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的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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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同志不喜欢斗争，更不善于斗争，遇到事情往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来解决，以为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自己的退让往往换来对方得寸进尺。

　　但教员遇到事情，是喜欢斗争也善于斗争的。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教员就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励志诗，斗争二字成为他的精神底色。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教员又用“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句子，诠释了团结二字的真相。

　　可以说，教员遇事能取得胜利，一生能建立巨大的功业，和他善于斗争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篇文章，看看在具体的一件事情上，教员是如何斗争的。这篇文章就是1936年12月28日写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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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和西安事变深度关联，我们在读这篇文章之前，需要先梳理一下西安事变的背景故事。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老蒋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府、停止内战、释放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这就是名震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杨给延安发电，表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和抗日前途，不知延安方面有何高见？

　　他们这么问，其实就是试探延安的态度，看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

　　国民党内部分化了，延安当然是欢迎的。

　　于是教员和同志们开会决定，承认西安事变是革命性的，并建议张、杨以西安为中心组建西北抗日前线，然后揭露老蒋的错误、安抚黄埔系和CC系，推动国民党元老派和欧美派赞成西安事变，最后再联络英美两国，取得国际承认。

　　随后，周副主席亲赴西安会见张、杨，教员也建议张、扬将东北军调到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调到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则留在庆阳、固原一线，牵制胡宗南、关麟征等部。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西北局势将大变。

　　但就在教员和同志们排兵布阵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召开会议，决定剥夺张学良的一切职务，由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各军，并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处理南京国府的各项重要事务。

　　何应钦是老蒋之下的黄埔第一人。

　　汪精卫是当时仅次于老蒋的政治领袖。

　　他们两人开始接管南京国府的军政事务，意味着南京国府的两派势力，已经开始谋划取老蒋而代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美龄和孔祥熙立即走到前台，要求和平营救老蒋，李宗仁（广西）、白崇禧、李济深（广东）、刘湘（四川）、余汉谋（广东）、何健（湖南）等人不愿意汪、何得势，也公开通电要求政治解决西安事变。

　　此外，苏联的斯大林也不支持处理老蒋。

　　老蒋见到众多军阀支持，态度便逐渐强硬起来，而张学良见自己有些孤立，也失去了持久博弈的耐心，最终在12月25日，双方达成协议——

　　老蒋以所谓的“领袖”人格保证，不做书面签字，但回南京以后逐条执行八项主张。

　　张学良则没有通知任何一方，直接决定释放老蒋，并亲自陪他回到南京。

　　西安事变至此结束，其他各方都得到想要的结果，唯独延安方面，现实结果和战略计划不相匹配，成为被动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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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蒋以“南京国府领袖”的身份被麾下将领扣留半个月，不论他们达成了什么条件，这件事本身都会对老蒋的威信、权威、地位造成严重打击。所以回到南京以后，老蒋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新构建西安事变的逻辑，将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叙述，尽最大的可能挽回自己的面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26日老蒋回到南京，随即便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

　　仅从标题来看，“训词”两字就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意味，是领导对部属的命令，而不是西安事变时几方势力的平等谈判。

　　可以说，老蒋重新构建西安事变的逻辑，从标题就开始了。

　　紧接着，老蒋在文章开篇写下这样两段话——

　　“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中国向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於尔等勇於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老蒋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说自己没有向张杨妥协，标榜自己的坚定意志和人格魅力，并强调自己和张杨的上下级关系，重建南京国府体系内的政治秩序。

　　与此同时，老蒋也是否认执行八项主张的口头承诺，事实上推翻了西安事变的谈判成果。

　　对于这种歪曲事实的文章，教员根本不能忍。

　　12月28日，教员便写下《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开始批驳老蒋的文章。

　　关于上面两段话，教员针对性的写道：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

　　“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教员的这两段话，明确无误的告诉全国人民，老蒋接受了张杨的抗日条件才得以回归南京，并不是张杨被老蒋的精神感召后将其释放，而且老蒋已经下令撤离军队，承诺不再打内战，以后再发生内战，都是老蒋的责任。

　　此外，老蒋的这篇文章丝毫没有诚意，说明他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信用。一个没有信用的领袖，还能是领袖吗？

