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毛泽东开创的“双百方针”是不是阳谋？

　　毛泽东开创的“双百方针”是不是一种“引蛇出洞”的意识形态阳谋？

　　一、毛泽东开创“双百方针”之来龙去脉

　　毛泽东开创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1956年4月28日党中央确定的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与文化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毛泽东开创“双百方针”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党与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与文化事业，但科学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的某些“左”的思想影响与党与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是不相适应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艺术与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面对未来的民族复兴大业，发展文化与科学都有必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吸收党内意见后提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科学文化领域在学术、文化与艺术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贯彻毛泽东强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利于文化科学进步。

　　当年的《人民日报》如是评论：“让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让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时机成熟一旦就反击。”这种阳谋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出笼了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这样说是要让人们以为中共中央（或他本人）早已料到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会有“右派言论”，所以是有意让他们这样鸣放的。把座谈会上令他感到不悦的人物说成“牛鬼蛇神”而把“带有反共情绪”的发言定性为“毒草”就顺理成章了，这一切都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至少是阻塞了党内（特别是苏共）对他鼓动大鸣大放的“不慎行动”的质疑。至于在提出双百方针时就已“安民告示”，只要把毛泽东近一年来的讲话都翻出来看看就一目了然了。毛泽东这样做不仅能避免被人指责为“言而无信”，更主要的是能在苏共与中共干部面前掩盖他对中国社会情绪与局势发展的判断失误。所以他在5月中旬后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运动，其热情与关注程度比发动整风时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上半月真正实行开门整风的主要还在中央，也就是统战部召开的引人注目的座谈会，而绝大多数单位与地方行动缓慢，所以中央转向时各地的整风运动姗姗来迟。比如云南省在5月14日这一天成立了以谢富治为书记的12人整风领导小组，谢富治在当天的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中讲述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月初整风指示的精神，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重重矛盾的关键是认清党的责任，把党风整顿好以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论是哪方面的错误与缺点，责任主要是在我们这一边”；“工人、农民、学生中间闹事固然有种种的原因，但主要是我们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不倾听群众的意见”。5月16日云南省委研究整风问题的精神传达到基层仍然是宣讲中央整风指示，只是态度比较慎重。“各地注意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轻易发动群众搞反领导上官僚主义的运动，以免陷于被动”。按省委的安排，“目前整风只在省委、地市委中开展，整风的重点只是县以上干部”，其他人主要是学习文件，“正面体会”。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北京市委直到5月16日才发出了整风计划的通知。北京的安排是学习文件全面开展，工作与思想作风检查分批完成。学习与讨论文件的同时有计划地分别找党内干部与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扬民主，放手鼓励批评以解除各种顾虑。检查方式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凡是有不同意见的都要展开争论，允许反批评与申辩，对原则性的问题在讨论以后都要有结论并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与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这些部署显然比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晚了一拍，但正好赶上新的安排。这种中央与地方的错位现象给人的感觉是，“引蛇出洞”的策略是从整风运动之初就设计好的。实际上整个“阳谋”始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两道密令的14日与16日：一方面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公开鼓励与号召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一方面在党内迅速分级传达中央的新精神，以便安定人心并做好反击的准备。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指出：“整风运动期间，我们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帮助党员整风。”形式主要是“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党组织能更广泛地运用这种形式，部能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要召开座谈会；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座谈，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座谈；座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能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总之就是采取各种方式让党外人士说话。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我们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就应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有些用语是直接摘自中央16日指示的，但只引用了前半部分且主要是说给党外人士听的。中共中央14日与16日指示的传达非常迅速，范围也比较广泛。时任《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负责人纪希晨称：5月17日晚10点多《人民日报》编辑部电话通知，“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最早，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于是中央决定：全国各省市从现在起都要开展鸣放助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能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能发来”。次日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听了记者站汇报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开展鸣放，《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通知显然是按中央的新精神传达的，只是对记者们不能明说，省委召开紧急常委会当场布置鸣放工作则说明此前省委必就接到了中央的指示。

