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是如何读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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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陪尼克松访华以后，被教员的书房深深震撼，他后来回忆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地上桌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地，而不像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毫无疑问，教员是爱书的人。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员就希望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收集起来，给他配置一座私人图书馆。但因为两家公司出版过的书实在太多，收集难度太大，教员的心愿便没有实现。

　　后来经过田家英等人的整理，到六十年代的时候，终于给教员搭建了一座小型图书馆，拥有数万册藏书。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的全集以外，这座图书馆里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文史哲书籍，甚至还有部分《永乐大典》影印本，可谓是包罗万象。

　　再过十余年，教员的图书馆进一步扩大，藏书达到1万余种、10万余册。

　　就这，教员仍不满足，经常让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书。

　　为满足教员的读书需求，工作人员便在北京图书馆换新证的时候，专门给他办了一张借书证，编号为第一号。

　　这么多书，教员读的完么？

　　教员的工作很忙，但读书这件事，他还是要抽时间去做，尽量保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补充更多的知识。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他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这份专注力，让人叹为观止。

　　1958年的几件事，同样可以证明教员的读书热情。

　　3月，教员到成都考察，刚安顿下来，他就向四川的同志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等书籍资料，然后在这些书上批划圈点，了解四川的风土人情。

　　7月，教员参观了某部的机床展览，非常高兴，回去就让工作人员给他找来《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用两晚的时间读完。

　　9月，张治中陪教员外出考察，路上见他在读一本冶金工业的书，便问道：“你也钻研科技的书吗”，教员微微一笑：“文白啊，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11月，苏联发射火箭成功，教员立即要来几本和火箭、人造卫星、宇宙相关的书籍资料，苦心钻研。

　　除了日常用书以外，教员甚至读佛教的《六祖坛经》、基督教的《圣经》，并要求相关学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析伊斯兰教经典。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很多信教的人民群众，想真正做好群众工作，便要对宗教有所研究。

　　教员读书不仅广博，还很深入。

　　他曾亲口对人说过，《红楼梦》读过五遍，《共产党宣言》读过一百多遍，每当遇到问题就翻出来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以说，教员读书，正应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的儒家理学方法论。他能用渊博的智慧做出前无古人的功业，与此有很大关系。

　　2

　　尽管教员博览群书，但从他的阅读习惯来看，大部分书都是为工作服务的工具书，读完就放鲜有留恋，唯有读史是保持终生的爱好。

　　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教员就读过乾隆皇帝亲自批阅过的《御批通鉴辑览》，后来他得到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又用半生时间反反复复的读了十七遍。

　　人到中年时，教员收藏了一套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整整读了24年，并在空白处做了数千处批划，内容包括历史人物评价、治国政策优劣、战略战术解析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关联等等。

　　很多人为读史书不能要领而苦恼，那教员又是怎样读史书的呢？

　　其实，教员读史书也是有方法的。

　　教员读史书有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不一味否定、也不盲目相信，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历史上的各种事件。

　　他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谈过这个问题：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纲举而目张，有了趁手的工具就能少走很多弯路，读史书就不至于和普罗大众一样，漫无目的乱读一顿，或者以擦边小故事和阴谋论为乐趣。

　　接下来，便是分析不同的历史事件，吸取不同的历史智慧了。

　　《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开篇，司马光认为这是周朝天下崩坏的关键性转折点，在“臣光曰”中评论道：“臣闻天下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纲纪是也。何为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司马光的观点，教员非常认可，并顺着司马光的思路提出自己的观点：

　　“下面做的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革命年代，教员屡次受到留苏派的打击，但他没有反抗，始终在维护中央的权威。成为伟大领袖以后，教员又屡次告诫党员干部，要服从中央安排，不要向中央伸手要官。

　　这两条政治智慧，可能就是教员由此得出来的。

　　《资治通鉴》记载的大多是政治军事内容，经济、文化、风俗鲜有涉猎，对于这样的体裁排版，教员是这样反思的：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你们说，教员在革命低谷期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抗战时期坚持保留独立武装、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不惜一切代价搞原子弹，和这样的观点有多少联系？

