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为了这个决议草案，毛泽东同志可谓是呕心沥血，这次要通过之前，已经讨论修改了7次。但他仍然不太满意。
这个决议通过的当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这样的说明：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12]、“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毛泽东同志对自己主导下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态度是非常谨慎和节制的：“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
——没有去嗨如何如何正确，如何如何英明哈。
而且，“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功过大小的问题。
第二天——4月21日开幕的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谈了他的想法：
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历史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写过多少次，经过三翻四复的研究，经过多少双眼睛看。单有中央委员会几十双眼晴看还不行，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昨天七中全会是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精雕细刻。
毛泽东同志还说：
……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都写进去很不容易。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就是说，在党的历史上一种比较适合干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決它。这个决议案，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于是，这个决议又历经反复讨论和修改，于1945年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8月12日正式印发成党内文件。个别辞语的修改一直持续到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此间修改的情况，可参见胡乔木同志《党的历史决议》一文。
正因为作为主导作出这个决议的领导人都持如此谨慎节制的态度，所以这个决议如今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议最小、共识最大的历史决议，在经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检验之后，如今逾加放射出烛照后人的真理光芒。
这个决议的意义、作用和功过大小，应该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吧?
——天下事，争似不争，不争是争，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而令笔者最为感佩的是：毛泽东同志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而且预言了自己将来还会犯错误——“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对将来，对未来，一直都是保持“学习”的态度，而且一直都承认他这个人和这个党，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
党史，是一门知识。毛泽东同志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中共七大作口头报告中还特别言及了对知识的虚伪和骄傲的态度——装：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最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作为为史志工作者的我们，都要以毛泽东同志的话为诫，一辈子都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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