　　5月18日晚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被文化部党组书记周扬来电指示参加紧急会议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6月1日民革副主席何香凝在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与其说是给中共提意见不如说是对民主党派的告诫与责备。何希望各民主党派诚诚恳恳帮助领导党，“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尤其是何香凝用了很大篇幅讲国民党的右派历史：“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责“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人们当时或许没有注意到，自开展整风运动以来，这是“右派”这个概念第一次见诸报端，而此前只有中共中央在内部文件中使用过。于是，各种“引蛇”与“钓鱼”的行动大规模展开了。根据5月下半月《人民日报》的报道，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所有这些座谈会就是要鼓动非党知识分子站出来给共产党“提意见”。5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布置工作时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市府各局、市委各部机关必须立即大放大鸣，“党外普遍征求群众意见，党内讨论目前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发挥自由思想”，还特别提出“对知识分子多的几个部门要大‘放’特‘放’”。在此期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有关鸣放的指示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5月20日中共中央发给各地党委的《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规定各地党报的报道方针：第一，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尤其是“能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但“右翼分子在报上所占比重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与谩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第二，特别注意刊登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的言论并“应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第三，“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与火气太大的，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第四，“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导”；第五，“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要“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与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予以反驳与批判，各种会议上“应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左派分子与中间分子的发言”并给予报道。所以，整风运动中被引出的“蛇”与被钓上的“鱼”基本上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确定了新方针到6月8日宣布全面反击右派期间冒出的人物与言论，而真正的大鸣大放也确实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兴起了。这一时期针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与言论不仅数量猛然增加范围迅速扩大，而且情绪日益激昂言词愈加刺激。毛泽东认为，少数右派与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之后天下就会大乱。毛泽东独木难支，所以提出要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与最终目的”。

　　如今再看，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有偏激与敏感之嫌的，但“引蛇出洞”确实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主要表现为民主党派与知识界的鸣放言论，从北京大学起步并引向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共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影响力骤然下降。社会上也有了发生动乱的苗头与趋势，这一时期内容敏感、用词激烈的鸣放言论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尤其是与上述被毛泽东点了名的那几位“大右派”的言论相比，除了储安平的名言“党天下”都没有更过分的地方，充其量也是属于思想认识或世界观的问题。这些言论是否真的带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到此时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言论已传播并在知识界“中间派”与广大学生中产生了共鸣。在这方面突出的反映就是学运风潮，毛泽东直到5月底甚至反右运动开锣后也没有忘记整风的初衷，但5月中旬他关注的重心已有所移动，只是还没有做出纠正右派“错误倾向”的最后决定。但北京大学引发的学生运动确实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并对促使他下决心全面反击右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思维敏捷而感情冲动的青年学生的言论尖锐与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主党派与教授们的意见。后来，共青团中央大学工作部把大学生的言论收集、整理与分类，特别激烈的观点如“建国8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宪法上赋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概无保障。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全体人民，党即国家，党即法律”；“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产党打的，不能由共产党一党独断与垄断，必须各政党竞选”；“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马克思主义好比圣经，各地党委书记好比教区主教”；“文王杀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杀了七十万！简直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上海市整理汇报的类似言论也很刺激：“共产党与过去封建王朝一样，整个党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整风主要应整老和尚：整风的根本问题在于党中央，关键要整党中央”。如果只是“年轻娃娃”的过激言论则未必会激怒毛泽东，但学生风潮的发展趋向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学生鸣放时的停课、请愿、自发组织小团体等行为影响到社会且与社会骚动融为一体的趋势构成了对共产党统治与社会安定的威胁。

