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在世界观角度,最应该坚持的就是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正确服务人民的立场,为实现“两个决裂”,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而斗争;在方法论角度,最应该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为实现人民利益在各个阶段的最大化提供定海神针。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做到真正彻底为人民服务,必须做最够详细、丰富、正确的调查研究,因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毛主席作为集党的缔造者、军队缔造者、国家缔造者、制度缔造者、战争指挥者、建设领导者、学说创立者、全新道路开拓者、创造新型文学艺术的文化宗师于一身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轴心级历史巨人,能创造如此前无古人、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历史奇迹,离不开他在一切他所注意的领域都不放弃详尽、周密、具体的调查研究,离不开他坚持尽可能的实事求是。
《寻乌调查》是毛主席坚持详尽调查研究、尽力实现实事求是、保证主观符合客观的辉煌范例,其详尽度和科学度,丝毫不亚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部调查研究著作。正是在这样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主席解决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难题——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找到了解决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办法;正是在这样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主席前所未有的将调查研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认识论高度,为《实践论》的诞生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全面、创造性发展唯物辩证法哲学到新的阶段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就凭毛主席亲自写下的、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大量调查研究文集,我们说毛主席是世界历史上最懂调查研究的领袖人物、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工作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是毫不夸张的。
今天,我们回顾、总结毛主席《寻乌调查》的方法论智慧,对于继承了发扬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在新时代将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是非常必要的。
一、寻乌调查展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调查研究精神,是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毛主席在1920年,开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毛主席仔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之后,并没有将“阶级斗争”单纯作为概念性的、宣讲性的口号,而是踏踏实实投入了中国实际情况的详细调查研究,分析中国的阶级斗争状况,从而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做了最多的调查研究。主席教导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自调查之后,而不是调查之前;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调查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寻乌调查,就是主席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工商业问题。主席说:“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毛泽东传》:《第10章、反对本本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为了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而带着疑问进行了解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体现了毛主席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也体现了毛主席“有准备”而不“摸石头”的科学精神。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不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没有全面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样做不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所以,主席对寻乌地区做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对当地的交通、商业、旧的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状况做了系统、详细、周密的调查,不仅亲自找当地人开座谈会,而且亲自走访了当地大量地区,做出了惊人细致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开调查会,开了10多天,调查会的气氛轻松和谐,毛泽东同志提出问题,请寻乌各界人士给予解答,鼓励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毫无保留。除了开调查会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走访活动,到县城的杂货店、豆腐店、理发店等多家店铺,向店主、店里的工人了解经营情况。他到圩场上去详细了解米、柴火、猪肉、猪子、鸡鸭、竹木器、小菜、鱼、糖、水果等行情,并做好记录,还到县城附近的农村了解土地关系、剥削状况、地主的政治思想、贫农对地主富农的态度、群众对土地的诉求,等等。”(王均伟:《继承和弘扬<寻乌调查>的优良传统》)正是因为做了这样详尽、透彻的调查研究,主席才得以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和政策。真做调查研究,就要调查透彻、调查细致,不能蜻蜓点水、形式主义。
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就要量力而行、抓重点、抓典型,做到“解刨麻雀”。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想做好调查研究,就要集中精力做好一处、几处具有代表性地区的典型调查研究。毛主席就是抓主要矛盾、抓典型的唯物辩证法驾驭者。“解刨麻雀”就是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原理。“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寻乌县做典型调查呢?他本人作了说明。一是过去长时间忙于打仗,没有调查的机会;二是没有合适的调查对象;三是也没有强烈吸引力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点。到了寻乌,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第2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抓住一个典型,以此为重点调查对象,从而对此地仔细调查、透彻调查,典型的毛氏思维方法!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主席在写作《寻乌调查》同一时期写成的哲学著作,这也是主席亲自撰写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在这部哲学专著,主席将调查研究提到了洗刷主观主义的认识论高度。主席教导我们:“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严格意义上诞生的先后顺序,已经不可考。但是,二者的精神是相互联系、融为一体的——都体现了毛主席在这一时期最彻底的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最彻底的坚持主观符合客观精神、最彻底的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与伦比的共产党人精神。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调查研究、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调查研究、既然调查研究就要做全面透彻的调查研究、确定调查研究的重点对象、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无一不体现在毛主席详细进行寻乌调查的理论和实践之中。
二、寻乌调查展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精神,是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精神
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高度融合、密不可分、属于同一性质甚至同一内容的。坚持实事求是,真懂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就应该明白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决定性力量这一道理,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这就是主席在六十年代告诉蒙哥马利代表人民利益是唯一不可触犯的原则的原因。实事求是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如果实践者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会被历史淘汰,必然是不实事求是的。主席的《寻乌调查》,既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成果,又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成果。
