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至今仍然是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人民军队与毛泽东永远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而更加显示他的伟大的，则是其领导我们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作为一位伟大的统帅，毛泽东最富风采的人生岁月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他所创造的军事业绩，堪称“古今中外第一”。因此，不了解毛泽东的军事业绩，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毛泽东，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民军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
这里我主要从揭示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毛泽东对建设真正的人民军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的角度，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和他统帅的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
1927年8月1日，我党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新篇章。我们党把这一天定为人民军队建军节，突出了它的首创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之后，通过对工农革命军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的，并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定型的。
一、毛泽东首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亲自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人民军队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武装斗争问题就有深入的探索。他在主办广州、武昌农讲所时，就强调：“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他特别注重学员的军事训练，为全国各地培养了近800名能文能武的农民运动骨干。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最早而且多次明确提出“上山”的主张。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给湖南来的同志开会时，就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坚决与敌人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保存革命力量的两个策略:一是投军，二是上山。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旦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1927年８月７日，中共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就军事工作和农民土地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8月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瞿秋白赞扬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让他去上海工作的安排，主动要求到发动武装斗争的第一线。他说：“我不去上海住高楼大厦，要到山上去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决心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建立新型革命军队的道路。随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向中共湖南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直接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共产党军队的旗帜。关于起义举什么旗的问题，8月12日毛泽东曾给中央写信，“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8月18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的不能再打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秋收起义”成为第一个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名义进行的武装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组织何长工等同志设计了有镰刀斧头和五星标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这一样式的旗帜，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按计划发动，参加起义的部队共4个团、5000余人。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加之收编的四团——邱国轩部突然哗变，战斗接连失利，部队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转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他在文家市鼓励起义将士们：“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秋收起义’我们失利了，这没有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全中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把火，就能燃烧起熊熊烈火。我们革命军现在只是一块小石头，国民党统治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石头终究会打破国民党统治的大水缸。”
面对严峻的形势，在文家市，毛泽东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起义部队到哪里去。毛泽东统观全局，从实际出发，坚决主张实施战略转移，提出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立即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建议部队应当转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地区寻求发展。这一意见遭到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的反对，但得到总指挥卢德铭等前敌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支持。
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前敌委员会决定工农革命军9月21日从文家市出发，向湘南进军，迈开向农村和山区战略转移的决定性一步。9月23日，行军至萍乡芦溪镇时，遭到保安队的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9月25日占领莲花县县城。随后得到两个信息：一是在莲花宾馆，通过地下党汇报，正式了解井冈山情况；二是接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信使宋任穷传来的密信，“起义军如有困难，可以到宁冈落脚，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据此，前敌委员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决定上井冈山。
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
创造性地找到建设人民军队的办法
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床榻上向身边工作人员感叹：“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此时已处垂暮之年、身体极为虚弱的毛泽东回首往事，对身边工作人员讲了一段故事，他说：“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的时候，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散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议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
毛泽东此时回忆这段历史，说明秋收暴动失利后的严峻形势是他终生难忘的，也说明那段时间他对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日夜苦思和探索，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那时，毛泽东面临许多问题，首先是如何带兵；其次是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第三是党怎样才能掌握住这支军队。最核心的难题，就是如何在旧式雇佣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体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是以前革命导师没有碰到过的问题，是任何一本马列著作没有回答的问题！它迫切需要毛泽东创造性地给予解答！
