键产品的增长率来进行评价。主要关键产品应包括粮食和发电量，一方面，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化，工业化最重要的是电器化和对应的耗电量，因此，电力增长率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基本标志。
1、粮食生产
很多人拿吃饭问题来否定新中国前30年，还有一些人拿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期间人口死亡率升高来指责，这是非常荒谬的。新中国前30年的基础非常薄弱，建国时，人均寿命仅35岁，总人口仅5.4亿人；到1979年，人口已增长到9.8亿，人均寿命已增加到69岁，这反映了这30年社会的极大进步。同时这个时代我国粮食产量有了很大增长，否则无法支撑人口的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增长。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实际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979年的33211万吨，增长了193.4%。而对比后30年，粮食产量到2009年增加到53940万吨，仅增长了62.4%，不到前30年的三分之一。当然，前30年由于人口增加较大，人均粮食增长较低，但仍远高于后30年。就平均增速来看，建国前30年，粮食年平均增长率是3.23%，发电量年平均增长率是15.3%；而后30年，粮食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63％，发电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9.16%。
当时为防范苏军入侵，同时储备了5000亿吨粮食用于备战，这也是当时居民粮食供应不够充裕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明显减缓，故虽然粮食增长速率下降，但人均粮食增长速率在有的年份加快；同时，不储备粮食进行战备，还大量进口，所以市场粮食供应得到了改善。然而，今天我们的粮食仍然没有达到自给，如今每年需要的大豆高达上亿吨左右，进口大豆已经占消费率90%左右。甚至在2003年粮食总产量仅4.307亿吨，人均仅333公斤，明显低于1979年的人均341公斤。
【图：我国历年人均粮食产量变化】
考虑到小岗等一些农村从1978年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但全国范围内推广是在1982年，也就是说，1981年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人民公社制度。如果以 1985年摄入2900大卡热量为“感觉吃饱”的标准，那么在人民公社时期的1981年，已经接近这个标准。之所以花了30年，才达到接近吃饱的水平，主要原因：一个是解放初期粮食产量很低；另一个原因是人口大量增长，前30年人口增长80%（后30年人口仅增长38%）；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是战争经济，储备大量粮食，防止战争。
邓小平在1982年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马克塞尔顿曾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英国学者在论述中国改革开放时说，中国的改革，有“人民公社创造的良好的农业绩效可以利用。”（《马克思的复仇》）
现在我们食物丰富，一方面，虽然后30年人均粮食增长率仅是前30年的四分之一，但是，毕竟又增加了16%，在接近吃饱饭的时候，再增加一点，当然给人的感觉是现在吃饱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进口粮食和油料。2009年进口食物占消费总量之比，按照重量计算占10%，按热量计算占20%以上，因为主要进口食用油、大豆等高热量食品，其中2009年进口大豆4225万吨，食用油818万吨。而在前30年最多进口2%，还是以高价大米出口换更多低价小麦和玉米等粮食。
解决粮食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解决很多基础问题。毛泽东时代，制定农业“八字宪法”，包括了农业生产的八个主要方面：
土：改良土壤。例如，大寨用大量秸秆增加土壤有机质，格田整方，平整土地，方便机械化耕作。笔者读书时还参加过劳动。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的贡献可参阅《孟凡贵（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No.2007-02）
肥：增加肥料来源和肥料生产，改进施肥方法。一方面，发展沼气发酵，生产有机肥料；另一方面，增加化肥生产。70年代初，几乎每个县都建化肥厂，生产氮肥和磷肥。改进施肥方法，包括测量了解各地土壤状况，试验不同作物生长与施肥方法的关系。笔者就曾经在家乡磷肥厂工作，收集过本县编辑的土壤情况，列出了详细的土壤分布图（很厚一本正规印刷的书）。
水：新修水利设施。包括水库，灌渠等，当时全国建成大小水库八万座、塘坝无数，人工河道、田间路、沟渠、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灌溉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对比2009年云南，前一个月，媒体还在报道是百年未遇的旱灾，后一个月又报道发大水，政府官员的解释是，水利建设投入不足。实际是很多老的水利设施都年久失修，新建的设施主要是特大工程，如三峡水库，目的是发电，南水北调，主要接近北方城市用水（不可能用在农业，每吨水的成本都超过一元）。1980年我国灌溉面积达到最多的4488.8万公顷，到1985年反而下降到4403.6万公顷。
种：发展优良品种。全国每个省都建有农科院，每个县都有育种站，发展了著名的杂交稻等优良品种。到改开后都成了市场经济，袁隆平都要想法找资金，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政府想改变这种趋势，制定了粮食自给率5%目标（参见1996年10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但是粮食自给率仍然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低于80%了。病急乱投医，大力引进转基因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其安全性，可能埋下了亡族灭种的隐患。
另外还有四个方面是密、保、工、管，就不一一分析了。
2、收入增长
改开前，我国很多家庭普遍有3-5个孩子，抚养负担很重，但那时城市有很好的福利待遇，农业有国家兜底，集体负责的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老百姓并没有生存危机，人口数量和素质都有了极大提高。倒是改开时代，住房私有化、医疗私有化、教育私有化，农村集体经济被大大削弱，农民只能依靠自己，即使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抚养负担大幅度降低，但由于分配不公，底层老百姓仍经常处于生存威胁之中。甘肃曾有一家6口因贫困自杀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人间惨剧。人口数量增长减缓，甚至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下降，而人均寿命和人口素质前10年也曾下降。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是看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率。早在十多年前，那是高速发展的20年，日本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和西方，但我国人均收入仅相当美国3%。到最近的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人均收入为9726元，对比美国为17203美元，按照官方平均汇率，我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7.88%，而且收入严重不均，按照官方公开说法，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有1000元。因此，人均消费差距就更大，最近6个季度我国仅为美国的7%左右。对比美国基本不生产工业消费品，我国生产超过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人均生产量也超过美国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但人均消费却不到美国零头。早在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就总结为“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中美国经济模式，实质是一种经济殖民地模式。我们的人均生产能力是世界人均的4倍，但我们的人均消费还不到世界人均一半，我们的大部分工业产品，都供应给西方，让美国和西方基本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人均消费却比中国人均多5-10倍，实现了西方在殖民地时代也从未实现的不劳而获的梦想。而在前30年，我们的生产成果除了积累，都是国内人民消费的，集中体现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提高。
