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吹”了些什么至今人们“不愿意听”的？

　　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会见杨振宁，从庄子的物质无限可分的相对性谈起，谈到中国古代其他三个典故，惠施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动静相对性，以及天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的位置相对性；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抽象与具体的相对性。

　　“我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

　　谈话纵横捭阖，最后谈到：

　　“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同日《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同志“经常吹”的，实质是对“抽象并不单独存在”的认识。

　　此处为何用“吹”？反映了他对自己经常不被众人理解的一种自嘲。

　　抽象与具体、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影响较大的是黑格尔哲学，毛泽东通过中国的实践思考，认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相关内容比黑格尔古老、丰富得多。

　　历史上“不愿意听”教员“吹”的内容的人，在教员去世后更多了，往往停留在用抽象取代具体，用一般取代特殊，从而架空、否定抽象。这类思想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多数是不求甚解，有些人则要移花接木。

　　本短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抽象与具体，试图探寻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深邃。

　　生产力，由人与人、人与物的不同组合，构成不同效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不同生产关系，产生反作用，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运动。

　　在这种抽象中，新质生产力，是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构成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与前期科技研发劳动成果的生产资料结合中，形成人与人和人与物的不同组合，实现效率变革。

　　这个过程，始终是从管理者、工程师、各类技工、普工等劳动者为主体的生产方式，而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最终要服从由具体的生产、分配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

　　但很多人习惯止步于抽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见物不见人，不愿意正视具体的生产关系对发展的作用。

　　最近，于东来宣布要建一个50亿的自由之城，用最先进的食品检验加工、服务和物流的生产方式，扩大规模，以适应超市变成景区带来的尖锐矛盾，资产属于胖东来全体员工，由相应的生产关系适应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面对胖东来热，笔者忍不住插一句题外话，许多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为胖东来捏着把汗。于东来完全可以运用胖东来崇高的信用，和国资委合资提前建设，独立经营，缩短“景区”拥挤期。

　　于东来谈到传播胖东来文化，最难的是说服对方改变价值观，许多店家一有好转即扩张，一扩张就被动，实质上根本排斥胖东来劳动合作式的生产关系。

　　1859年，马克思总结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15年的思想，其中提出了唯物主义的一个有最终决定意义的侧面，“两个决不会”：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恩选二，33）

　　这里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跨社会形态的普遍性，它的“决定”作用是通过具体的，特殊的矛盾最终体现的。

　　1890年，恩格斯以马恩两人名义做过一次自我批评，检讨了部分青年之所以产生经济起唯一决定作用的错觉，是两人之前在辩驳论敌中，没有机会全面论述所致。并提出社会发展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论”，历史发展在偶然性中体现必然性（文10，593）。

　　18年后，列宁指出，马恩

　　“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选二，224）

　　倘若没有笔者加的下划线，不对照马恩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看不懂的，正如许多人“不愿意听”毛主席用典故讲的抽象与具体。

　　恩格斯是为了全面阐述马克思，包括“两个决不会”。列宁则是遇到了凶险的敌人。

　　首先是恩格斯生前十分信任的伯恩施坦，其次是“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叛徒考茨基，还有被列宁高度肯定，后期逆变的普列汉诺夫，他们的共性是，机械依据“两个决不会”，否定10月革命为“早产儿”。

　　又过了10多年，在中国，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再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这个主张以蒋介石四.一二的血腥屠杀“清共”宣告破产。

　　20多年后，新中国成立，刘少奇先是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又以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反对毛泽东以农村集体化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八大陈伯达起草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受到毛泽东一再批评。

　　毛泽东去世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踌躇满志，雄姿英发，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批评毛泽东“忽视生产力”（邓年谱下，741），提出最近一次路线斗争“应该根本推翻”（邓选，2,307），“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邓选，3,36）。

　　1987年赵紫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首条提到：“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2000年，江泽民提出我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从“二次革命论”到“初级阶段理论”，以上过程多多少少机械依据了“两个决不会”，将孤立的中性的生产力视为唯一决定因素。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在毛时代的投入期基础上，进入增长期，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思想、理论领域也暴露出巨大矛盾。

　　一是不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抽象和辩证原意，二是排斥恩格斯全面解释社会发展的合力论，三是不懂列宁是通过关注马恩强调的唯物主义的辩证和历史性，指导了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

　　最后，特别是不懂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革命的统帅作用；不懂得对抗与矛盾是不同的两回事；不懂得毛泽东会见刘少奇最后一面时，要刘读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从流传出毛泽东“还把书名说错了”，以及众所周知的结局，说明刘少奇至死也没有明白毛泽东的深意。

　　2013年12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文章指出：

　　“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

　　这个认识，从理论逻辑上，坚持了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观点。

　　在人民网习近平的数据库里，没有检索到“修正主义”四个字，但坚持毛泽东的两对矛盾，对于长期在党内发挥着影响的机械唯物主义，具有理论上的清算意义；和习近平关于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主张一起，从理论内容上剑指修正主义，是未谈修正主义的反修斗争，但易被形式主义利用。

　　马克思曾提出，落后的俄国农业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个主张本身就不是生产力的简单决定，而需要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马克思的这种跨越资本主义的主张，在毛泽东手里首创性地实现了——中国对西藏农奴社会，对少数民族农奴部落的民主改革，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就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朝鲜古巴越南的革命，都是武装夺取政权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普遍现象。毛泽东认为：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年谱》1959.12.15）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两个决不会”总趋势的表现形式，是抽象与具体的表现。

　　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新因素的成长和走向衰亡的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结果，如同社会主义少年和资本主义老人的比拼，苏联解体后，把少年的缺点和老年的经验，看作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是新时代有人坚持陈旧改革开放观，把新质生产力看作仅发展科技的原因。

　　所以毛泽东认为，没有单独抽象的生产力，只有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没有中性的生产力，只有一定社会制度的生产力。因此，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承认马，不承认白马非马。所以他们不相信教员的“经常吹”。

　　——于毛泽东同志诞辰131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