　　知识界与大学生轰轰烈烈地大鸣大放时，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也陷入了动荡的局面。早在4月19日北京市就提出，今年北京市中、小学毕业生约有3万人不能升学。问题重大，不能忽视，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闹事。报告称：“去年以来到现在，北京市共发生罢工、罢课事件七起，参加人数约四百多人。发生推派小型代表团请愿、包围领导者等类似事件约有六七十起。”4月2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今年以来，许多商品价格上涨或变相上涨，许多商品又供应不足，引起广大群众的忧虑与不满。现在，群众心理普遍紧张，不少人怀疑‘共产党稳定物价的政策是否保险’。”这种不满情绪与不安定因素与大鸣大放的社会气氛搅在一起，后果可想而知。5月下旬学校面临毕业，很多学生因毕业后不能升学或留在城市工作而闹事。5月22日《内部参考》刊载了内蒙丰镇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闹事的情况：七百多学生集体罢课，还有一部分人“整队到大街游行，演说、呼口号，企图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湖北医学院在5月20日至25日期间因要求改善校舍、设备等条件而发生全校性的停课风潮，矛头直指中共湖北省委。5月27日天津第四十七中学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秘密组织并串连其他学校”，“印制传单，散布错误论调，积极拉拢同学，准备游行”。5月29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生也因此连续给国务院总理与交通部发电报，闹事的情况有继续发展的趋势。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与闹事事件，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等。5月28日至30日，湖北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学生因校方领导的官僚主义罢课三天。6月1日，沈阳俄专部分学生因对毕业分配方案不满罢课。6月2日，因一个学生遭公安局无理拘留，广州师范专科学校一千二百个学生自动集会抗议。到6月初，有些地方的学校风波已影响到社会。6月1日，武汉大学学生到汉口繁华商业区一带张贴大字标语，要求“派记者到我们那里去”，“反对新闻封锁”，等等。贴到《湖北日报》社与《长江日报》社门口的标语被撕掉，引起学生不满。3日，学生代表41人到报社质问、抗议。双方多次谈判，但都无果而终。南京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而且闹到省委。6月1日南京大学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新华日报》社门前，质问为什么不发表南大鸣放的消息，围观者达两千多人。学生与围观群众发生争执并展开激烈辩论，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去。由于大字报被撕去，南大学生3日派出代表两次到省委请愿，被省委书记接见后事态才平息。城市工人闹事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上海。上海市总工会报告：“最近几个月来，职工罢工闹事数量有了增加，从今年4月初到5月24日止共发生大大小的闹事事件二百多起，涉及工厂企业单位约有二百四十个，参加闹事的群众有一万人左右。”进入5月以后闹事情况更严重了：“4月份有39件一千二百余人，5月份却有一百六十余件八千二百人，4月份一般只是工业系统，5月份逐渐向其他行业蔓延。内容也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而较多的是经济上、政治上算老账，所以处理起来也感到不很容易、不简单。”5月27日《内部参考》以《目前上海部分工厂企业内部情况很紧张》为题报道，5月上旬艺徒罢工请愿一度“闹得很凶”，刚刚有所稳定，矛盾又转向其他各类职工。“部分工厂的职工酝酿‘放’、‘要求放’的情绪日旺。榆林、徐汇等区职工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等事件逐渐增多：普陀等区的部分职工中，也在‘冒火’，蠢蠢欲动。”报道称：“在有些厂里，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闹事，把共产党与干部撇在一边，干部要召集他们开会开不起来，连情报也搞不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23日在全市工厂企业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这种情况值得所有的厂警惕，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上海要大乱。”两天后又有报道：知识界鸣放之后“上海基层工厂的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最近已日趋紧张”。最近几天来新的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示威等事件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厂则正在“冒烟”、“冒火”，如不及时处理则很可能也要延烧开来。报道特别指出，没有在工人中发现政治历史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闹事有向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方面发展的趋势”。到6月初，情势更加紧张。6月7日《内部参考》报道：“上海基层单位职工闹事的情况，最近一周多来继续扩大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几乎每天都发生职工闹事事件，少则七、八起，多则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几十批人民来访，职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资、福利方面。”闹事的形式“一般是罢工、怠工、集会、贴标语、代表或集体请愿”，甚至有“打骂或恐吓杀人”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闹事的面扩大了。前一时期主要是新公私合营工厂的职工闹，现在已波及一部分老合营厂、国营厂、交通运输工人、搬运工人、过去动员回乡又倒流回沪的三轮车夫与失业工人、机关干部，甚至家庭妇女（要求就业），等等。”闹事的工厂在全市企业所占的比重小但波及面大，“影响到正常生产，而且目前情势还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批领导干部陷于其中”。据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统计，1至4月份发生闹事约有44个工厂，参加闹事的职工约三千二百余人，但5至6月间闹事风潮陡然扩大，涉及548个工厂企业，参加闹事的职工达三万一千余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闹事的情况说明“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已十分严重，更危险的是这种情绪正在与知识界（包括学生界）的鸣放汇合成了升级版新文化运动。

　　农村的局势越来越混乱，闹事风潮也发展得越来越广泛与迅速。目前尚未发现有关5至6月农村闹事状况的综合统计资料，但一些局部地区的情况也能反映出大体的趋势。浙江省的一个农村调查报告曾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该报告讲述了仙居县农民闹事的严重情况。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农村干部在发展高级社的过程中产生了骄傲与急躁冒进的情绪，导致政策不明、管理混乱与严重减产。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山西省自去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闹事者有的要求救挤，有的要求增加口粮，有的是对干部有意见。其中大部分是富裕农民，目的主要是要求退社。5月间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退社的暴乱，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加上其他退社户，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还能基本上保持完整。

