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经常谈学校、谈教育、谈学生，往往都是天马行空的，但很多都是和人闲谈之间的话，并非是什么政策。但后来的文化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毛主席教育观是评价很低的，尤其是有十年没有高考的那一段时间。
现在很少人提那段往事了，我帮大家回忆下。历史背景是，以前上大学靠高考上去的，经济条件好的或者权贵家庭子弟较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孩子从小几乎没参加过什么劳动。毛主席的心里执念就是，人必须热爱劳动，否则人的品行就不健全，后来就倡议，不要高考了。
于是“工农兵大学生”就诞生了，自愿报名或群众推荐都可以，然后上面过下政审，接着报考的学校要复核，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至少参加过三年劳动。工农兵大学生招生，不是后来人说的乱成鬼样子，也是有章法的，你选偏工科，数理化要考试的，基础太差也不行，偏文的就要松了很多了。
备受争议的曹文轩就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若是按照今天的标准考试，他哪有这么好命？曹文轩自己在接受采访说的，说他家无权无势又穷，他很想脱离农村“牲口一样的劳作”，业余时间就爱好写写小作文，据说水平还行，就被推荐到北大去了，从此过上富贵生活。
我个人看出了一点问题，像毛主席那样，因为理想，然后主动去选择吃苦，这类人基本都挺爱国；而有些人，因为生活苦，说农民是牲口，然后整天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类人也基本能够出人头地，但是总感觉怪怪的，甚至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诺奖的那位也是。
当年中专生、中技生招生也是这种模式，这里面我理解的是三个因素，1，扩大工农兵子弟受教育机会；2，按照个人兴趣快速培养对应的人才；3，大量普及中专生，为工业化社会提供熟练工。
这是我个人分析，后来的人定性是乱搞，我觉得可能有时代背景的缘故。按照毛主席做事的风格，他有长远的方法，也有应急的方法，然后他也会试点，不好，那就再改回来么，很多事情不能一成不变，隔一些年，要变一变，否则变成一潭死水，这社会就患了大病了。
虽然工农兵大学生底子差，被称为鱼龙混杂，但也出了些人才啊，7年录了94万人，后来出了两院院士40人呢，中专生中技生，那都是数千万级别的录取，对于我国的工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这种选拔标准无法量化，实在是太麻烦，后来恢复高考也能理解。
被人抨击最厉害的是张铁生，称之为他是“白卷英雄”，现在的人嘴里说出来都是嘲讽。其实他并不是交白卷的，是有分数的，语文数学还能说的过去，但是理化只有6分。为什么他被引起注意，还被送上大学了呢？因为他在试卷后面写起了小作文。
他写道：“我每天在农村搞生产，忙18个小时，身心俱疲，对几何题和理化题束手无策，应付不了。我不想随随便便答题，以免浪费时间，那些多年来只知道读书不务正业的人，总是能独占考试的好成绩，这让我很不服气。或许唯一能让我安慰的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耽误集体工作，在队里我还负责着各种工作。然而，现在我面临着一场斗争：几个小时的笔试可能会取消我的入学资格。”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按照要求和制度答题，我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勉强应付，翻开书也能得到几十分。但这样做，我的内心并不愉快。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新的教育制度下，我有幸在贫下中农的推荐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我是张铁生，来自白塔公社。”
这种逆反心态展现了他对传统教育制度的质疑和对自己机会的渴望，分享了自己的内心挣扎和不安。在新教育模式的号召下，这种人才被大学果断录取，后来他的名气和声望被“四人帮”利用，80年代，他被判刑15年。但是张铁生一出来就做生意，办公司，很快又成为了亿万富翁，说明这个人脑筋确实还是可以的，胆子大，敢闯，敢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
1964年，我看到毛主席和王海蓉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王海蓉当时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是烈士子女，后来成了外交部副部长。王海蓉的祖父曾经是毛主席的老师。他们就开始闲聊天，王海蓉说：“班上有学生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爱看小说，星期六开会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
