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原则性极强的人，其原则立场犹如磐石般坚定，不容丝毫妥协。他高度重视原则，正如其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于罗荣桓同志逝世当日听取聂荣臻同志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汇报会前，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时所评价的那样：“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
在毛泽东同志眼中，原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对理想的执着坚守。他曾对卫士李银桥同志言道：“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路线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调和的余地。”他亦曾明确表示：“在原则问题上，我历来的态度就是完全、彻底、干净地没有调和的余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同志又是一位倡导以理服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领导人。这与他自称“没有调和余地”的形象似乎存在差异。然而，这些看似矛盾的理念，却辩证地统一于毛泽东同志的精神世界，并贯穿于这位辩证法大师的政治生涯之中。
究竟是何种原则与底线，使得毛泽东同志不容丝毫妥协？
对此，我们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几次著名的严厉批评中窥见一斑。这几次批评不仅广为人知，更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针对一九六二年全国盛行的“单干风”的严厉批评。
一九六二年，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单干风”，且愈演愈烈。不少人对集体经济的前景感到迷茫，转而将摆脱国民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分田到户的个体经营模式。
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汇报其调研结果时指出：“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同志在听取汇报时沉默不语，显然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田家英同志的观点并非个例，当时持有类似观点者不在少数，甚至在高层也颇为普遍，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思潮。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曾在上海与姚依林同志探讨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认为包产到户尚不彻底，不如直接分田到户，以此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陈云同志还曾当面向毛泽东同志阐述其分田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未表态，但据陈云同志后来的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此非常不满。
此后，毛泽东同志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谈话，主要围绕坚持集体经济道路还是发展个体经济道路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杨尚昆同志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质问道：“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这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
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同志就单干问题进行了密集且严肃的论述，他从“单干风”这一现象中洞察到了两条道路的本质。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忽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双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
对于六二年的“单干风”，毛泽东同志在之后的几年里始终难以忘怀。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再次提及此事：“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此事对毛泽东同志的触动极深，直接促成了后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间接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剧中“退田”、“平冤狱”与一九六二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其二，针对文化部“不管文化”现象的严厉批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然而，当时的文学、艺术、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大量帝王将相之类的旧内容，这令他深感不满。
一九六三年九月，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指出：“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尽管毛泽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倡导，但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社会主义新文艺，“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对此，毛泽东同志极为不满，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连续两次对《戏剧报》和文化部进行了严厉批评：“《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在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国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不久之后，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时批示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随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同志对意识形态文化的关注日益加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也愈发严厉，最终下定决心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场革命旨在让工农兵占领文化舞台，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革命。
其三，针对卫生部官员做老爷作风的严厉批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旧官僚主义思想的影响，医疗资源逐渐向城市和官僚阶层集中，而广大农村地区却面临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同志重返井冈山，当他听到老区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员反映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生病后无法及时得到治疗时，深感愧疚地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这次井冈山之行对毛泽东同志的触动极大，直接促成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在该指示中，他严厉地指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向医务人员列举了当时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
此次谈话之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医疗卫生资源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农村，农村地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数据显示，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到一九七五年全国覆盖率达到84.6%。一九六五年时，城市平均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是农村的7.7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是农村的3.7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医疗经费农村仅占25%，城市则占75%。
到七十年代中期，农村医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活跃着180多万赤脚医生，国家60%的卫生预算投入到农村。这是一场被誉为“卫生保健革命”的中国重大事件。卫生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曾在一篇专访中指出：“前30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当然不止这三次，但这三次却能够较为真实而深刻地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念。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所倾力坚守的原则和不可触碰的底线，那就是：在政治路线上，必须坚持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精神层面，必须坚持以工农兵为主导的文艺方针；在国家治理上，必须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这些核心原则，构筑起了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框架和基石，也是毛泽东时代与其他时代的重要分水岭，更是今天人们理解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当今社会各种思潮纷繁复杂，一些非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出现，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招摇，导致人们难以辨别真伪，思想产生混乱，这对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年轻人常常将他们在生活、工作或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产生的怨气发泄到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方面。然而，那些造成他们产生怨气的因素，例如被老板压榨剥削、被克扣工资、收入分配不公等等，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所极力批判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正是大量的“李鬼”混淆了人们的视听。
这是一个思想大裂变、大碰撞的时代，常常需要我们对一些社会问题做出独立的观察和判断。当面对那些纷繁芜杂的矛盾时，不妨将其置于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那些原则面前审视一番，我们便不会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内心也会豁然开朗，从而避免在这个容易迷失的时代里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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