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就是“毛泽东没有意识到大跃进的严重问题，而彭德怀最早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对头脑发热的毛泽东‘犯颜直谏’，然后遭到了批判。”
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笔者仔细对比研究了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讲话和彭德怀同志的信（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讲话早就深刻揭露了大跃进期间出现的问题，而且揭露得比彭德怀信中所说的要全面得多、具体得多。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彭德怀最早发现问题”，更不存在毛主席“刻意迫害”彭德怀。
一、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主要讲了这几个问题。
（一）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号召同志们讲真话。为了号召同志们发扬“讲真话”的实事求是精神，主席说：“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可见，主席早就强调要发扬和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这并不是彭德怀在大跃进时期首次提出的。
（二）注意“多快”同时必须注意“好”，提高质量。主席说：“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同上）可见，坚持高速发展同时注意质量问题，也是主席早就知道的。
（三）综合平衡，坚持两条腿走路。主席讲：“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同上）可见，主席早就知道“综合平衡”“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方法。
（四）降低指标，纠正指标太高的问题。主席讲：“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同上）可见，纠正指标的问题，主席也早就提出过。在此之前存在的指标问题，也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缺少经验有关。主席恰恰是党内最早开始解决指标问题的，比其他同志都要早得多。
（五）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主席指出：“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同上）可见，主席早就发现了浮夸风，并坚决反对，予以纠正。
（六）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进一步纠“左”。主席讲：“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同上）可见，主席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并强调要加强对”一平二调“的注意，以及整一整这些“摧残人民的官僚主义”。可见，主席早就指出反对“共产风”，这也不是彭德怀首创。
（七）增产节约，注意节省。主席指出：“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同上）这里要注意一个历史背景。主席为什么比以往更加重视节约问题？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工业化更加依赖国内农业资金的支援，所以更需要节约资源、过“苦日子”。这是继续实现新中国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必需的。
（八）注意党内团结。在揭露了经济工作之中这么多问题之后，主席特意指出：“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同上）这就是主席的英明之处！主席批评指出问题之后，立刻强调必须注意党内团结。这就不仅纠正了失误，而且团结了同志。
二、彭德怀同志的信所讲的问题
彭德怀的信所讲的所有问题，毛主席全部都已经讲过。彭德怀在信中，主要分了两个部分来谈“教训”。
（一）反对浮夸，注意综合平衡、注意质量。彭德怀说：“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的信没什么新内容。彭德怀信中讲的“要有具体措施”，毛主席早在1958年成都会议的时候就讲过了。当时主席就讲：“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之，如前文所说，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就说过了，而且远远比彭德怀在信中说的要具体得多。
（二）坚持实事求是。彭德怀在信中说：“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但是，纠正高指标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一平二调，这些问题，主席在讲话中都已指出，而且比彭德怀这里讲的更具体一些。
值得深思的是，早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毛主席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纠正“左”的问题。区分两大所有制，反对一平二调，降低过高指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反对浮夸风……这些都是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就提出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不得不说出狠话：“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传》第62章：纠“左”的努力（上））在那时候，其他领导同志是持什么看法？有没有说话呢？
我能看到的是，武昌会议的时候，“王稼祥由于对实行供给制以及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等问题有疑虑，在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刘少奇提出，建议中央常委不要在报纸上公布人民公社的决议。刘少奇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这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谱（1906-1974）》1958年，五十二岁，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庐山会议后期要求批“左”的彭德怀、张闻天二位同志，没有一位像王稼祥同志那样，在武昌会议的时候就最早站出来支持毛主席纠“左”。为什么主席对王稼祥同志和对庐山会议后期再提意见的同志，态度是不同的？因为王稼祥同志是在主席极力纠“左”期间最早站出来，陪主席一起打的这个“逆风仗”，是第一时间提意见、有先见之明，而不是等庐山会议已经统一了思想，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以及解决办法之后，又旧事重提算旧账。
上述内容可见，彭德怀同志的信所揭露的问题，毛主席早早都讲过。这份《意见书》并没有什么主席还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更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在此之前毛主席不遗余力纠“左”的时候，彭德怀同志却没有任何像王稼祥同志那样的积极、坚决的支持行动。
三、毛主席的讲话和彭德怀的信究竟哪里不同？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和毛主席讲话的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主席讲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远远比彭德怀讲得更具体、更深刻、更充分，甚至批判得更为全面。第二，问题揭露得太多、批判得太多之后，主席立即强调“团结问题”，而彭德怀的信对团结强调不够，而且话中有话，并不利于团结。
彭德怀同志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千万别小看这个“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这个意思就是总体上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但是对“不一般”的个别一线领导同志，就可能需要追究责任。这样提出问题，恰恰是不利于当时党内团结的。1959年7月15日，彭德怀同志说：“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主席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不过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领导人）作点检讨。”（《彭德怀年谱》741-742页）“伤一些人”、 “刺激各地”，这样做有利于党内团结吗？而且我们必须明白，毛主席印发这封信也是必然的——因为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表达了对全党意见的信，如果不印发并且隐瞒下来的话，那就是宗派主义了。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发出之后，多数一线干部、地方干部果然非常生气。为了保证党的团结，为了大多数同志，主席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正如王光美所说：“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毛主席）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毛主席早已揭露了问题并向多数同志提供了解决办法之后，还要继续追究，怎么实现党内团结呢？
越是纠“左”，越应该像毛主席那样，一点一点地、耐心地通过多次会议做多数同志的工作，带头和大家一起反思，然后慢慢使各位一线工作者“转身——迈步——下台阶”。毛主席才是具备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的成熟的政治家。非要“伤一些人”、“刺激各地”的话，不仅不利于大家接受转弯，而且不利于党内团结。主席后来回忆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泽东传》第67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主席提到，如果没有“中间插的这一手”，纠“左”的任务也许会提前完成。这样的话，至少1960年底新中国就会出现1961年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的大好局面了。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反右倾”也不等于必须“一平二调”。主席认为，“反右倾”的教训是扩大了范围、到了群众之中，以至于放缓了根除”平调”的步伐。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因为集体化人民公社捍卫住了，苏修撤资并没有根本上危害到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也没出现苏联在1930年那样的集体经济“大垮台”、降到百分之二十多。
还要注意的是，“反右倾”斗争实际上有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在苏修撤资、形势严重紧张情况下，尽可能鼓足干劲维系国内高速发展、准备反侵略战争、重点捍卫公社化以维系支援工业化的农业资金，也是完全必要的。苏联撤资之后，中国工业化的资金哪里来？主席提出“农轻重”，就在于此！即使没有“中间插的这一手”，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是“反右倾”出现的重要条件。
小结：
总之，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讲话，对问题的批判和揭露，远远比彭德怀同志的信更猛烈而且更深刻，提出的措施也比彭德怀信中提到的更具体。但是，主席特意在讲话最后的部分讲了个团结问题，使大家放心了下来。所以，遇到问题的话，不怕问题大，就怕转弯太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斗争艺术，循序渐进地做大多数工作。
在纠“左“过程中，毛主席一方面坚决反对浮夸、反对”一平二调”，一方面根据紧张的国际环境，坚持鼓足干劲、捍卫集体经济、保证支援工业化的农业资金的充分筹集，并高度重视党内团结，耐心地、细致地通过一个又一个会议和之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具体工作，彻底割掉了“一平二调”的尾巴，迅速带领中国人民度过了困难时期，解决了社会问题，展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大四学生，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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