　　党内的状况也越来越令人担忧，大部分党员干部对鸣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与不满情绪，有的公开抵制鸣放，有的态度消极、情绪低落。但也有少数人参与到鸣放运动中，甚至同“右派”站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因为这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即党的号召力与战斗力受到严重损害。中共基层党组织对整风本来就很消极，对大鸣大放更普遍采取了抵制的立场。据报道，广州市有些基层领导对少数敢于发表意见的党外人士变相施加压力，有的甚至追查、质问与议讽。重庆市有的干部态度蛮横而公开讲：“意见随你们提，充其量撤我的职。”有的拍胸膛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没贪污，二没违法，你们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还有的认为鸣放是“自己讨打”，把干部队伍“弄得乌天黑地，简直无脸见人”。《广西日报》总编辑甚至“破口怒骂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是乌龟王八蛋，说他们想拆散省委”。陕西省委5月25日报告，“整风运动开锣后，有些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看到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或听到下面干部在学习文件阶段刚刚提了一些意见就张慌失措起来，有的感到不服气而不高兴甚至拒绝批评，有的悲观消极而连走路也抬不起头了。

　　总之，不积极主动地领导群众开展整风运动，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一般干部中也有很多顾虑。此外，“从目前各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党员与群众在一起向领导提意见，不分党内党外，不管党内秘密，特别是闹事的学校，党团员在学生中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但人家一冲就垮了。甚至于党团组织对党、团员也失掉了领导与控制的力量。”云南省也有类似情况，一些不坚定的党员、团员“相继动摇、思叛以致倒戈投降”。仅据云南大学统计，这样的共青团员占团员总数的30%。在5月2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党内会议上，各系主任与党总支书记汇报的情况很有典型意义。第一，多数基层干部抵触情绪很大，反对继续搞大鸣大放。教务部部长李培之激动地拍桌子说：“我实在受不住，你看看这些大字报，什么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东西，党给糟蹋得像什么样子”。副部长李新要求保留意见，甚至表示能辞职。老党员何干之、经济系主任宋涛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要推广到工厂、农民、市民中去”，这些情绪带到全国“要出大乱子”。第二，广大党员思想苦恼，不知所措。很多人汇报，现在各支部不知如何行动，“只能凑合群众一起贴大字报”。经济系总支书记方志西说：“现在党员坚持立场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场的似乎说成了积极的，这很值得注意。”鞍山市委书记直言：“我们不知道是应大胆地‘放’还是按我们的规定来‘放’”？总之，市委处于完全“被动的姿态”。进入6月以后，鸣放的开展让党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党员，“有些群众逼他们发言，特别是关于肃反问题，他们不发言，有些群众就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有的把字条硬塞进党员的口袋里去，有的写大字报贴在党员的宿舍门上”，而“党组织在运动中已不起作用”。“现在的党员就像失掉母亲的孤儿，像被击溃了的分散活动的游出队员……”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团干部在鸣放中也完全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中央国家机关有两个极端的情况：一方面，有的党员干部一怒之下撕掉了大字报，有的则干脆“以牙还牙”，也用大字报反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党员“立场动摇”，有的泄露了肃反时如何整人的“机密”，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迎合对肃反运动的批评意见。有不少人直接给中央写信，诉说自己的困惑。如北京大学张锦文致信中央书记处，表示反对报纸上夸大人民内部矛盾、单方面发表民主人士的片面意见的现象，对《人民日报》也这样做更是无法接受。

　　1956年6月8日有一匿名者致信毛泽东：“前天工业干校有一党员老干部，自己先买了棺材，然后上吊自杀身死，他留给你的遗书，不知你见到了没有？为什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共产党老干部舍不得自杀，而入城后却发生这样可怜的事件呢？难道你们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写信人如是警告：“这样下去，他们会认为共产党太软弱可欺了，他们会得寸进尺，就会请你毛主席下台！”毛泽东本人未必能看到这封信，但民主党派与知识界言论的影响、北大学潮及其在全国高校引起的风波、城市与农村的动乱迹象与党内的不安定因素汇合起来之后，毛泽东难免感到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有必要绝地反击了……

　　二、双百方针之“引蛇出洞”与“恼羞成怒”