起义军在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转移的过程中，毛泽东带着脚伤步履艰难。开国将军谭希林回忆道，战士们扎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亲切交谈。”他是在深入观察这支部队并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与干部战士交谈和深入思考，毛泽东首先认识到部队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很严重。起义军南下以来，部队的状况很差，思想混乱，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感到前途渺茫的大有人在。“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你准备往哪里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使部队出现枪比人多的情况，行军时一个人背好几条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很难继续前进。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断发现种种积极因素。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当时毛泽东曾说，“我观察过，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毛泽东尤其对何挺颖所在连队印象最深。他曾三次找何挺颖谈话，“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前敌委员会应该怎样做才能抓住部队？”何说：“我看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毛泽东还找到武昌警卫团叶挺部队的一位排长韩伟调查叶挺部队党组织是如何建立的，韩伟答：党支部建在团一级，团以下没有党组织。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士兵党员？答：有，共18名。问：你们相互之间认识不认识？答：不认识。这就出了一个情况，当部队打到最艰苦的时候，团以下部队没有党组织，党员也都互不认识，就形不成战斗堡垒，形不成拳头。这样，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不同连队的差异之所以那么大，关键是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能否发挥。
通过调查，毛泽东也找到了起义部队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部队成分复杂。许多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革命处于低潮，思想涣散，很难形成统一意志。二是部队缺乏领导核心。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富有战斗力的基层组织，部队是抓不住、带不好、经不起考验的。三是部队没有凝聚力。旧军队的制度和坏习气依然存在，内部不民主，官兵不平等，士兵缺乏基本权利，还要挨打挨骂。
在部队面临严峻考验的关头，如果不进行整顿改编，这支革命力量就难以保存。当工农革命军行军到江西省永新县九陂村后，进行了两天休整，利用这个时间，毛泽东通过系统的思考和研究，下定了对部队进行整编的决心：为保存秋收起义的革命火种，必须通过整编重建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并针对部队存在的主要问题，酝酿了工农革命军改编的方案和办法。一个政治建军、军队实行民主制度的崭新思路初步形成。这是人类军事史、军队建设史上的伟大创新！可以说，对部队改编方案是在九陂村酝酿形成的，但为什么没有在这里进行改编呢？这里有一个历史因素：在九陂村，起义军800人已经休整了2天，这里距离湖南只有3里路，国民党重兵就在湖南，一旦走漏了风声，敌人就会扑过来，而这支部队不整编已经不具备打仗的实力了。于是，毛泽东保留整编预案，在大樟树下集合部队作了简短动员：为了彻底摆脱敌人，部队还要继续进山，向三湾村前进。
三、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三湾改编”，
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端
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已摆脱追敌，于是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当他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回忆说，“到了群山环抱的三湾村，部队休整了5天，我们前三天搞整编，后两天谋划上井冈山。”9月29日晚上，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扩大到连一级军官。会议研究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方案，经过通宵达旦的交流，甚至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思想，形成了对部队改编的决议。9月30日起正式实施改编，完成以下三项任务。
一是压缩编制纯洁队伍。起义军到三湾时，兵力总数不足800人。许多军官没有队伍了，有的军官有部队，但严重缺编，有的士兵找不到解决食宿的部队，部队已经无法作战。于是前敌委员会决定把部队由一个师的编制调整缩编为一个团，保留了1营和3营，7个连队，3个直属队700余人，1000余条枪，45匹骡马。余洒度师长宣布了各级军事指挥员的任命，解决了起义军适应作战指挥需要的编制。
整编时，针对一些人离队情绪严重，毛泽东宣布了“去留自由”的政策：不愿坚持革命要回家的人，可以发路费回去，但是枪必须留下。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回忆说，“当时要走的人，他们都是参加秋收起义，不是坏人，因为吃不了苦要回家，只好让他们走，事情不要做的太绝。”
面对严重的思想和组织混乱，毛泽东没有用极端的方式处理离队人员问题，而是用了最人性的方法：放行。其结果，毛泽东指出，“（当时）留下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人虽少了，但却精干的多了。”毛泽东用理想信念和革命目标纯洁了革命队伍。
二是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毛泽东建立了完整的党的组织体系，主要抓了四个工作环节。
第一，在三湾增补前敌委员会委员。因为芦溪一战，起义军遭到民团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毛泽东提出前敌委员会要增补2名军官，为了使前敌委员会决策能够接地气，还增补一名士兵党员熊寿祺参加领导工作。
第二，决定起义军要建立党的组织体系。要做到班有党员或党小组，排有党小组，连一级建立党支部，营、团、师各级成立党委，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这一举措把党的组织一直建到基层作战单位——连队，即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表述的，“把支部建在连上”。
第三，建立党代表制度。部队压缩整编后，师长余洒度宣布任命军事指挥员，同时又宣布了13名党代表的任命。毛泽东带领13名党代表到钟家祠堂二层房间里开了秘密会议，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公开的共产党员，是党代表。你们的任务有四条：一是领导连队党支部；二是领导连队士兵委员会；三是负责民运工作发动群众；四是配合军事主官指挥作战。”
第四，积极发展士兵党员。部队离开三湾的时候组织建设没有来得及完成，因为党员少，7个连队只有二连成立了党支部。毛泽东提出要积极审慎地发展士兵党员。11月初，部队到了炎陵县水口镇，毛泽东在叶家祠亲自参加并主持了基层连队发展党员的支部会议。党的建设使起义军从上到下有了完整的党组织体系，使之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确保了党的方针、政策对军队的领导。
毛泽东、罗荣桓都曾经讲过，“‘三湾改编’使这支革命军队获得了新生，其重要特征是铸入军魂，就是铸入政治灵魂！”
三是实行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在起义部队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在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赋予其任务是：教育士兵、检查纪律、宣传群众、管理伙食、监督长官。士兵委员会实际上是三大民主运行的载体。
政治民主：官兵一致，废止繁琐礼节，禁止打骂士兵，士兵有话语权，有监督处分军官的权力；
军事民主：军事民主发端于“三湾改编”，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作战中的体现，军队里的群众就是士兵和基层干部。相信依靠士兵群众群策群力研究胜敌之策，不是少数军官说了算。
经济民主：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官兵平等，不发饷，一样的伙食标准，士兵委员会可以监厨、查账、公布账目。此举使起义军面貌为之一新。
面对秋收起义部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要用民主的方法带兵，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而否定雇佣军的性质的依据正是党的政治决议案。
“三湾改编”着眼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特别是雇佣军队的恶习，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实行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因此，它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彻底改造旧军队的深刻变革。
“三湾改编”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端。它在革命军中建立了党的组织、民主制度和严明的纪律，初步解决了核心力、凝聚力及自我约束力的问题。这使得这支革命军队从上到下有了严密完整的党组织体系，使之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确保党的理想、宗旨、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军队中得以贯彻执行，由此创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军队。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建设认识和实践上质的飞跃。它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自愿原则整顿纯洁了革命队伍；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健全了党的组织，各级设党代表，把支部建在连上，为部队铸入军魂；实行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实现民主平等和民主监督，构筑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在高度政治自觉基础上严明了军队的作风纪律。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创造新的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上找到了正确答案，毛泽东政治建军的原则开始形成。
