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学界的划分，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这一时期，从历史形态看，实际上又历经了三个明显的阶段，即：中央苏区反“围剿”阶段、中央红军长征阶段、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至全国抗战爆发阶段。
在《毛主席军事战略艺术》（1）（2）两文中，我对中央苏区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两个阶段的毛主席军事战略艺术进行了粗略研究，本文对第三阶段，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至全国抗战爆发阶段的毛主席军事战略艺术进行探讨。
细读这段历史，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阶段。那么，这一阶段毛主席军事战略艺术是怎样的呢？本文以为可归结为这样三句话：“发展巩固陕甘苏区，猛烈发展扩大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时今，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进入陕北根据地，好像就立马换了一番天地，一切皆好起来了。实则不然，客观现实恰恰是它的反面，面对的是内外交困，几乎山穷水尽的危局。简要地说，主要面临如下严重问题：
第一，军事形势严峻。扼要归结大致有以下四点：一是红军兵力锐减。经张国焘分裂后，中央红军出草地时，只剩约6800人，加上陕北的红军共约万余，枪弹、重武器极度匮乏。二是敌军环伺。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约三十万，沿渭河、陇海线和黄河构筑封锁线，准备对刚到陕北的红军发动围剿，红军随时可能被合围聚歼。三是战略回旋空间狭小。红军被压缩在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长约数10公里的狭长山区，交通要道及黄河渡口均控制在国民党军手中，机动余地极小。四是缺乏稳固后方。除瓦窑堡外，其余县城与集镇均为国民党军据守，红军几乎天天处在战斗状态。
第二，物资与财政极度困难。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财政已口袋见底，连急需的冬装、药品都无力采购，被迫向先期到达的红15军团借2500大洋应急。红军的军工、医疗体系俱无，无兵工厂，无后方医院，枪坏不能修，伤病员不能医，战斗力恢复受到影响。而当地贫瘠干旱，沟壑纵横，可耕地少，正常年景亩产仅20~25公斤，整个陕甘苏区人口稀少，仅40~50万人，1935年又逢大旱，群众自己都半年糠菜半年粮，红军的兵源、粮源、被装、住房都无从补充，时节迫近冬季，部队仍着单衣、草鞋，缺粮缺油缺盐，伤病号大量增加，饥饿与寒冷随时可能拖垮队伍。
第三，政治危机压力加剧。当时陕甘根据地实施错误肃反，刘志丹，高岗等党政军骨干被扣押，红军内部人人自危，若中央晚到几天，根据地可能自我瓦解。当地群众基础薄弱，老百姓对初到的南方红军缺乏了解，加之长期战乱，观望甚至逃避现象普遍。民族危机空前，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平津岌岌可危，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红军若不能迅速立足，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国民党强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介石把红军抵达陕北视为最后围歼良机，不仅调重兵加强军事围堵，还在全国舆论上更加抹黑共产党。
总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进入陕北时，面临多重绝境，兵少粮绝，敌众我寡，天寒地冻，内忧外患，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打破围剿、解决给养、稳定内部，就成为了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
这样的一种形势，实质说，无异于是重打锣另开张，又如是初上井冈山。
毛主席对此种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政治局和各种军事会议上，多次阐述在西北建立革命的大本营，消灭敌人，发展苏区，扩大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主席的主张，确立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总方针，实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利用日本推进侵略中国引发的中日民族矛盾，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这样，“发展巩固陕甘苏区、猛烈发展扩大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了党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共识。
从当时情况看，贯彻这一军事战略，摆在全党全军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生存下来。要生存下来，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要有地盘，能展得开。二是要有实力，能消灭敌人。这两条没有，就没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就没有实现统战的价值，进而也就奢谈统一战线和抗日。因此，毛主席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要猛烈发展扩大红军，把扩大红军作为重中之重。
这显然是抓住了症结核点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没有强有力的红军队伍，就不可能扩大地盘，没有队伍和地盘，你就没有话语权，也不可能被人认可和与你结成统一战线。
而要破局，打开局面，发展红军，扩大苏区，在如何确定实施的方向与途径上，更是显示了毛主席超凡的战略筹谋能力。他透彻分析了向南、向西、向西北发展行不通的条件，力排众议，否定了“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与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或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的战略策略观点，主张东征山西，以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达到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的目的。
对于东征，毛主席是有着胜利把握的。他以哲学的视野，分析了阎锡山的4个优势和5个弱点，对比了红军的6个长处，确定了正确的战役方针。你看这道道啊，阎锡山的弱点多于他的优势，而红军的长处又多于阎锡山的优势，以这样的视野把握红军和晋军的优劣差，作战焉有不胜呢？
历史证明，毛主席的战略策略主张和利弊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是破局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关系天大，能不能筹得给养、扩大兵员，是直接关乎着能否打破陕北危局的一招。一项讲究“慎重初战”的毛主席，亲自统帅，于1936年2月18日开始，至5月5日全部结束，历时75天，完满完成了东征战役，取得了超预期的巨大胜利，共歼灭敌人约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挺），炮20余门，扩充新兵8000人，筹款30余万元。这里可以对比一下，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张口向徐海东借2500元，可见穷到了什么程度，而这一些就筹措到了30万元，简直就是一笔巨款。这次东征，更是取得了渡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战略性胜利。兵员扩充了；给养解决了；围魏救赵，扩大了陕北苏区；新耕了山西，为全面抗战进入山西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华北及全国，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胜利，也证明了毛主席东征战略决心的完全正确。如是其他主张，不仅征不得如此的兵员与给养和经费，发挥不了如此巨大的全局影响，且还可能自投罗网招致巨大损失。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毛主席提前看清了经营山西，是以后抗日作战“必不可少的”战略动作。正是东征对山西的新耕，为全面抗战进入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做了铺垫。这就是了不起的军事战略艺术。