　　《史记·陈涉世家》里记载，陈胜年轻时和同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等陈胜起义称王时，当年的同伴都来投奔他，却因为他们大谈陈胜的不堪往事，陈胜就把他们都杀了，导致从此再没有人亲近陈胜。

　　教员在空白处写下两字：“一误。”

　　后来，陈胜任命朱房掌管人事、胡武负责纪律，这两人依仗陈胜的信任，不仅在国内作威作福，还随意惩处文臣武将，惹得天怒人怨。但陈胜不惩处朱房和胡武，反而更加信任他们。

　　教员在空白处又写下两字：“二误。”

　　这两个“误”，说明教员通过陈胜的故事意识到两个问题——

　　照顾旧相识是拉拢新战友的必要手段，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党派建立统一战线，都是如此。

　　不能因少数人而得罪大多数，必要时候，极个别违反政治纪律的亲信也是可以牺牲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曾给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篇《封建论》，里面归纳了李世民的治国理政模式——

　　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外交工作以中国为主）。

　　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减少娱乐活动专心工作）。

　　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召开研讨会，兼听则明）。

　　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文章诗词信手拈来，既能修身养性，又能引领文化风尚）。

　　这套治国理政的模式，教员称为“李世民的四条工作方法”，读了又读、批了又批，反反复复无数遍。从教员的年谱和传记来看，他的日常工作风格，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新唐书·姚崇传》里，记载了唐朝宰相姚崇给李隆基提出的十条政策，教员读完以后，给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的评语——

　　政先仁恕（为人民服务）

　　不倖边功（奖励军功但不随意开战）

　　法行自近（约束亲戚）

　　宦竖不与政（身边服务人员不参与政事）

　　租赋外一绝之（不私下收受礼物）

　　戚属不任台省（亲戚不担任高级职务）

　　待大臣以礼（营造团结合作的同志关系）

　　群臣皆可批逆鳞（允许下级批评上级）

　　绝道佛营造（不搞宗教奇观）

　　严防外戚（禁止夫人及其亲族干政）

　　除了在晚年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将夫人和身边服务人员推上前台以外，其他时期，教员基本能坚持这十条政策的精神。

　　《南史·韦睿传》里说：“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

　　教员数次阅读这篇传记，欣然提笔写下一条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同志们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两个务必，和“韦睿作风”是遥相呼应的。

　　历代史家都说曹操是奸雄、小人、言不由衷，但教员却在《浪淘沙·北戴河》里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并评价曹操是法家、改革派，然后要求史学界给曹操翻案。

　　他是想借给曹操翻案的机会，为新中国的改革做铺垫。

　　教员读史书，甚至能从中悟出养生法。

　　例如唐初名臣马周去世时年仅48岁，教员在《新唐书·马周传》里读到“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的记载时，提笔写了一句：

　　“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当然，教员读史不全是吸取智慧，也有一些快意恩仇的时刻，例如《宋史·太宗本纪》说宋太宗赵匡义“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教员就评了三个字：“但无能。”

　　对于百姓感念赵匡义的恩德、请求赵匡义即皇帝位的说法，教员毫不客气的说：“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总之，教员对赵匡义这种没有功劳却要粉饰太平的人，不仅没有一句好话，还要下笔批评，发泄心中的不满。

　　3

　　从教员选择书目和读史批注能看出来，不论读书还是读史，教员都是带有目的的。虽说有一定的功利性，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功利性，他才能在读书时抓住主要矛盾，一点一点的长智慧。

　　有人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政治阴谋，教员读史书肯定目的不纯。

　　对于这样的说法，教员是知道的，他送给这些人一句话——

　　“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但用捣鬼、搞阴谋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而对于宏观的历史，教员也有自己的理解。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专门抽出时间，和参会代表谈了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他这么说，其实是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梳理旧的中国历史，开创新的中国历史。

　　你能看见多远的历史，就能照见多远的未来。

　　教员的读史习惯，以及教员的历史观，都和这个观点呼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