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用一篇文章，奠定中国革命数十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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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有读者给我留言，建议我开一个读毛选的系列，我最近想了想......倒也不妨一试，那以后就在这个系列里，聊聊毛选单篇文章背后的故事，以及我对这些文章的理解。

　　今天是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由来。

　　聊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通过经济、税收、民生等角度，对百年前的中国做一个笼统的盘点，和大家一起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构建一个基本的认识。

　　百年前的中国，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众生皆苦。

　　自古以来，农民都是最苦的一群人。

　　因为农民无权无势，处于旧社会金字塔的最底端，不仅要承担整个金字塔的重压，还要为整个金字塔提供养分，以及成为各阶层转嫁危机的对象。

　　河南大学教授翁有为在《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中，做过一个统计，从1713年至1903年间，尽管康熙皇帝明令要求“永不加赋”，但清朝的农业税仍然增加了210%，附加税即苛捐杂税增加了128%。

　　进入民国以后，短短16年时间，农业税在清朝原定税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到393%，和基础税率相比，几乎翻了整整四倍。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代后期，江苏泰县的农业税增至1.5元，附加税则增至7元左右。江西的漕米除正税以外，每担米还要抽40元的附加税，超过正税十倍。

　　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和李进霞在《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分析》中做过估算，说江南一带的农民，每亩地收入的45%是种地成本，50%要用来缴纳赋税，农民自己能获得的收益只有5%。

　　如此高额的赋税，给江南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江南自古号称富庶，这些地方的农民负担都这么重，可想而知，其他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民，生活有多么艰难。

　　河北的自耕农占农民总数的70%，1922年的平均收入是145.43元，而一个五口之家维持生活的最低消费标准，是每年150元左右。这就意味着，河北的全部自耕农都在贫困线以下，如果再加上半自耕农和佃农，贫困人口的比例会更高。

　　山西西部的一个农村，按照资产可以把村民分成三个档次。

　　上等人家早上吃面条和稀饭，中午吃豆腐、粉条、莜面或荞面，晚上喝稀饭。中等人家早上吃粗粮面食和稀饭，中午吃粗粮窝窝，晚上喝稀饭。下等人家则是早晚稀饭，中午吃粗粮窝窝。

　　一年到头，吃肉的次数极其有限。

　　江淮地区的农民，大多住在泥墙草顶的棚子里，一遇大雨就污浊不堪，一遇火星就有倾家荡产的风险。

　　百年前的中国农村，已经民穷财尽了。

　　城市工人的苦难程度，仅次于农民。

　　1920年代，中国的城市工人共有194万余人，《新青年》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详细列举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昌等城市的工人工作时间，显示他们的每日工作时间普遍是12小时左右，长一些的甚至能到14、5小时。

　　在这期间，工人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吃饭也是一边操作机器一边往嘴里塞食物。

　　工人的工作时间这么长，收入却非常微薄。上海纺织业工人的月薪是6.6—14元、火柴业工人9—15元、北京织布工人7元、广州电工8—10元。

　　和农民相比，城市工人的收入确实不错，但有人在北平做了一次社会调查，发现在1920年代，北平一个五口之家维持生活的最低消费标准是每年132元。上海《星期评论》也算了一笔账，说夫妻两人的最低生活费是每年210元，如果有两三个孩子的话，就要提高到417元。

　　可以说，城市工人的收入，远远不足以维持生活。

　　陈独秀曾结识过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就对他说：“我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贫民窟也去调查过，但见了中国上海的贫民窟，感觉美国和日本的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

　　农民和工人的日子苦，律师、教师、公务员等不需要体力劳动的人，日子还行吧？

　　其实也不好。

　　他们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背后也没有宗族接济，那么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便取决于物价涨跌和货币购买力。而清末民初恰恰是时局动荡、危机频发的时代，这就意味着，这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犹如过山车，非常不稳定。

　　每日惶恐不安，日子又能好到哪里去？

　　相比前三者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要高一些，但他们也有难处，那就是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政府的双重盘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给出一份数据，显示清末民初的时候，外国资本控制的土法开采煤矿，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50%，机械开采煤矿的产量占比是90%左右，铁矿更是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00%。