　　毛泽东开创“双百方针”的动机是什么？尤其是当时是怎么想的？此类问题有点过于主观与诛心，不好给出回答，如下若干史料可供读者自行揣摩。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发起对斯大林的大批判。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成为我们的方针。”9月15日，中共八大的党章删除了“毛泽东思想”。10月至11月间，波匈事件，波兰、匈牙利相继发生企图巅覆走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路线当局政府的叛乱，最后在苏军的协助下才得以镇压。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禁止……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要出洞，因为“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4月《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谁让我们有教条主义，攻掉就好，攻得过火，“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不清），我们想一想。陈毅同志在三反期间说过：我们专政专了这么多年，让人骂一个星期也行。问题是你倾盆大雨那样向我们倒来，我们也会大吃一惊。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对。共产党威信高，报上只要一两句话，风吹草动，就有人怕。党外怕，党内也怕。你是对的也要谦虚三分。压力大，自己要懂。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我们现在让人批评，以后再去分析。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一定要看，可能看二十年。党内也看，例如治病救人，有人不相信，直到后来看到事实才相信了。要经过许多考验，共产党的政治要受考验，领导者要受被领导者的考验。过去知识分子为旧统治者服务，现在生产关系改变，没有社会基础了。知识分子过去是寄托在封建、资本主义、个体生产制。知识分子出身哪个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出身的阶级现在已破坏，吊在半空中，脚不踏实地。他们现在爬在我们的身上。工农通过共产党让他们做事，帮他们吃饭。我们还要用十几年洗脑筋，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他们想不要批评，说不出口来。现在有一千多万人悬在半空中，他们的脑筋是旧的，没有什么可怕。吊在半空中，我们有必要伸出手去接一把，如果我们热情地伸出手去就能快一些。大部分过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最欢迎变化的是无产阶级。农民最希望蒋介石、美帝、地主起变比，但不希望小私有制起变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看到文化革命来的太突然太急，也可能变。毛脱了皮，伹魂还在旧的皮上，毛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他们常常魂魄不安。不变不会不安，不安是变的表现。有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长期不可能改变……考验作家的世界观，就是要考验他们能否与工农打成一片，还是二片。下乡不能与农民说真话。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世界观也成问题，脱离群众。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又与群众格格不入，那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上有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有反共思想，主张打出去。改造要几十年，有些人到死不改，大部分可改。有那么一部分老顽固，到死不改。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这是为什么？》一文，此后反右运动就全面启动了。

　　毛泽东为“双百方针”踩油门的“三不主义”是不是其“引蛇出洞”的先声？“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国家还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国家坚持与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与发展权利。毛泽东为“双百方针”踩刹车的“二为”准则是不是其“恼羞成怒”的伏笔？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在文艺管理体制上提出要扩大各文艺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引入竞争机制促进人才流动以增强文艺事业单位的生机与活力。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理顺党、政府与群众文艺团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能。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得到了实证。

　　“双百方针”的出台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也借鉴了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其主旨同《论十大关系》一致，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像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其他重要方针一样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第二，反映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党中央与毛泽东的一种信心，所以一经提出就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新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由此而欣欣向荣起来。

　　在历史的长河中，谋略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阴谋”与“阳谋”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手段，自古以来便备受关注。尤其是“阳谋”一词，虽脱胎于“阴谋”，却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深邃的智慧，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作为这一词汇的首创者与集大成者，其关于“阳谋”的运用与阐述，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谋略文化，更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阳谋”一词，虽首见于毛泽东的著作，但其思想内核却源远流长。《孙子兵法》里的“上兵伐谋”的军事哲学就蕴含着阳谋的精髓：通过高明的谋略与心理战，使敌人在不战或少战的情况下屈服。毛泽东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阳谋”与“阴谋”的区别。他指出，阴谋是暗中策划、偷偷设置陷阱的行为，而阳谋则是公开透明、光明正大的策略，其目的与手段都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对“阳谋”的界定，不仅体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彰显了他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在毛泽东看来，阳谋往往很有效，因为都是基于对局势的精准判断与对手心理的深刻理解，即使对方知晓也无法有效应对或不得不按设计的方向行动。1956年春，毛主席提出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学术方面“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并肯定了群众反抗官僚主义的行为。1957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毛主席决定发动全党整风，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识分子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后来，随着运动形势逆转，毛主席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表示应暂时让右派任意鸣放，准备后发制人。后来，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与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激烈言论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警觉。毛泽东亲自执笔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毛主席决定将原本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毛泽东解释，5月初请党外人士放开批评的决定，是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可惜的是，毛主席最初认定的是全国有“右派”四千人，但“反右运动”实际执行下严重扩大化，尤其是将包括在“双百”中提意见者在内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