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要明白人民需要的是什么;要明白人民需要什么,就要向人民请教、学习——所以,要想做人民的先生,必须首先做人民的学生;要想服务人民,必须首先尊重和依靠人民。主席的《寻乌调查》产生的过程,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毛泽东传》:《第10章、反对本本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后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以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幼稚可笑;正确的意见,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整理起来从而制定我们服务群众的政策和方针,再到群众实践中去检验。毛主席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群众观点和工作方法高度结合,进而科学论述了精彩而充满辩证规律的工作方法,这是毛主席的独创性贡献。
正如主席所说,真想和群众学习真本事、真想在群众那边听到实话、了解到真实情况,就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主席为什么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就是因为“高贵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卑贱者接触实、深切体会着实际生活的一点一滴,最了解实际情况。“这些人的年龄、出身、职业各不相同,毛泽东同志对他们十分尊重,亲切和蔼,平等对谈,使这些人提供了没有经过‘过滤’和‘筛选’的第一手信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善于营造让人民群众说真话的氛围,是一种政治胸襟,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王均伟:《继承和弘扬<寻乌调查>的优良传统》)只有像毛主席这样平等对待群众、真诚耐心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才能做出有效的调查研究。
真正要做为服务人民积累材料的有益的调查研究,就必须在调查研究中以群众讨厌什么、想要什么为重点,不仅要反映群众的智慧,更要反映群众的愿望。在寻乌调查的过程中,主席详细调查了地主阶级、富农剥削农民的各种方式,以大量详细的感性材料,更深刻认识了剥削阶级社会是“吃人的社会”这一事实。“毛泽东对寻乌的剥削状况作了深入调查,分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三种类型。其中的每种剥削又有多种形式。地租剥削有见面分割、量租等10种;税捐剥削有烟酒印花税、屠宰税等8种。”“毛泽东说,我是历来怀疑过去书上记载的‘卖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这次特别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无这种事情。调查结果确有其事,只是说法文明些,名义是‘过继’,立有帖子,说明家贫无奈,无力养育,将孩儿过继某某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这实际上是卖身契。在寻乌,一般卖四五岁的男孩价钱高,卖妻卖女的不多见......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寻乌规定‘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就是说上述所有的高利贷都要取缔。这为其他各县废除高利贷、取缔剥削确立了标准。”(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第309-3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是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群众的需求从而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满足群众利益的典例!
联系群众才能服务群众、尊重群众才能学习群众、学习群众才能领导群众、总结群众的需求和智慧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在毛主席寻乌调查的实践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主席用这种方法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被主席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习仲勋同志就是杰出代表。一份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的鉴定记载:“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外。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的。这倒不是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习仲勋传》:《写自炮火和硝烟中的自传》)接触群众、服务群众、全面贯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充满毛氏风格,不愧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干部!
三、《寻乌调查》展现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创新,来自独立自主的实际调查”这一中国革命的制胜真理
笔者认为,在谈毛主席和之前世界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关系之时,只谈所谓的“一脉相承”,不敢谈或很少谈“史无前例”,是道路不自信的表现,更是主观主义的表现。领导了世界上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首次找到了在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极端落后的东方世界实现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道路、独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总方针而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毛主席做出的史无前例的独创性贡献。毛主席能探索出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离不开他做了最周密、最详细的调查研究。
正是在系统、全面、详细而有重点的调查研究中,主席独创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改革政策,为他之后创造“依靠贫雇农,孤立地主,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废除富农剥削部分”的正确土地改革政策奠定了基础。主席说:“我作了寻鸟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的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传》:《第10章、反对本本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中国农民问题没有详细调查研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在1929年指示信中提出了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富农激烈进攻”的错误土地改革政策;坐在大城市的“左”倾中央领导人,更是污蔑毛主席搞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不调查还下论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背离;不调查还下论断甚至发号施令,更是对唯物辩证法背离中的背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及“左”倾中央主观主义态度、脱离实际的发号施令,和毛主席最彻底的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最彻底的坚持实事求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妄图通过给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翻案、污蔑毛主席是给共产国际扣帽子的“黑老大”,纯属痴心妄想。承上所述,中共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离不开毛主席系统、严密的调查研究。
在系统、全面、详细而有重点的调查研究中,毛主席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以及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理论更加丰富。主席在调查过程中,“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主席是最早领导经济建设、最早探索中国共产党实现经济收入独立自主的道路的领袖;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主席是领导经济建设时间最长的领袖。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主席就开始探索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道路。通过寻乌调查,主席有了更深刻的关于根据地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认识,为他领导苏区经济建设时大力鼓励和发展苏区公私工商业以及对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认识基础。正是主席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使中共逐渐实现了经济独立、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经济依赖,和经济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蒋介石处处受制于美国而毛主席可以拒绝苏联的一些错误建议的决定性因素!中共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离不开毛主席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总之,毛主席做了最多的调查研究、最懂实事求是、最懂人民群众,所以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的为人民服务、真正找到了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独立自主的革命方向,成功领导了世界历史上解放人口规模最大的社会革命。寻乌调查就是主席在革命战争时期调查研究的最经典范例。《寻乌调查》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部经典调查研究著作,自古调查研究无人能出毛主席之右,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