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与三线建设

　　【编者按】今年是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这是一个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皆无先例的伟大战略决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遗产。为此，我们特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立旭研究员发表于《湘潮》2023年第3期的这篇文章，以作纪念，并飨读者。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了搞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实行这个决策，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能有后来几十年的国家安全，其中就有三线建设的因素。回顾历史可以更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

　　在核威胁下形成的新思路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苏联在中苏两国边境挑衅不断。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当时，苏联将驻中苏边界的军队增至近100万人，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1969年中苏发生军事冲突时，苏联企图对我国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军事包围圈。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第三个威胁来自盘踞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蒋介石派遣武装特务对我国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韩国。日本与美国结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不反省过去的侵略罪行；韩国也与美国结盟，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面临五方威胁的中国，真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其中，手握核武器的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

　　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他在1961年修改《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时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认真对付原子弹。他作出了两个抉择：第一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第二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这个时候，毛泽东是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如果敌方使用核武器，后果会更加严重。而西部地区则在苏联和美蒋直接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因此，毛泽东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从1964年5月起，毛泽东多次谈到三线建设问题，他说，在世界上存在原子弹时期，中国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搬家是大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他还强调，在四川“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当时有一些同志对搞三线建设不是很理解。毛泽东下了很大决心，说了两句“将”计划部门一“军”的话：“你们不去，我骑毛驴也要去”“如果没有钱，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

　　为三线建设倾注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亲自到外地去搞调研，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论十大关系》一文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他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又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为了贯彻毛泽东这个思路，从1970年起，我国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执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

　　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形成了这样一个总的思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建设一个后方大基地，这个基地既要有利于安排好我国经济建设布局，以便在总体上实现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又能形成一个大纵深、高强度的支撑战争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军事工业体系；既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以加快经济建设，又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以形成中央与地方紧密联系、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全面建设的局面。

　　毛泽东也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三线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投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建项目大多要摆在西部地区，且对沿海地区所有增加投资的部门要求，都不批，把钱大部分用到三线建设上去。一时间，国家投资规模急剧增长。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其中还不包括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展厅陈设】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工程，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毛泽东在这个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毛泽东还考虑，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国要有一个隐蔽的、坚固的，既能防核弹又能对全国军事行动进行有效指挥的指挥部。毛泽东决定，这个指挥部建在华中地区腹部。他派人到华中地区反复考察后，决定建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高桥镇。这项工程的总投资数目在当时是不小的，但如果不搞这个工程，中国就没有对核战争的防范能力，存在很大的危险。可以说，毛泽东决定建造这个工程很有远见。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他选派聂荣臻及不少将军去三线搞建设，并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在选派之列。此外，在中央，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当地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

　　1973年后，中美关系的坚冰已被打破，两国开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背景下，三线建设已经粗具规模，确实达到了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如果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中国就已经拥有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和基本条件。同时，三线建设也达到了使国家经济布局大体合理的目的，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一些改变，地方工业体系形成并得到了发展。

　　为西部大开发留下了一笔财富

　　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都无先例，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遗产。

　　一是留下了珍贵的物质遗产。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建成了一批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三线建设基本形成了西部交通网。从1964年8月到1980年，三线建设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中国西部形成了电子工业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建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2/3；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形成了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大中小相结合的体系。通过三线建设，西部轻纺工业快速发展，造纸、制糖、制盐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化纤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毛泽东决策搞三线建设留下的上述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

　　二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大规模三线建设是从1964年开始的，刚从困难中走出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当年的三线建设参加者，从条件较好的沿海大城市来到环境艰苦、交通不便的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住进了山沟，他们吃干咸菜，住帐篷、席棚、山洞，却都有着高昂的热情和很大的干劲，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他们乐于奉献，到西部地区几十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三线建设还体现了顾全大局的精神。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定后，国家放慢或减少了向沿海城市的投资，沿海地区党政干部不但毫无怨言，还以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支援三线建设，不仅用最快的速度将重要企业搬迁到西部地区，同时还调去大批领导干部、工人与技术人员作为支持。

　　三线建设中诞生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2018年，中宣部发文将三线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一起，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鼓舞着我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三是留下了充足的建设经验。第一条经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后，全党认识统一，行动一致，很快就建立了全国的三线建设指挥领导系统。接着，中央集中财力向三线建设投资，为三线建设调运了大批物资设备，调集了6万多精干力量奔赴西部地区，还提出了“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基本上形成了西部地区的生产体系。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二条经验是，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一开始考虑发展西部地区工业问题，主要目的就是使我国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布局。在他领导三线建设的全过程中，生产力布局问题一直是他考虑的重点之一。经过三线建设，我国改变了此前工业布局上沿海地区畸重、西部地区畸轻的局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的工业布局、经济布局已经趋于合理，形成了良性的经济结构和很大的发展后劲。

　　第三条经验是，社会主义大国必须有强固、完整的国防工业基地。在世界上仍存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国家安全受多方面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殚精竭虑思考的，是如何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建立一个打不垮的、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大后方国防工业基地。回过头去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多方威胁的情况下，我国能够避免大的外敌入侵，之后能够成为世界政治“大三角”的稳固一极，与三线建设的决策和成就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的眼光、气魄、思路，以及他留下的宝贵遗产，给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重要启示。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多次视察西部地区，对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大型企业倍加关注。他当时就指出，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1993年4月，他还在一本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正是在总结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时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党中央于1999年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湘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