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的财政经济政策

　　一、

　　最近很多人都在聊财政经济政策，好久没读《毛选》了，今天我们也来聊聊《毛选》里的财政经济政策。

　　1941年年初开始，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有多极端呢？用当时教员的话来说：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选第三卷，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种物质方面的困难也反映在财政问题上，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在1940年之前，虽然财政也困难，但是精打细算，尚可维系，甚至年底还有点结余，比如1938年结余10.3万元，1939年结余8.4万元。但是1941年，财政亏空一下子就达到了567万元。

　　其结果就是边区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各种经费严重供给不足，处处缺钱，陕甘宁边区是这样，其他敌后根据地情况也差不多。

　　财政困难这事儿，不管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不管是公众支出，还是公务人员的工资，又或者像今天普遍的国家都存在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都需要巨大的财政供给。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缺钱的地方不同，但是缺钱的后果都一样，哪里缺钱，哪里就容易瘫痪。

　　当时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缺钱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日军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对敌后根据地最为残酷的“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就是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和根据地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

　　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两次主要的反共高潮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从1940年开始，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应发的军饷，而且还派军队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构筑碉堡，设置重重封锁线。一边是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另一边又是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这些操作可以理解为高度升级版本的贸易战。

　　正是因为国军和日军突然地“联合”起来，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因而导致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一时之间陷入极大的经济困难之中。

　　面对愈加困难的局面，怎么办呢？

　　一般的常规办法其实也简单，既然处处缺钱，财政收支不平衡，那就从财政收支上想办法，想来想去当然也只能是增加收入，减少开支，也就是我们说的开源节流。

　　开源的办法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发国债，1941年发了500万国债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第二就是增加税负，多征粮，多征税。节流的办法就是提倡艰苦奋斗，省吃俭用，从各种开支上来想办法节省。

　　要说这些办法合不合理呢？在当时那样的困难条件下也有合理的因素。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办法最多只是饮鸩止渴，暂时的延缓问题，而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教员在评价这些办法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毛选第三卷，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活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毛选第三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其实这些批评背后的原理很简单，我们要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绝对没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边区和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二、

　　一提到大生产运动，很多人觉得这只是鼓励大家都搞生产，开荒地、办新厂，以此解决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比如南泥湾垦荒、军队在作战和训练之外也要投入生产运动中，领导干部也要亲自动手，抽出时间耕田种粮等等。

　　如果只从这个角度去看，它无非就是一种策略办法，再上升一下，那么无非也就是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认识，多数人也都是停留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八个字上。

　　然而它的本质远远不是那么简单的八个字能够揭示的，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大生产运动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就很清楚了。

　　当时的大生产运动，其实并不只是包括生产方面，它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第一，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的意思从表面理解，当然就是裁撤繁复冗余的机构，尤其是军队和政府机构，以此减轻财政负担。当时根据地的面积在日军和国军的压缩下大大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可是要供养的机关人员还是那么多，自然就很困难，所以要精兵简政。这一点很好理解，难理解的是为啥裁人没遇到太大的阻力？大家想一下今天裁减公务人员会遇到什么阻力，就明白其中的困难所在了。而边区和根据地能顺利实现精兵简政的原因在于：裁员并不是把人扔掉不管，实际上只是把一部分人重新安排到了生产型机构里面去，从事生产运动去了。

　　为什么有多余的生产机构可以容纳精兵简政出来的这些人，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建立了计划性质的公营经济。这种公营经济生产东西不是为了卖，如果是为了卖，那么没有市场就不会有生产，生产自然就建立不起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缺的是生产力吗？是生产要素吗？完全不是。我们缺的是有支付能力的市场，生产停滞的原因不是生产力不够，而是大家买不起。

　　所以当时不管是精兵简政还是鼓励军队生产、干部生产，它有一个基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建立起公营经济来消化这些劳动力。所以我们精兵简政下来的人，我们的军队和干部，能够自己动手，创办农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

　　“我们一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立了公营经济”——《毛选第三卷，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当然这里我不是否认精神层面的鼓舞作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即便是这种精神鼓舞，也是建立在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的领导干部没有私利，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种精神鼓舞才有力量。你能试想一下，如果是在国军里面，军官们作威作福，然后遇到困难了，却鼓励下面的士兵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种鼓舞能够有力量吗？

　　第二，减租斗争

　　边区和根据地需要的手工业产品，可以通过建立公营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农村主要的物质其实还是粮食。要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并不只是号召大家都来开荒耕田，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任务，还是发动农民组织起来，然后向地主作减租斗争，这才是大头，也是根本。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为改变分配。

　　因为当时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政策有了调整，变成了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农民只有通过减租斗争，自己在土地上的收益多了，才既能发挥积极性，又能增加农民的粮食。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

　　要实现减租斗争普遍展开，且减租以后成果还能巩固，就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增强农民的集体力量，单个分散的农民是没有力量的。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毛选第三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仅有利于减租斗争，而且因为成立了各种互助组和变工队，还可以共同修建水利、充分利用耕田工具等，生产效率也比单干高了。

　　第三、生产运动

　　这里说的生产运动，指的就是干部、机关、军队统统根据实际情况参加生产劳动。有的是实现了除粮食、被服之外的大部分自给，有的因为作战环境不同，实现了除粮食、被服外的一半自给，边沿区和游击区也实现了小部分的自给。而陕甘宁边区，因为战事较少，又充分垦荒，“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

　　这是被毛主席高度赞扬的，而且认为只有在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里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

　　因为他们是人民军队，人民干部，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跑去耕田是一件不光荣，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就像教员回忆自己学生的时候，做一点劳动的事情，比如自己挑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但是后来革命了，同工人农民们在一起了，才根本改变了以前资产阶级学校教给他的那些东西。

　　干部参加劳动，表面看是充分动员劳动力，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但是根本上去看，这是只有在真正的人民军队和人民干部里面，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主导的世界观里，才可能出现的奇迹。

　　不然你让老蒋去耕个田试试，必然是：“娘希匹，这是老子这种身份该干的事？”

　　三、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篇文章写的是教员的财政经济政策，但其实这种财政经济政策远不止政策那么简单。

　　从最简单的层面去看，它只是一种策略方法，一种告诉大家要想解决财政问题，就不能只解决财政问题，而是要解决经济生产问题的方法。

　　然而再往深一层去思考，如何解决经济生产上的问题呢？就是要调整生产关系，当时的调整生产关系具体指的就是减租斗争和发展公营经济。也就是《毛选》里说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

　　从这个层面去看，它就不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对经济活动最本质的认识，是一种思想。

　　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任何正确的思想和理论要想付诸实践，就必须有推动它的力量，这种伟大的力量来自哪里？当然就是来自组织起来的群众。因为毛主席领导的党和人民军队，是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所以就敢于把群众组织起来，群众的力量越大越好。相反，蒋介石就不敢，因为他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是冲突的，所以群众越组织，力量越大，他们就越害怕。

　　因此再从这个层面去看，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条依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路线。

　　所以，教员的财政经济政策，从表面去看，只是一种策略方法，再往深一层去看，它是一种思想理论，如果深入到实践的观点去看，那么它还是一条代表着依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

　　只有践行了这一条路线，才会出现《毛选》中所描述的那样：

　　“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毛选第三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