　　毛泽东不仅是“阳谋”一词的首创者，更是这一策略的实践者与推广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阳谋的运用无处不在，成为了其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第一，延安撤退之高瞻远瞩的战略转移。1947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延安大本营，转战陕北。这一决策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与不解，但毛泽东却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看到了其中的阳谋之妙。他深知，一旦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其破坏和平、背信弃义的行径便将大白于天下，从而站到公理与正义的对立面。因此，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不仅减轻了军队的负担，更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动，为后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反右斗争之因势利导的政治博弈。1957年，面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再次展现了其高超的阳谋智慧。他提出“引蛇出洞”的策略，即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让右派分子充分暴露其反动面目。这一策略不仅让人民群众看清了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更为后来的反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舆论支持。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阳谋而非阴谋，因为事先已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第三，持久战理论之公开透明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更是阳谋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公开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与部署，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更让敌人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无奈。因为毛泽东已明确告诉了敌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而最终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双百方针”这种公开透明的战略部署，不仅彰显了毛泽东的自信与决心，更让敌人不再可能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毛泽东对“阳谋”的运用与阐述，不仅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考与启示。第一，阳谋与道德之策略与底线的平衡。阳谋公开透明、光明正大，但其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道德考量。毛泽东在运用阳谋时，始终坚守着人民的利益与正义的原则，从未跨越道德的底线。这告诉我们，在运用策略时，必须坚守道德原则与底线，不能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胜利。第二，阳谋与人性之洞察与利用的智慧。阳谋的成功往往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利用。毛泽东在运用阳谋时，始终关注着对手的心理与行为变化，从而制定出更加精准有效的策略。这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必须学会洞察人性、理解人心，才能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效的策略与方案。第三，阳谋与战略之长远与当前的兼顾。阳谋的运用不仅关注当前的利益与局势，更着眼于长远的发展与战略。毛泽东在运用阳谋时，始终将长远利益与战略目标放在首位，从而制定出更加有前瞻性与可持续性的策略与方案。这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必须学会兼顾长远与当前、局部与全局的利益与需求，籍此才有可能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战略与规划。

　　毛泽东创造的“阳谋”一词及其相关思想与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谋略文化，更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在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更应深入学习与理解毛泽东的阳谋思想与实践经验，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与生活中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与机遇、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我们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洞察力，不断探索与创新新的策略与手段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政权与社会管理的领导者与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尤为注重实行党内民主。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必须在中共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扩大党内民主”。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要“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持续“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但随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与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打乱了党内民主的进程。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三年就把民主空气一扫而空了。

　　苏共二十大闭幕时赫鲁晓夫突然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将斯大林的天使面孔在一夜之间换成了独裁、个人崇拜的魔鬼脸谱。报告震荡了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冲击。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第一个回答是加强民主。加强民主的举措集中于7个月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八大后为总书记）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强调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与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9月27日，八大胜利闭幕。无论是八大政治报告还是修改后的党章里，都已见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字眼，但这不过是民主与个人崇拜交锋的第一回合而已。八大之后，苏东局势仍在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于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匈牙利事件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游行示威与骚乱，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共中央常委与政治局连续召开十来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也是讨论“波匈事件”。中国一些地区从1956年下半年起不安定的苗头此起彼伏，根据薄一波后来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披露，问题的根子主要在“没有能正确对待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身上。连续召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开出的药方是明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刘少奇在讲话时强调：“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与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在发言时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我们能成为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整风的目标至此一目了然：批评部分党员在执政的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热忱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而整风之前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已兴奋起来，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1957年2月27日，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身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之后很快就在民盟以个人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即将到章伯钧任社长的《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一职的著名报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也同样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民盟提供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稿。整风运动之初任职《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储安平更加活跃，5月4日之后《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百余名民主人士与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发出一封公开信，恭请与会的每一位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他的初衷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的论坛。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很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突变。1991年，薄一波草就《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在“整风、反右”一章中，这位中共元老写道：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例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这种情况，是我们党在决定整风时没有预料到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绝大多数是对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另一方面又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中与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就越有利益，人们常说怕钓鱼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东南风转向了西北风，而章伯钧与储安平们却还蒙在鼓里。6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同一天，毛泽东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当天下午2时，储安平来到章伯钧的家中，递上辞职书。章伯钧叹道：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司法部部长史良（1936年著名的不畏牢狱的“七君子”之一）说，储安平的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章伯钧6月6日晚间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被揭发一字不落，而批判储安平最激烈的是民盟左派吴晗，这位历史学家因为《海瑞罢官》遭到更为猛烈的批判，那是后话。罗隆基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在座谈会上称：“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958年“反右补课”完成时全国共抓出55万右派，随后就是社会中间层的集体失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斗倒之后大跃进迅速发动，党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将过渡时期总矛盾由八大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说”改为“阶级矛盾说”，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薄一波回忆，当时有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这种现象很普遍。

