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是怎样应对谣言的？

　　在2025年春晚群口相声《没那么简单》中，一个年轻人帮大爷推车的场景，被抓拍传到网上。这本是善举，却被“评论区三人组”（标题党、打广告的、键盘侠）带偏。相声揭示了自媒体时代，一些人为了博眼球，不择手段、肆意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不良现象。每个人都是谣言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辨别、抵抗和澄清谣言，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必备的生存技能。

　　回顾历史，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面临各种谣言带来的挑战。在应对谣言的过程中，他经受了痛苦，也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智慧。

　　一、1920年年底，毛泽东被造谣说撕毁了湖南省议会的旗帜；他致函省警厅辩证

　　1920年6月，皖系军阀张敬尧及其军队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籍的谭延闿取而代之，成为新任湖南督军。7月22日，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祃，即22日）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谭延闿故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祃电”发表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9月1日，他赶回长沙。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

　　在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经形成后，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却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于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这一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文件于10月5日至6日在长沙《大公报》公开发表。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长沙各界约两万人的市民游街大会。游行队伍冒着大雨，到湘军总司令部要求谭延闿接见，谭向代表满口允诺：“我已允许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办。”游行队伍经省议会时，由于群众对包办“制宪”不满，有人将议会的旗子扯了下来。

　　谭延闿接下了毛泽东等起草的《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1920年11月下旬，取代谭延闿而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是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撕毁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12月3日，毛泽东以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名义致函省警厅，进行辩诬，说：“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在这一次被造谣的事件中，27岁的毛泽东虽然作了辩证和澄清，但这件事对他造成了伤害，使他很累，需要休息一些日子，以恢复精力。

　　二、1922年年底，毛泽东被造谣说成是“过激派”，搞无政府主义；他当面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决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

　　1920年底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在江西萍乡休息时，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1921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等前往。1922年9月，毛泽东和李立三、刘少奇等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罢工胜利后，1922年10月，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6000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11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联合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的说理请愿斗争。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湖南当局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到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1922年12月13日，在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时，毛泽东等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决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工人的要求基本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写文章，披露说理斗争的翔实情况，在12月15日至1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赵恒惕像吞下一个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干练的革命家。如果说在1920年年底面对谣言时，他主要还是被动还击和澄清；在1922年年底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则更多主动地依靠组织和群众，注重策略，争取舆论，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的这种才干积累与智慧增长，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度评价。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三、1928年3月，毛泽东被误传为“开除党籍”，他没有消沉；后来人们看到中央文件，澄清了毛泽东被“开除党籍”的误传

　　之前叙述的两例，都是来自敌人的谣言。有时，青年毛泽东也会受到来自革命队伍内部谣言（误传）的伤害。

　　1928年2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同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根据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撤销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这对毛泽东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动摇，积极担当起师长的职务。

　　毛泽东在队前向指挥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这段话中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源自《论语·卫灵公》。毛泽东使用这一古语，实事求是地说明他当时在指挥打仗上经验还不足。这种不足是可以克服的。克服的方法是像俗语说的“一个好汉三个帮”，靠大家群策群力；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求完全”。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熔铸雅语与俗语，形成了自身颇有感召力的话语。

　　湘南特委命令毛泽东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于是把队伍带到地处井冈山边沿的湖南酃县中村，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在1928年3月下旬与4月上旬之间，部队在酃县中村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了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

　　一个年轻自负的周鲁误传“圣旨”，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毛泽东开除了党籍，这使毛泽东非常愤怒。到了晚年，毛泽东还没忘记被误传“开除党籍”这件事，他说：“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了我的候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由于交通闭塞，又没有文件，传到井冈山便变成了开除我的党籍。党代表当不成了，不是党员，连党组织生活都不能过，成了一个红军队伍中的‘民主人士’。后来才说传错了，不是开除党籍，这才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在另一场合，毛泽东还结合中国历史中一些人物的遭遇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

　　四、被造谣是坏事，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好事；澄清谣言需要当事人自身努力，也需要外界有力支持，《红星照耀中国》是内外结合的经典案例

　　上述这些谣言或误传，一方面对青年毛泽东造成了伤害，使他精神有压力、身体也很累；另一方面，在应对谣言的过程中，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和本领也得到了提升。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洗礼，毛泽东在应对谣言、正面阐明事实上越来越成熟了。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提出：“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这里“谣言”对应英文原文是“false rumors”，直译为“错误的谣言”或“虚假的谣言”。斯诺提请毛泽东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听了斯诺的这些介绍，毛泽东稍微感到意外，人们居然会花时间对自己进行种种猜测。毛泽东同意应该纠正这类谣言。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自述。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除毛泽东自己的讲述外，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西行漫记》）中，也纠正了不少当时流行的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谣言。斯诺的纠正和毛泽东的叙述，形成互补，起到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这种效果背后的原理，借用中国古代典籍《庄子》中的话来说，是“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寓言》），也就是说：亲生父亲不给他的子女做媒；因为父亲夸奖自己的子女，没有其他人的夸奖更有说服力；这不是父亲的过错，而是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偏向。庄子借此说明，人们对于他人的评价，往往更倾向于相信来自外部的意见，而对于亲近之人的评价，可能会因其主观立场而有所保留。这反映了庄子对于人们认知偏见和主观判断的思考和批判。按照《庄子》提示的方法，破除谣言既需要当事人自己依据客观事实主动澄清，也需要外界有力支持。

　　关于如何科学面对谣言（未经证实的消息），毛泽东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不能“道听途说”，而是要调查研究、头脑清醒。孔子曾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在路上听到传闻就四处传播，是一种有失道德的行为。“道听”指的是未经证实的传闻，可能是谣言、虚假信息。孔子非常鄙视嚼舌根的人。随意传播没有可靠来源和验证的信息，不仅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反噬传播者本人。毛泽东重视孔子的这些洞见，强调不要“道听途说”，而是要审慎分析。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指出：“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1958年10月，他强调：“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

　　在中国古代，孔子说自己40岁达到“不惑”的境界，即“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无独有偶，孟子也说自己40岁能“知言”，不为谣言所惑，做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不全面的言语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知道它过分在哪里；怪僻的言语知道它离奇在哪里；躲闪的言语知道它理穷在哪里。

　　总之，如何看待和应对谣言是个复杂课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