　　短短两段话，教员就撕破老蒋的伪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拿到了此次博弈的主动权。

　　这就是一针见血。

　　这就是斗争。

　　4

　　老蒋的文章不止于此，教员的批驳自然也不止于此，他们两人的交锋，大致还有三次。

　　第一次是关于公私论的。

　　老蒋说：

　　“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之手草之各种建国计画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

　　老蒋在西安的时候，明确拒绝在八项主张上签字，只愿意口头承诺，根本原因就在于，签了字就留下证据，以后无法反悔，不签字就没有事实证据，以后就有很大的转圜余地。

　　由此可见，老蒋在日记、电文、手稿里只谈公事不论私情，极有可能是故意为之，目的就是营造一种“大公无私”的形象。

　　现在他在文章中说这样一番话，其实就是利用没有签字的优势，回避给张杨的口头承诺，转而强调以前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不需要更改。

　　这一点，教员是非常清楚的。

　　于是，教员直接在文章里，把老蒋承诺张杨的条件公布出来，让全国人民看到并实施监督——

　　“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中考察之。”

　　把老蒋给张杨的承诺公布出来，便是揭示老蒋的底牌，让老蒋没有回旋的余地。

　　以后遵守承诺，只是分内之事。

　　以后不遵守承诺，便进一步丧失信用。

　　无论老蒋怎么做，都是处于下风的，在政治道德方面，他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地位。

　　第二次是关于“反动派”概念的。

　　老蒋说：

　　“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於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趁机构害之祸心。”

　　西安事变明明是张杨两人不满内战而发动的，可在老蒋的叙述中，张杨受延安的“反动派”蛊惑才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出于本心，有错误，但可以原谅。

　　而老蒋本人是没有错误的，纯纯受害者。

　　西安事变的发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我老蒋太好、反动派太坏了呀。

　　老蒋想给自己和张杨都找个台阶下，但他的叙述逻辑是转移话题、混淆概念，要想批驳老蒋，就得说清楚谁才是反动派。

　　于是教员写道：

　　“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教员把西安事变的背景、人物、势力都拉进来，深层次阐述西安事变。如果老蒋认同，那他就是人民的公敌，如果老蒋不认同，他又无法解释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进而无法重构西安事变的叙述逻辑。

　　无论怎么选，老蒋都是进退两难。

　　那反动派到底是谁呢？

　　教员认为，真正的反动派是借机夺取的汪精卫和何应钦。

　　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老蒋也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所以你才能回到南京，而真正要害你的人就在南京，你自己留点心吧，不要不知好歹。

　　第三次是关于如何正式结束西安事变。

　　老蒋说：“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这又是一段模棱两可的话。

　　说是请中央妥善处置，但谁不知道，你老蒋就代表中央？老蒋这么说，其实就是安抚张杨，防止他们的军队开启战端，等到老蒋处理完南京的事，和国民党各派系达成共识，他便可以集各派系之力压倒张杨。

　　很明显，他准备以不光彩的手段结束西安事变。

　　为了批驳老蒋，教员用刚中带柔的态度，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蒋氏倘能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

　　之所以说教员的态度是刚中带柔，是因为教员的这段话既彰显了我党在抗日方面的政治道德，又起到逼蒋抗日的作用，最后还传递了愿意和老蒋统一战线的信号，可谓是一石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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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教员在文字层面向老蒋发起的斗争，通篇来看，教员的笔锋异常犀利，斗争策略也非常高明。

　　归结起来，教员的斗争策略有三——

　　摆事实讲道理，抓住对方的漏洞，然后用铁一般的事实撕破对方的伪装，让对方无从辩驳，从而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公开论战，把那些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也囊括进来，起到旁观监督的作用，只要对方再露出破绽，就失去旁观监督者的人心，他们自然会站到我方一边，到时候便可以集合众人的力量对其穷追猛打。

　　理清楚我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对方有偷换概念的狡辩行为，便立即根据我方的目的重新解释概念，将对方拉回我方的战场，进行主场作战。

　　三条策略都是堂堂正正的阳谋，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成分。

　　我们平时遭受恶意排挤、与人书面论战、和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这三条策略进行斗争，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