毛主席问：“你们教员允许学生打瞌睡，看小说么？” “当然不允许！”毛主席接着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学生要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要有出息，他就敢星期天不返校，谁让你们还在星期天要去开会的啊？”
王海蓉说，“我们一般是占星期天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学习会，不耽误其他正常上课时间。”毛主席回答道：“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要去” 王海蓉答道：“我可不敢！这是学校制度，星期天不回去，破坏学校制度！”
毛主席说：“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呢，星期天就是不回去，你就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 王海蓉答：“这样做不行的，会挨批评的！”
毛主席笑着和她讲：“我看你这人将来没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啊，大不了开除。你这个人呐，又怕人说你骄傲自满，又怕人说你无组织无纪律。我看你说的那个不服管的学生，将来要比你有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学校的制度。”
这些对话都是长者和晚辈聊天的话语，算是扯闲篇吧，他也并不是真的觉得学生越逆反越好，若是用来攻击毛主席搞乱教育是不对的，他只是起个头，就是激发人对教育的思考，不要把学生教出来搞成千篇一律的样子。
后来在内部高管会议上，毛主席也提了一点对学校教育的看法，“学生课程太多了，学生每天上课12个小时，时间太长了，还要开会、听报告、做节目，不能保证正常的睡眠时间了。”
“那个理化课学的实在太深了，中学没有实验设备，学了效果也不佳，到了大学，还是要重学一遍，做无用功。而大学选来了文科的，他学的这些理化又用不着。”
“我建议课程改革，减轻学生负担，削减理化课程。高中理化的有些内容，应放到大学专门学系中去讲授。”
“政治课或历史课应免考试，这种课用分数去测试，有什么意义呢？不妨用学习讨论方法测验学生水平，不要搞什么背诵、标准答案，哪怕用写作文的方式理解政治或历史，也比现在出题好，这种课程用标准答案评判，人都教废了。”
毛主席在和同志们一本正经地探讨问题时候还是严肃的，和王海蓉那一段对话，是鼓励年轻人要敢于挑战权威而已，而真正要涉及到教育改革的时候，他是经过调研的，是看到实际情况的，然后给出解决方案让大家参考的。
我翻阅毛主席以往对学校教育的看法，我现在个人的理解，似乎和做产品一样，是“非标”和“标准”的争论，毛主席可能希望看到的是“非标品”，而大家更倾向于“流水线”。
若是做非标品，那工程量太大了，放到现在，根本就做不到机器阅卷了，全得人工上。如果是标品就简单，答题卡一涂，过一遍机器，第二天就可以招生录取了。
毛主席后来对学校教育颇有微词，他说现在发展到一个人20年不劳动，不知道稻子是什么，不知道机床是什么，然后这群人大学毕业了，就是国家干部了，领导农民做农业，领导工人搞工业，他们自己连稻子和机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能干的好，这我是不信的。
我觉得毛主席这话，不仅适用中国，也适用美国。美国的政客们现在几乎都是人文社科毕业的，没有一天基层劳动的经历，直接大学出来，就刷政界经历，刷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刷到满大街流浪汉而不知道怎么解决。
后来就出现了“工农兵大学生”，但这或许侵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再加上操作麻烦，被一些人称之为“无比的混乱”，不过这场摸索失败，不能完全说是负面。尝试和摸索肯定是有代价的。那时，你不想完全照搬国外，你就要自己敢于探索，这就需要勇气。
照搬国外那就简单了，Ctrl+C,然后再 Ctrl+V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是大国，国情复杂，照搬苏联，曾经搬出来很多问题，幸亏后来及时调整。如果照搬美国，也必然会出大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怕错，而不做自己事，要鼓励别人说出不同的意见。
要鼓励尝试和试验，只有做了，才知道对与错。什么都不做，那永远都不会错，那是绝对正确，最后学生呆若木鸡，老师呆若木鸡，社会呆若木鸡，这就让人郁闷了。
毛主席有时候对叛逆的学生另眼相看，不是鼓励人搞破坏，而是觉得“异端”往往能搅起一潭死水，让水变成活水，研究一下学生为什么读书会恐惧，那就去研究让他不恐怖的办法，甚至找到法子，让他爱上读书，一天不读书，浑身不得劲。
这个法子，肯定能找得到，只是有人怕这怕那，生怕担责，用老旧的系统运转着，反正出了事，那不是自己的责任，若是如此的想法，哪来大国的创新与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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