　　在矿产领域，民族资产阶级的份额不足外国资本的零头。

　　而在这些仅剩的份额里，民族资产阶级还要受到本国政府的盘剥，例如要缴纳海关税、常关税、厘金、矿产税、矿区税、矿界年租、地税、杂税等苛捐杂税，开矿的成本非常高。

　　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企业，一方面是为了赚利润，另一方面是为了提升社会阶层，成为全国排名靠前的大资本家，这是他们的核心诉求。

　　为了满足这两项核心诉求，民族资产阶级被逼无奈的走了一条捷径，即一边挂靠在外国资本下面，一边贿赂政府官员，望他们能高抬贵手，放一马。

　　民族资产阶级痛恨外国资本和政府官员，但又不得不依赖他们，典型的受气媳妇两头堵。

　　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处于旧中国食物链的顶层，无论是资本积累、社会地位、生活质量，都是旧中国的上上成。

　　但这部分人仍然要看外国的脸色。

　　因为中国是最后一个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大国，等他们瓜分中国地盘之后，便意味着整个世界被外国列强连为一体、全球化经济正式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资本家要赚取利润就得融入这个全球化市场，中国的大地主及其政治代理人要坐稳位置，就要做外国列强殖民中国的代理人。这两点归结起来，便是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必须替外国列强、外国资本欺压同胞，才能高质量的生存下去。

　　总的来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不得已。

　　2

　　众生皆苦的时代，必有改天换地的革命。

　　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包袱最少、最有朝气、最欣欣向荣的革命团体，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面对众生皆苦的时代，这个党的一些领导人物，空有改变中国的一腔热血，却始终没有明确的革命方向，也找不到利益一致的革命盟友。

　　青年党员张国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是动员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成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政权。这样看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只需动员城市工人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张国焘的意见走下去，在4.5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盟友就只有不到200万城市工人，革命敌人却是占据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大地主、大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列强、外国资本。

　　这样的革命基础太过薄弱，敌人又太过强大，明显是路走窄了。

　　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眼界比张国焘更宽广，他注意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早在1923年，陈独秀就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提出：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来，陈独秀认可农民蕴藏着磅礴伟力，知道中国革命要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困苦。

　　但，陈独秀对农民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陈独秀认为，尽管农民的力量很庞大，但农民分散在全国各地导致势力不集中、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简单生活故而性情保守、中国土地广袤农民容易迁徙苟安，这三点决定了农民不能成为革命主力，只能成为革命追随者。

　　革命主力需要冲锋陷阵，革命追随者只要摇旗呐喊，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出于这样的考虑，陈独秀便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具体的革命方向，则是和代表这两个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成立一个开明专制的中央政府，再来教育农民，培植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

　　这是一个借鸡生蛋的方案，理论上有可行性，但实际操作起来不可控因素太多，变数太大。

　　而在这个问题上，教员的意见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教员认为，城市工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但城市工人的力量太过薄弱，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要能接受革命教育再组织起来，完全可以成为革命主力，弥补城市工人的不足。

　　工人和农民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者，更有雄厚的革命基础。

　　除此以外，那些生活不定的律师、教师、公务员也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盟友，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革命的唯一敌人是依赖外国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

　　和张国焘、陈独秀相比，教员最大的不同是，确定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地位。

　　3

　　教员清醒认识到农民的力量，自然有其渊源。

　　教员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尽管家里经济不宽裕，但她仍然经常接济韶山穷人，每逢灾年，她还要把米粮取出来，送给前来乞讨的灾民。

　　这些日常小事，教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3岁那年秋天，韶山乡亲都在忙着收秋，某天却突然下起雨来，大家非常着急。教员见状，立即放下自家田里的事情，跑去给一家佃户帮忙。

　　事后，教员的父亲问他为什么，他说：

　　“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些。”

　　这颗仁爱之心，教员从小就养成了。

　　1912年秋冬，教员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他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便情不自禁的发出一段感慨：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正因为教员同情农民，希望改变农民的命运，所以他自然而然的生出“联合农民闹革命”的想法。

　　1919年7月，教员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文中写道：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求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种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

　　工农联合革命，在这篇文章中初见端倪。

　　不过，虽然教员的观点在逐渐成熟，但农民到底能不能接受革命教育、农民到底能不能组织起来，教员也不确定，并没有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方法论。

