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最没有主见？
一个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的最没有主见。
哪怕教员也不能例外。
教员年轻时也很迷茫，有一段时间实在不知道选啥专业，反复入学退学，报名费花了不少，却啥都没学到。
而这段经历，最能反应教员的为人底色和性格特点。看懂了这一段，你才能明白，为啥教员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偏爱，一个啥背景都没有的农家子弟，却能在省会长沙站稳脚跟，混得还算不错，身上必然有些值得我们学习参考的地方。
本文从为人底色、学习观念和个人能力，三点展开，聊聊教员年轻时一些往事。
1911年，18岁的教员通过湘乡驻省中学提供的入学机会，进入大城市长沙。
这所学校我们在毛传06有过介绍。
教员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受湘乡子弟影响，对这所由湘乡人出资建造，跟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俩有很大联系的学校，产生了浓厚兴趣，几乎做梦都想去这所很厉害的学校读书。
但到了省会长沙后，教员很快就决定，从这所梦寐以求的学校退学，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不是不喜欢这所学校，也不是不爱读书，而是教员碰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抉择：要不要放弃刚到手的读书机会？
在审视自己的内心后，他决定放弃学业，去做他认为更重要的事：为国家效力。
怎么看人？
就看他在重大关口的抉择。
一个人的行为和抉择背后，反应了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反应了这个人的为人底色。这是一个人怎么隐藏都藏不住的东西。
考验是突如其来的。
教员刚到长沙没几个月，就碰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课行动。
彼时，清政府搞了一个所谓“铁路国有”的卖国政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再把主权出卖给西方列强。湖南学生群情激愤，用秘密聚会、罢课演讲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教员也参加了学生罢课活动。
当时黎元洪手下的一位官员，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允许后，秘密到学校里对学生进行革命演讲，鼓动学生行动起来， 用武装起义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号召大家加入革命军，建立民国。
革命演讲很成功，当场就有七八位学生站起来表示要参军。
教员也受到了影响，但他并没有当即做出决定，而是等了好几天才考虑清楚，“在听了这次演讲四五天后，我打定主意要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
对于教员而言，这个决定很纯粹，就是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
在他看来，国家和民族到了如此关键的时刻，他理应贡献一点力量。参军为革命效力，是履行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救亡义务和责任，既然问题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就没有绕开，或者无视的道理。
所以他思考了几天后，他决定放弃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先急国家之急。
奉献和牺牲是教员的为人底色。
毛传04 | 教员父母，对他最大的帮助
那个时代，像教员这样选择“先救国难，再满足个人追求”的学生其实有很多。
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把自己一代人的命运孤立起来看，而是将上下几代人的命运连起来看，视为共同体。牺牲自己这一代人，成全下一代人，不仅是教员的人生底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底色，是中华民族的底色。
那有没有在重任面前，选择绕开的人呢？
其实也不少。
比如胡适之流，以及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他就认为不应该牺牲自己这一代人的幸福，成全下一代人。如果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他愿意搭把手，但让他牺牲自己的好年华去为下一代奋斗和牺牲，他不认同也不愿意。
这种人不愿意融入集体事业中，做一朵大海中的小浪花。
这就是为人底色不同。
道不同不相为谋，教员跟萧子升后来渐行渐远，人生再无交集。
但历史早已证明，离开了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而且说白了，有些人之所以有条件我行我素，是因为早有人替他买完单了，只不过他不认账而已。
教员是认账的，所以责任落到他头上后，没有选择绕开，而是直面。
教员参军后，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军饷是每月七元，除每月伙食用去两元，买水花一些钱外，剩下的都用来订报纸。”
看报纸是教员到长沙后新培养的习惯。
像教员这样的高手，很愿意为信息付费，为知识和观点付费。
这是教员的第二个特点。