　　毛泽东在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说：1955年来了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毛泽东认为北京的空气沉闷，柯庆施主政的华东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这一年12月8日，他离京到华东驻留一月之久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从治淮工程谈起，说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还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人。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并于1月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大为赞赏。1月15日他又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次日毛泽东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随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分别作了检讨。反反冒进运动不依不饶。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用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一词批评国务院与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能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他还批评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他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一天毛泽东还表示：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薄一波回忆道：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如下的公式：冒进=跃进=马克思主义。冒进也好，跃进也好，谁也不能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一波披露：有一位同志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了。薄一波说：我同意这种看法。

　　就在“各路诸侯”噤若寒蝉之际，军队系统的代表却不信邪了，首先是时任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跳出来”时，已是1959年的7月，地点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地庐山。此时，大跃进的恶果已全面显现，土钢废钢多多，农业减产，饥荒正在普遍发生，农、轻、重比例失调，国民经济一片凋敝。据薄一波回忆，庐山会议的初期是纠左开得好，但也有些人“护短”，柯庆施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也在7月10日讲了一番话：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问题，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无甚了不起。彭德怀对“护短”情况很焦虑。他的“不信邪”始自7月12日上午。他想找毛泽东面谈，恰逢毛泽东正在休息，于是改为写信的方式。信于13、14日写好并送给毛泽东，也彻底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走向。彭德怀信里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一标题，印发与会代表。此后的一周里，气氛比较缓和，周小舟、张闻天、黄克诚等人与彭德怀的意见相仿，也提出了一些很宝贵也很正确的意见。一周之后毛泽东发表的措辞激烈的长篇讲话亮出了底牌：好话坏话都要听，对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跌下来”，“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呀？对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毛泽东揶揄道：彭德怀等同志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离右派“还有30公里”。纠左的会议就此转成批右，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被莫须有地罗织。前半段留在北京做经济工作的薄一波没有上山，他也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做系统批评。但在上山的当天，余秋里与习仲勋就告诉他，会议风向已变，薄一波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讲稿，改为违心批评彭德怀。1991年，年届83岁的薄一波写道：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会议“一呼百应”，我想，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与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你如果觉得不对也千万不要讲。你回去好好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其实，这种神化领袖的做法并不科学，也很难说是真正地爱戴领袖，尤其是林彪那种意识形态投机分子。