　　直到1920年代中期，教员才得到一次尝试的机会。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教员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局秘书，辅佐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次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教员被孙中山赏识，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教员被派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戴季陶、叶楚伧等人非常抵触国共合作，经常阻挠教员等人的工作，甚至私自截留执行部的经费，以及工作人员的工资。教员勉强坚持到1924年12月，便搞得身体虚弱、睡眠不佳，只能回到湖南韶山养病。

　　正是这次回乡，教员找到了教育农民、组织农民的钥匙，点燃农民运动的火种。

　　因为，教员在韶山相继做了五件事——

　　1、探访乡亲，调查实际情况，并向他们宣传革命理论，告诉他们，农民穷困是洋财东和土财东勾结压迫造成的。

　　2、开办二十余所农民夜校，教他们识字、算数、政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3、把接受宣传和教育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二十余个农民协会，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利益。

　　4、在进步农民中发现积极分子，逐步培养成党员，并成立中共韶山支部，领导整个韶山的农民运动。

　　5、用中共韶山支部和农民协会动员农民，打击地主豪绅，改选韶山的教委会和学委会，夺取教育权。

　　这五件事是一件接着一件，从远到近、由粗到细、从宣传教育到组织动员，逐步整合韶山农民，把韶山打造成革命的坚强堡垒。

　　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历练，教员就确定了，农民是可以教育的，农民是可以组织的，农民可以成为革命主力。而这五件事的先后顺序，其实就是教员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动员农民方法论。

　　1925年8月，教员离开韶山前往广州，随后便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总结多年来的政治观点和韶山实践经验，写出《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教员开宗明义的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紧接着，教员对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国所有人群，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并给他们划分了阶级，分析了他们的革命倾向——

　　将近二百万城市工人是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属于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可以做革命的领导力量。

　　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者、店员、小贩是半无产阶级，他们生活艰苦，常常处于贫困和失业的恐慌之中，迫切希望改变命运，容易接受革命宣传。

　　自耕农、学生、教师、律师、公务员、小商人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总体是倾向中立的。但革命形势高涨、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时代大潮裹挟，参加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产阶级，他们想晋升为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又不愿意受外国资本和腐败政府的欺压，所以他们难以接受真正的革命，只想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

　　但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时代背景下，中产阶级根本没有独立的空间，最后只能分化，要么站在革命一边，要么站在反革命一边。

　　大地主、大资本家、买办是大资产阶级，尽管他们有自己的难处，但他们事实上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严重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

　　最后，教员在文中做出总结：

　　“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大地主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一句话，大部分中国人是革命的盟友，敌人只是小部分，用大部分人参与的革命，扫荡小部分敌人统治的旧世界，必胜。

　　4

　　教员的文章写出来之后，便把文稿装进信封，写下“陈独秀收”四个字，想请陈独秀帮忙推荐，发表在党的机关报上。

　　但陈独秀和教员对农民的认识截然不同，读完文章之后，大怒，严词拒绝。

　　这样的结果，让教员非常失望，后来回忆说：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等收拾好心情，教员又把文稿寄给其他杂志，他坚信，这篇文章里写的就是革命真理，真理就一定会被人接受。

　　果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政治部创办的《革命》杂志，接受了教员的文稿，并于1925年12月1日刊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此文一出，震动国共两党。

　　1926年2月，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全文转载，大量国共两党的青年党员成为文章的忠实读者。

　　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中国青年》，请教员对文章稍作修改之后，又一次全文转载。

　　.........

　　短短数月时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风靡大江南北，让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认识到了，谁是革命的盟友、谁又是革命的敌人，初步奠定了中国革命未来数十年的方向。

　　教员也凭借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

　　这样的结果，教员想到了吗？

　　我觉得，他想到了。因为就在离开韶山前往广州的时候，教员途径长沙橘子洲，兴致勃勃的填了一首《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浸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意境高远，气势雄浑，显然是对革命前途有极强的信心。

　　而这份信心，很大程度上是韶山农民运动总结出来的方法论，以及“农民能主大地沉浮”的实践结果，给他培植起来的。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

　　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

　　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

　　实录毛泽东 李捷 于俊道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分析 王玉茹 李进霞

　　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 郑起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探析 潘桂仙

　　毛泽东陈独秀对农民问题认识之比较及现实启示 王善

　　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以赋税与灾荒为研究视角 翁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