在教员看来，读书获得知识，提高自己的认知，是一件很重要很基础的事。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思想进步是人生的生活及事业之基，使思想进步和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
在教员的读书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观点：“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意思是说，知识对一个人的思想有重大影响。
无论是个人之事业，还是社会之变革进步，都有赖于知识的获得，认知的提高。
可见，教员把学习看作是基础之基础。
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教员很舍得在知识上付费，愿意将自己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用来投资自己。哪怕到了晚年，教员仍旧交代秘书用稿费帮他订购自然科学类的期刊。
但教员年轻时没啥稳定收入，军饷很快断了。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南北议和，清朝被推翻，辛亥革命好像成功了，不用再打仗了。
教员以为革命已经结束，当了半年兵后，就退出了军队。
这正说明教员放弃学业参加革命军，完全是为了履行个人义务，为国效力，没有夹杂半点个人利益在其中。
问题是，接下来干嘛呢？
十九岁的教员贯彻自己的学习观念，决心继续求学。
但在革命“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教员也没有想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不知道咋选专业。
他孤身一人在长沙，家里没有有出息的长辈给他指导和参考，而身边朋友也都是跟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抡起主见来，可能还不如教员自己。
怎么办呢？
看报纸收集信息的习惯发挥了大作用。
辛亥革命结束后，时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各类社会急需人才，各种专业学校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一股脑都冒出来了。长沙当时也出现了很多专业学校，但教育机制没有完善，生源成了一个大问题。
彼时很多学校的招生方式就是在报纸上打广告。
就像找工作一样，教员每天在报纸的夹缝和角落里，寻找查看各类学校的招生广告。
那个时候，教员没见过世面，也没有啥名师指导，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完全没有方向，选择全凭广告好坏，哪家学校的广告更有鼓动性，开出的条件更有吸引力，教员就想去哪所学校。
教员首先相中了一个警察学堂。
毕业之后去当维护治安的警察，似乎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交了一元报名费后，教员在报纸上看到一家肥皂学校的招生广告，这家学校财大气粗，一上来就是免费三连：不用交学费，提供食宿，还承诺发放小额津贴。
教员那时失去了收入来源，这种上学免费，还额外发钱的学校，对他有致命吸引力。
而且这家学校还很会搞价值宣传，说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效益，能够富国富民，是一件利国利民推动社会进步的大好事。教员这种有家国情怀的人，一听这话就觉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教员改变了考警校的想法，下了决心：“决定做一名肥皂制造者。”
于是又交了一元报名费。
此时，教员有一位学法律的朋友，跑来鼓动教员，极力劝说他报考法政学堂。教员自己也去看了这所学校的招生广告，人家保证在三年内完成所有课程，而且毕业就当法官。
这学校好。
毛顺手送儿子去读书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好打官司。现在他的儿子如果去了法政学堂学习，将来打官司岂不是手到擒来。
当法官既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还契合了父亲的期望，教员心动了，当一名肥皂制造者的愿望被他抛之脑后。转头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把学校承诺的事跟父亲复述了一遍，让父亲赶紧给他寄学费。
于是，教员在满怀期待中又交了一元报名费。
但广告再一次干涉了教员当法官的命运。
另一位朋友建议教员，“国家正在打经济战，最需要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教员一听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再次心动。这一次不仅交了一元报名费，还成功被商业中学录取。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教员从报纸上又看到了一则更有吸引力的招生广告。这是一家公立高级商业学校，优点颇多。
“有一天我读到一则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这所学校由政府经办，课程设置得很全面，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教师很有才能。我决定，在那里学成商业专家应该更好，于是交了1元报名费，然后写信告诉父亲我的决定。”
毛顺生不懂法政学堂，但他懂商业。
他一听专门培养商业人才的学校，还是公立的高级学校，非常高兴，立马就给儿子寄来了学费。
教员这次顺利入学了。
但半个月后就退学了，因为这所学校大多数课程都采用了英语教学，教员听不懂。
教员坦诚，他对英语的了解仅限于英语字母。