在东征取得巨大胜利，已再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出现有利时机时，毛主席及时做出结束东征，西渡黄河实施西征的战略决策，然后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实施西征战役。
西征的目的，除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扩充红军兵员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创造条件。
西方野战军的西征，在1936年5月至7月底的两个多月的作战中，给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很大打击，除杀伤大量敌人外，还俘获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产，为随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征和西征两次战略性进攻战役的胜利，基本稳住并打开了陕北局面。同时，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转圜下，终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紧随其后，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发起并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团结战斗的第一次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大振了我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作用。
研究这一段历史，从军事的角度，不能不说到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恶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破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计划，致使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终止。他反复横跳，干扰破坏前敌总指挥部海打战役部署，致使海打战役失现，进而遭遇敌割断我红军主力同红军河西部队的联系，最终造成了西路军的重大损失。
对于张国涛，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这虽然不在军事战略艺术的讨论范畴，但至关重要，就是，没有毛主席的统御和高超智慧，其他人是无法战胜张国焘的，进而也不会实现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共产党或将陷入另一种的危亡。这是毛主席又一次挽救党和红军与中国革命。
对于共产党和红军来说，这个阶段的生存发展是极难的。而这样的一个局面就压在毛主席的身上，这是从遵义会议就开始了的。一切大政方针，一切策略措施，盖出自毛主席。他是无畏的统帅，为确保开局作战的胜利，亲自统帅已是十分疲惫的红军部队东征。要知道，这关乎着存亡啊，一个不慎，就可能又会陷入万般的绝境。他是英明的统帅，对于整个红军的指挥，哪个部队在哪里部署，哪个部队主攻或配合，什么时间打，什么时间撤，什么时间休息，什么时间训练，他通盘考量、通盘措处，算无遗策，作战胜利，苏区恢复扩大，红军队伍快速发展。
而毛主席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艺术，我以为最精彩的要算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客观的说，从当时情况看，发展红军，扩大苏区，无疑是最紧迫、最要紧的任务。但这个对外来说，就不免会遭到国民党和地方的联合反弹压制，这就是，你越想猛烈发展，敌人就会越猛烈反制，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对外对内的粘合剂。它是一个破局的战略抓手，既是共产党和红军生存发展的抓手，又是化解敌对力量、联合中间力量的抓手，更是彻底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的抓手。
历史的看，也正是在这一战略的粘合下，红军的扩充，苏区的扩大，才更加顺应了民意，得以有效实现。例如，张学良让出延安给共产党，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达成抗日默契等。
在毛主席的心中，“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他牢牢抓住日寇侵略中国这一民族主要矛盾，科学分析国际和全国形势的特点与苏区当面情况，把一致抗日作为党和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艺术地处理了红军既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打破他们的围困和进攻，又要为实现巩固扩大苏区，壮大红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做不懈的斗争。
这是何等的精妙啊！既要，又要，还要，另要，在瞬息万变的极其复杂的事物态势中，洞若观火，预见未来，高智商的处理各方利益和矛盾，恰到好处的精准发力，在夹缝中战胜敌人，在夹缝中克服困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在夹缝中求得发展，这就是毛主席的军事战略艺术，谓是独创的艺术精品。
作为后来人，我们再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是这样的顺口和轻松。而其实那是一件极难的事情。那时的共产党和红军，与执政的国民党和正规军来说，地位和实力又如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完全是一个不对称的量级。没地盘，没兵力，没财富，被围困，被封锁，被污名，要冲破“牢笼”，谈何容易呀！
可话说回来了，有了毛主席，这事就在困难中一步步前进了。
毛主席亲自领导统一战线的建立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口号的提出，时机的把握，顺序的实施，如何对东北军，如何对西北军，如何对中央军，如何对地方军阀，如何对蒋介石，如何对国民党中央，如何对哥老会，如何对俘虏，如何对地主，如何对回蒙少数民族，怎样接触，怎样对待，怎样讲话，怎样表态，谁对谁做工作，万般信息归集与处理，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请蒋抗日，使得抗战能量不断叠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击破日寇和“讨逆军”内战阴谋，终现和平统战抗日新局面。
1936年7月15日，毛主席在延安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注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1]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一时期毛主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历史经验，对当今及以后的政治博弈有着永远的借鉴意义。
结语
这一时期毛主席军事战略艺术，“发展巩固陕甘苏区，猛烈发展扩大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造化了永载史册的伟大历史功绩。史料记载，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苏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总数已发展到7.4万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支（挺），陕甘宁苏区的范围，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临固原，东到黄河，总面积约12.96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约200万，共设置了36个县和一个特别区，加强了政权建设，采取了鼓励工农业生产的措施，增办了许多文化福利设施，使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复苏，红军和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注释】
[1]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8页。
2025年9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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