3、积累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不提高消费，是在进行积累。其象征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年年高速增加，最多时高达4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可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外汇储备都是美国和西方资本家拿美元到中国“投资“，购买中国工厂以及这些工厂出口产品得到的。央行专家曾经在官方网站上清楚地介绍，政府要动用它，还必须向资本家贷款人民币置换。它们是发行的人民币的依据，实际对应的是西方资本家在中国的人民币资金，实际主人还是西方资本家，它们不是我们的积累。再说我们积累的外汇，主要用来购买西方国家国债，利率都比西方通货膨胀率低，这就连保值都做不到，等于免费借给西方用，而且其实际购买力，也就是价值在不断下降，在逐渐消失。虽然我们可以说积累了生产能力，但生产能力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淘汰。真正重要的积累是基础设施，不是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则会一直伴随人类社会，我们的赵州桥已经存在1400多年了，还在为我们服务。
事实上，我们在基础实施建设方面的积累速度甚至还远低于美国100多年前。例如，距离现在130年前的1880年代，仅10年时间，美国就建成铁路14.9万公里，超过我国一百多年的铁路建设积累至今的铁路总长度；仅1886年美国就建成铁路2.7万公里，接近改开30年的铁路建设积累。而改开30年建成的铁路长度仅比前30年多0.13万公里。如果从建设增长速度比较来看，后30年趋于0，远低于前30年，更无法与当时的美国相比。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累方面，我们也无法和美国相比。例如，下水道建设方面，美国大城市的下水道，往往直径超过10米，下水道里可划船。而在北京，这是我们国家下水道建设标准最高的地方，下水道主干线也仅有1-2米直径，远低于美国标准，排水能力十分有限。2012年7月12日，北京下了一场平均降水量300毫米的大雨，仅相当于南方几年一遇的大雨，就水淹全城，成灾面积超过14000平方公里，几乎覆盖整个北京市，造成79人死亡。
在机场建设方面，我们的差距就更大了。到2010年底，美国有15079个机场，我国仅有502个机场，只有美国的3%，仅排在世界第15位。美国仅1946年就建成机场1259个，是我国现有机场数量的两倍半。改开30年，我国仅增加民用机场77个，略低于前30年。如果算上军用机场，则远远低于前30年，因为大部分军用机场都是前30年建设的。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远超美国。一些基础工业生产能力甚至超美国10倍以上，就是算人均也超过美国数倍。例如，2014年我国生产钢材11.25亿吨，约是美国历史上最高年份的10倍，人均是美国的2.5倍，接近美国1946年的17倍。2015年由于需求下降，虽然我国煤炭总产能高达57亿吨，实际产量仅37亿吨，但美国煤炭产量仅8亿吨，不到中国四分之一，人均也比中国低。在工业消费品生产方面，美国就更没法比了，因为美国大都不生产了；就是按人均产量计较，也是我们比美国多几十倍以上。
和历史上大建设时期的美国相比，我们的生产优势就更大了，也远远大于前30年。1886年美国仅有人口5800万人，工业生产量，例如钢产量仅有256万吨，不到现在中国的千分之三。1946年美国人口约1.41亿人，钢产量为0.59亿吨，不到中国现在8%。很显然，今天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远高于美国1886年和1946年，我们的劳动力数量、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也远超美国1886年和1946年。但我们的积累速度却远低于美国遥远的旧时代，就是与前30年相比，积累量也没有多少增加，以积累增速对比就是负数了。
建国前30年的条件远远比不上后3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当时，毛泽东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从零开始，从不知道如何造，到学会如何造，远比增加规模困难。
建国开始，国内还有大量土匪、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被打倒的旧政府的官僚和地主还在时时刻刻想推翻我们的政权，国外的敌对势力一直封锁中国，还不断派出军队，从我们的周围动手，我们不得不同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殊死战斗，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对印自卫还击战、对苏自卫还击战，在东南沿海我们还不断与蒋进行战斗。我们的整个海洋被封锁，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发展速率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相反，后30年，我国已与美国建交，与整个西方关系正常化，北方的敌对势力消失，处在相对比较好的和平发展环境下，然而实际增长率却下降一半左右，还出现了嫖娼、包二奶、吸毒、黑砖窑等丑恶现象。由于财富大大增加了，却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老百姓生活虽有提高，却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率。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高于美国历史最高年份10倍左右，更是美国大规模建设时代生产能力的10-100倍左右，但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仅是当时美国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甚至低于我国前30年。我们有巨大生产能力，为何却积累少、消费低？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我国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发行人民币主要拿去换外汇，加上配套3到5倍贷款送给美西方，而他们又用于投资购买我们的工厂，控制我们的经济资源，拿走了我们的大部分产出。这种我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享用的发展模式，已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4、经济发展总结
事实表明，在毛泽东主席领导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余飘主编：《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第10版里也说：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它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1998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诞辰105周年当天，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谈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参见《参考要闻》1998年12月27日。）这些评论，是合乎实际的。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讲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这些进步，是在毛泽东主席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体现。
（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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