　　三、邓小平对“双百方针”的“扬弃”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毛泽东开创的“双百方针”也经历了曲折。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双百方针”重新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遭到破坏。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双百方针”曾一度复苏，但也难成气候。文革期间，“双百方针”成了制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要工具，所谓的“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即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然在被高喊，但实际上已被严重扼杀。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工作，“百花齐放没有了”，“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一时期，邓小平也曾积极对文艺工作整顿。同年7月，在同胡乔木等谈话时，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指出：“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他并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之后，邓小平几次谈到坚持“双百方针”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双百方针”被写入“七八宪法”。但此时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还是在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前提下做出的，这对“双百方针”的贯彻无疑是极大的阻碍。“两个凡是”提出后不久，邓小平即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与全国各族人民，把党与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一个月后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如何认识“两个凡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此，邓小平予以极度关注。邓小平在同年6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这种观点“不会过时”。“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他强调：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上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与革命的失败。邓小平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两个月后邓小平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现在“文化、学术与思想理论战线正在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同年12月13日，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系统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就是“民主”。“对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促进全党与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会议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适当的解释与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能否正确认识“双百方针”的历史定位，是能否正确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前提之一。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长期的、基本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在1979年10月30日开幕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现在，“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正“日益成熟”，“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与风格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与学派的自由讨论”；“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与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与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邓小平进一步阐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必须“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帮助文艺工作者。“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写什么与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与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与流派能自由发展，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与学派能自由争论。艺术与学术方面的是非，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来解决，只能通过自由竞赛与自由争论，靠实践的反复检验来解决。实行“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关系？实行“双百方针”是否意味着能毫无禁忌地“鸣放”与毫无约束地实行所谓的“民主”？当时的情况是重提“双百方针”后党内外思想进一步活跃而有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气象，但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社会上也有对“文化大革命”与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若干错误认识。有人对三中全会路线表示怀疑，有抵触情绪；更有人借重提“双百方针”之机，极力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党内一些人的思想也有了动摇与混乱。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受中共中央委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号召：“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重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我们实行的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与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他还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非放弃“双百方针”，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还是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双百方针”的基本点是：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展正确与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与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克服假、恶、丑，求得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前进。可见，贯彻“双百方针”绝不是听任错误与落后的东西泛滥，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1980年初，在中央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讲道，当前形势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它在提到“双百方针”与安定团结大局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与滥用。”“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与‘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但不是说文艺能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1981年7月，邓小平强调，在思想战线上，“当前更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丝毫不是说能不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在竞赛与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但贯彻“双百方针”绝不是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如果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取消必要的思想斗争，取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贯彻这一方针就是一放了之，把这一方针等同于放任自流，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对阶级形势的估量上（尤其是在思想斗争的方式方法上）都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办法截然不同。比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提倡艺术上的不同形式与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文化艺术中的大是大非之争通过文化艺术界的自由讨论与实践总结来解决……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强调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还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那么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与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些论述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邓小平还进一步把文艺工作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下。他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对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他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文艺工作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同“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要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与小生产守旧狭隘思想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与发扬我们党与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与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二为”准则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80年6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社论窗：“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唯一宗旨。社会主义是现阶段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提高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断发展，依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逐步完善。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么？没有，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社论指出，为保证文学艺术沿着正确方向不断繁荣起来，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始终不渝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切实保障人民内部的政治民主与艺术民主权利，通过生动活泼的竞赛与争论，发展正确与先进的东西，克服谬误与落后的东西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巩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社论还指出，对古代的与外国的文艺，我们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态度，继续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吸收与利用一切有益的东西，抛弃与否定一切无用或有害的东西，以利于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准则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但在贯彻执行时也受到种种干扰。一些人只要“双百”，不要“二为”，而他们所要的“双百”，则是不受约束的绝对自由。邓小平为此而警示全党：“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他强调：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与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与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尖锐地批评理论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些人对“二为”准则台独冷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同现实保持距离，与时代与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与现实的东西”；“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邓小平告诫大家，对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与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干部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他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关系到党与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二为”准则作为我国文化工作的总口号指明的是文化发展的总方向与总目标，“双百方针”的目的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二为”准则的途径与方式，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如果离开了“双百”的途径与方式，“二为”则就会落空；如果离开了“二为”准则的规范，“双百方针”就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 “二为”准则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中的一种体现，只有从它们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加以把握才能使两个方针都得到正确贯彻。一个民族应有强大的凝聚力，不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民族则更加没有希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双百方针”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准则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比较完整的一套体系，为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制定了总方针、总政策。今天，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些深刻的历史经验值得后来者铭记与弘扬。

　　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陆定一、陈伯达等建议在科学与文艺事业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有党史研究者认为，事实上，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多次有过这种提法。比如，1951年4月，中国戏曲学院在京成立时，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此主张各种戏曲都要大胆创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陈思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称：短短几天后，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很快，中共党的八大把“双百方针”确定为党指导科学与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一经提出，知识分子的热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建国前就已很著名的许多作家，沉寂了很长时间后，积极写作。尤其是周作人、沈从文、梁宗岱，张恨水等老作家也对当代文学提出批评意见。出版界的一批年轻作家写的揭示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年轻的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发表了著名的《在桥梁工地上》与《本报内部消息》等小说，大胆揭露与批判了官僚主义等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此时建国初难得一见描写爱情生活的小说也亮相了，包括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与宗璞的《红豆》，等等。但1957年夏政治形势突然逆转，“双百方针”被当作“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手段，那些在“双百方针”背景下露头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打成“右派”。后来，又经过文革时期的百花凋零，直到1970年代末，“双百方针”才被重新提倡。 “‘双百’方针非常重要，但直到现在我们对它的认识仍然肤浅。”

　　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向峰认为，文艺工作者与领导者只将“双百方针”视为一个政策，而政策是因时因事而变的，这就导致其年“收”“放”变幻、时有挫折。“双百方针”本身又蕴涵着文艺、学术的基本发展规律，“当前，对其深入阐发的文章已很难见到，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西方的‘时髦’理论，认为讲‘双百’已然过时”，王向峰认为，“双百方针”体现的是一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