几十年后，罗荣桓元帅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里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发展完善
“三湾改编”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
“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于10月初进至宁冈古城。前敌委员会在此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讨论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和争取当地农民武装的问题。随后，毛泽东运用正确的方针政策成功地团结改造了王佐、袁文才带领的农民武装，使部队在井冈山站住了脚。
1928年4月，实现了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5月4日，按照中央指示合编后的部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会师”使红军力量大增。
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谭震林曾回忆：“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上只有秋收暴动留下的这一点儿力量，将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
所以，“朱毛会师”后，红四军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特别是龙源口大捷，红四军打破了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到1928年夏，五百里井冈山地区已插遍红旗。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继续进行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可以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政治建军的原则，主要是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贯彻落实并丰富发展的，并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得到理论升华。
一是坚持抓部队党的建设。在井冈山斗争中，红四军的党组织建有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特别是连有支部，班有小组。毛泽东非常重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制度，他强调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二是坚持抓民主建设，实行官兵同甘共苦。红军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从抓官兵同甘共苦入手改变旧军队的雇佣关系，落实“三湾改编”确立的军队民主制度。那时以毛泽东和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同大家一样穿两层单衣，一样挑粮上山，一起过着“红米饭、南瓜汤…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红军象一个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三是立足农村建军实际，完善各项纪律制度。在井冈山斗争中，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对内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等情况，毛泽东深感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必须有铁的纪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红军的纪律。在荆竹山雷打石（1927年10月）正式形成“三大纪律”；在遂川李家坪（1928年1月底）正式形成“六项注意”。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5月在闽西又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四是强化政治教育，培养革命精神。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旧军队的习气和农民意识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此，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上政治课、讲演和组织讨论等形式强化政治教育，培养官兵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激励部队的士气。
五、政治建军原则在红军扎根过程曲折经历
催生了解决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古田会议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利用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态势。
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
一是随着部队成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员不断增加，加之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由于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有力的政治教育，从而使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保守、散漫和极端化思想倾向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形成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愈加滋生和蔓延的状况。
二是部分指挥员虽然身为共产党员，却不清楚党究竟应该如何领导军队。“对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存在着“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军事领导政治”等单纯军事观点。特别是从旧军队过来很快就当上干部的一些人，把旧军队的一些思想作风带入红军中，一部分人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
三是当时的党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红军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错误。主要表现为，1929年的中央“二月来信”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认识，要求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在红四军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部队内部议论纷纷，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
四是党内一些干部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5月初，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军事，刚刚回国的刘安恭被中央派到红四军。随后他很快就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不了解中国革命和红军建设的特点，却自视资格和学历甚高，盛气凌人，看不起红四军的其他领导人。他总想以苏联红军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红军。他下车伊始就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横加指责，挑起了关于政治建军原则的争论。他认为，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统统应该废除。刘安恭甚至搞宗派活动，制造朱毛对立的舆论，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极大的混乱。
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围绕着党对军队的领导、政治建军原则等重大问题，红四军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发展起来，并日趋激烈。
这场争论主要涉及政治建军的四个重大问题。
第一，党如何领导军队问题。包括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前敌委员会与军委的关系，实质是党应当如何实施对军队的领导，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
第二，军队的职能定位问题。是偏重军事观点还是群众观点，以及战斗队与工作队、宣传队的关系。
第三，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的关系问题。
第四，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方式方法及职能原则问题。
这场争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前敌委员会时，中央指定的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离开了前敌委员会领导岗位，离开了红四军，去指导闽西地方工作。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的一大曲折，也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中的思想混乱。直到军事上吃了败仗，许多同志才意识到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是正确的，开始转变看法。
这场争论在建军之初发生有内在的必然的原因。
一是红四军内部的矛盾。两支不同渊源的部队，出身不同、风格不同，虽然都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但仍有许多矛盾需要化解，来自旧军队的军阀作风，来自游民阶层的流寇思想，来自不同山头的小团体主义，来自旧思想、旧制度、旧习惯的不良影响，都从不同侧面决定了争论发生的必然性。
二是红军处于初创阶段，军队建设处于探索之中。国民党军队的教训要吸取，苏联红军的经验不能照搬，走自己的路需要摸索。摸索中必然会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不同看法和意见多了，必然会有争论。
