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在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探索和实践，体现着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担当新的文化使命、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明了路径、打下了基础、奠定了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流。
坚持马克思主义，确立中国文化建设方向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关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锚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变革发展方向。毛泽东同志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现实前提、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历史条件，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他民族的多样文化，领导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所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科学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中国文化要想新生，“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在思考和探索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文化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面对旧中国各类文化思潮的不断交织碰撞，毛泽东同志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必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必然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所领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已经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在中国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明确强调要警惕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认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面对知识分子中所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科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取代中国文化，而是指引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毛泽东同志吸收并运用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法则，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使传统文化脱胎换骨得以符合时代需求接续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契合中国文化内涵和特色进行本土化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源头上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响应时代呼唤，肩负起推进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同志积极投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鸣之中。随着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次救亡图存革命的失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推动中国革命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更深的文化层面。面对中国旧的封建文化对中国发展的制约，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文化“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泽东同志迫切地期待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挽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在湖南发起文化书社时指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时开宗明义指出“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即开始投身于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文化的革命之中，开启民众觉悟，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他明确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不仅在共产党人之中，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毛泽东同志也积极推动文化建设。面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旧思想残留，毛泽东同志要求“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历一个锻炼的过程”，文化创作“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的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既推动中国文化的不断创新创造、前进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开辟了中国新文化建设路径，也展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其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总体上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明确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和文化建设任务，彰显了我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
做到“三个坚持”，开辟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辟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并进一步指出新文化既服务于人民，也来源于人民，文化只有和群众紧密结合，才能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重要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单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双百”方针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不断推动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文化建设实践路径，始终贯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符合中国的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使我们得以解除陈旧传统禁锢、摆脱刻板模式束缚，找到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道路。在毛泽东同志的探索开辟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活力的科学指导思想，指引着中国文化建设的前进创新。
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奠定中国文化建设的自信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贡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沃土中生根发展、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得以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赓续，形成了基础的、广泛的、深厚的文化建设自信。毛泽东同志坚持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中，始终坚定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他不仅看到了旧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明确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毛泽东同志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充分兼容并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丰富推动中国文化建设。他认为对待外来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将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与此同时，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文化，而不是割断本国历史，割断本民族传统文化。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科学态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坚持始终、历久弥新，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深厚文化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发展，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的文化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开创性探索，不仅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阐释学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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