如果学校开设了英语课程，教员不是不可以学习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但这所学校用英语教学，却不教授学生英语。
这就把教员的商业之路堵死了。
教员虽然很想成为一名商业专家，继承父亲的事业，可学习上的阻碍根本无法解决，听不懂老师说什么。在学校学不到东西，还上什么学，于是退学了。
在很短时间里，教员已经换了4个专业，交了5元报名费，去了5所学校。
可见，哪怕像教员这样的人才，在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什么的时候，也难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主见是怎么来的？
人只有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时，才会有主见。
否则就会像教员这样，看似有了选择，实际上都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最后究竟选什么，取决于他最后看了啥广告。脑袋就像跑马场，各种意见和观点充斥其中，一会它做主，一会又改信新观点。
你看教员的求学经历就明白，目标不专注的结果，就会导致资源出现极大损耗。教员浪费了大量时间和将近一个月的工资，最后只在学校里待了一个月，啥也没有学到。
但一个人究竟如何做，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啥呢？
大多数时候，只能像教员这样不停尝试。
教员反复交报名费，反复改变选择，反复退学，不是没有收获。
从商业学校退学后，教员已经基本搞明白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当一名教员，也就是老师。
这说明什么？
说明试错成本是省不掉的，问题是你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资源，才能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教员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确定了一个阶段性方向。效率还是很高的。
但此时的教员，知识空白很大，并没有能力当老师。
恰好符定一回到湖南“要在长沙办一个像样的中学，以做全省的示范”，于1912年3月，建立了湖南第一所省立中学——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教员很感兴趣，于是又交了一元报名费。
这所学校的招生考试是让学生写一篇文章。
教员当时写了一篇名为：《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的文章，符定一看了之后惊为天人，留下了“闳中肆外，纵横捭阖”八个字的评价，并将教员列为第一名。
教员入学后，符定一找机会见了教员一面，问他师承何处，教员说了一连串符定一听都没听过的名字。
一听教员并没有什么厉害的师承，符定一难免怀疑那篇格局宏大的文章不是教员自己写的，于是以第一名要额外测试便于着重培养为理由，让教员当他面写一篇文章。
这一试，符定一再无疑问，认定教员将来会有大出息，还借了教员一套《御批通鉴辑览》（另一个说法，这套书是国文教师柳潜送给教员的）。
《御批通鉴辑览》其实是一套普通的历史读物，采用编年记事，记录了中国上古到明朝的历史，内容方面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胜在篇幅适当，既不是太简略，也不像《资治通鉴》那样繁复，能让人有兴趣读下去。
就是这套书，让教员决定再次退学，开启自学之路。
因为进入一中后不久，教员觉得校规很讨厌。
符定一建立这所学校时，有计划培养出国留学生，所以设置了一些适配出国留学的课程，并强制学生修完一些英语或者德语等课程，才能毕业。另一方面教员觉得学校课程安排的过于松散，时间利用不充分，知识获取效率太低，还要应付校规。
于是教员决定自学。
“我得出了结论，还是自学对我更有好处。六个月后我就退学了，制订了自学计划，包括到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我很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就这样度过了半年时间，我觉得这对我特别有价值。每天上午图书馆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只稍作休息，买两块米糕当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看书，直到闭馆才出来。”
很多年后，教员回忆起这段自学时光，印象依旧深刻，他认为这半年最有价值，大大填补了自己的知识空白。
但自学这种方式不一定适合大多数人。
教员一个人在长沙，无人监督，资源匮乏，却雷打不动坚持看书自学，一看就是半年，这里面也许有兴趣，也许有享受，但更多的是自律。
你不要以为教员因为对束缚很多的校规不满，选择退学自学，就误以为自学是一件自由的事。
从来不是，除非你拿自学当自由玩耍的挡箭牌。
自学跟自由职业其实挺像，如果你不是拍脑袋想当然，就会很清醒的认识到，自由职业最大的特点，恰恰是不自由。
自学也是一样的，真正的自由学习，是因为学习极度自律。
你可以参考教员的学习方式，但不要盲目照抄。这就是我想讲的。
我们这篇文章从为人底色、学习观念还有自律三方面，聊了年轻时教员的特点。
你想想，符定一为啥认定教员必成大器，是因为文章吗？
不是的，是通过文章反应出来的性格底色和个人素养。
不要总是问，为啥手握资源的人不垂涎你。
要多问问自己，你给了对方什么样的成长预期？
而这还只是牛刀小试，待到教员从图书馆闭关自修出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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