三是领导集体中不同经历阅历、不同性格的领导人，由于其不同的素质、不同的关注点也必然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况且，他们都还是处于成长中的党和军队的领袖，在处理工作分歧和矛盾时难免不够成熟。虽然这场争论（实质上是红四军总结政治建军经验大讨论）曾一度影响了红四军领导间的团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政治建设；但是，由于真正暴露了客观存在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模糊认识，而成为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并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议题方向。
六、党中央“九月来信”
支持毛泽东的政治建军思想，
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指明了方向
1929年7月，奉中央之命，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8月下旬陈毅突破敌严密封锁赶到上海。没有携带任何资料的他，全凭记忆用了一周时间，将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写成《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5份书面材料，对红四军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历次战斗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等基本情况，特别是对红四军最近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都作了客观详实的汇报。
中共中央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注红四军出现的党内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由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起草，由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发出（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共9个部分，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全面总结并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政治建军的正确原则，明确了事关红军建设全局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规定，要求对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应以坚决的斗争态度来肃清之”。
来信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和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缺点，明确前敌委员会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要求朱、毛团结合作，从而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并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
“九月来信”，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指出了红军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红军党内围绕政治建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矛盾与争论，加强了红军党内的团结，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支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政治建设的重要理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组织保证。
在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革命家以党和革命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以诚相待，各自坦率严肃地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团结的榜样。
周恩来在催生古田会议中有着“非凡”的作用，他与陈毅、朱德交往已久，感情很深；对毛泽东并不太了解，彼此也没有深入接触过，而且知道毛泽东曾激烈地反对自己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动检讨“二月来信”中的错误，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采取“改组”、“更换领导人”的方式，而是一再强调要支持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领导，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可见，周恩来的思想与言行早已超越了个人情感、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后来，在妥善处理红四军党内矛盾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九月来信”，也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做工作的结果，最终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
对于陈毅对古田会议的历史作用，党史专家傅柒生指出：“历史不可以假设。如果能假设的话，当年陈毅若有一点私念，有没有古田会议，会开成什么样，毛泽东能不能回到领导岗位上，就很难说了。”作为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谭震林，1954年在谈到陈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时也曾感慨地指出，红四军“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陈毅到上海向中央如实的汇报情况并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
红四军军长朱德对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不怀疑，从不动摇。当陈毅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回来后，朱德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先前那些分歧，同毛泽东、陈毅一起，共同承担起对红四军的整顿，全力做好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在落选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4个多月里，毛泽东一边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一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思索中国工农红军的方向。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更是越来越想念红四军和久别的战友，越来越想早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当他看到陈毅的来信后顿时激动万分。于是毛泽东立即重返红四军，表示接受中央“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并向朱德、陈毅当面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同大家一道深入学习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古田会议的筹备工作之中。他连续召集各种调查会、座谈会，与支队、大队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一道揭露存在于红四军中的种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晚上，在前敌委员会机关驻地——松荫堂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起草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决议》。
七、《古田会议决议》的诞生，标志着
毛泽东政治建军原则体系形成并走向成熟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原廖氏宗祠召开。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专题发言，朱德作了军事报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红军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古田会议在团结、民主的热烈气氛中闭幕，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18500字，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的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的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8个决议案组成。其中，“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整个决议的核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贯穿整个决议的主线。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规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解决了红军“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基本问题。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通过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反对单纯军事观点。这就明确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
2、确立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解决了党必须领导军队和如何领导军队的根本问题。每连建立一个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以建立党的领导中枢。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由群众去执行。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成决议就必须执行。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3、明确军队中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军事工作“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强调在组织上，有人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以军队管制政权的道路上，有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4、强调加强党内和红军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了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途径问题。要求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求红军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应当积极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其阶级觉悟，坚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5、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为建立良好的军队内外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明确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纠正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要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在我党创建新的革命军队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一，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稳固的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促进了红四军的发展。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总结了“三湾改编”以来政治建军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红军建设中一系列错误认识，统一了思想，树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良好典范。尤其是第一次在一定范围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在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制定了政治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方法，找到了适应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建军模式，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划清了人民军队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塑成了人民军队所独有的政治特征，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基石和政治工作基础，为新型人民军队定了型。正如1956年10月，罗荣桓元帅在政治学院讲话时曾回忆指出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注重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的建党纲领。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通过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教育，不断开展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保证党和红军内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并具体规定了开展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径。这就从理论、制度和方法上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党的建设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
第四，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探索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道路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精神。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紧紧围绕革命斗争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分析原因、制定办法，是古田会议给我们提供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工作思路。
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红四军。《古田会议决议》报送中央之后，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周恩来欣喜异常地说：“对！我们的军队就应该这么办！”并迅速转发各地红军，指示他们学习贯彻。因此，《古田会议决议》不仅解决了红四军内部争论很久的原则性问题，统一了建军思想，而且经党中央转发，在红军其他部队也得到逐步推广，对全国各地红军建设都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红军的建设。
毛泽东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不断发展完善，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建立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毛泽东建军思想。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支军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线”，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始终“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一直表现出令国内外敌人为之胆寒、惊叹的勇气和力量！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美国人曾这样描述中国军队，“在解放军那里，‘党指挥枪’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在战争中还从未发现一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入过解体。不管这支军队损失如何严重，只要其党组织还保持完好，他们就有抵御能力。”
历史表明，正因为有党的绝对领导、有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使这支部队有着神奇的力量。打败了，又重整旗鼓，愈挫愈奋；打散了，又很快聚集起来，越聚越多。在人民军队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成建制的部队叛变投降，从来没有一个内部野心家的阴谋能够得逞。
我军90年的辉煌历史，是一部按照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亲自制定的建军纲领和建军原则进行建设和发展的历史。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按照毛泽东的政治建军纲领和建军原则治理军队，我军就能发展壮大、从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胜利；背离毛泽东的政治建军纲领和建军原则，我军就会走弯路、受挫折甚至遭受重大损失。而要从挫折中重新走向辉煌，最关键的还是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政治建军纲领和建军原则上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主席对人民军队政治建军原则作了全面的概括：“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是我军的最大优势、最大特色、看家本领，是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最大区别。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作风。”
正因为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主席亲自决策和领导召开“新古田会议”，通过寻根溯源、正本清源，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的问题，树立了我军建设史上一座新的伟大里程碑。
当前，习近平主席正按照政治建军、科技强军、以法治军的强军战略全面治理军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军将沿着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阔步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作者系通信指挥学院教授、军事战略学首席专家、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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