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有两个非常尖锐的历史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出公正的回答。这两个历史问题，分别是怎样认识毛主席1940年10月底11月初关于局势判断对党内和共产国际的表示、怎样认识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后的善后工作。以往相关专题研究中，不乏只拘于表面条文字句、脱离当时历史环境、偏离政治谋略角度，以至于夸大别人的正确太多、将毛主席的正确污蔑为错误的非毛、贬毛倾向。
逄先知同志指出：“比如对党和党的领袖进行造谣诬蔑的，就要澄清，不能怕‘炒热’而置之不理。人家早就把谣言炒热了。谣言不胫而走，搞得沸沸扬扬，以讹传讹，信谣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就不能以怕‘炒热’而束缚了自己，就要理直气壮地拿事实进行辟谣。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收到好的效果，谣言销声匿迹。”（《关键在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这是本文的宗旨。
一个历史问题，就是怎样认识毛主席1940年10月底11月初向党内和共产国际发出的关于形势判断的表述。
1940年10月2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即‘皓电’），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即‘中央提示案’第三项所规定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区）。”（《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16—217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这与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完全困于前有日封锁、后有蒋合围的“铁桶”、“夹缝”之中，打出要挤死我们革命力量的明牌无异。国民党这种全面性的严重恶行，在抗战以来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了抗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1940年10月底，毛主席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国民党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1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同日，主席再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1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0月29日，主席进一步指出：“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19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之后，11月3日，主席致电彭德怀，表示：“蒋已令汤恩伯率十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率五万人向皖东进攻，判断其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纵深封锁线(边区周围的封锁线是五道)，第二步配合日寇夹击消灭我军，中日妥协与日蒋联合反共的危险是严重的存在着,虽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投降是主要的，目前作此种估计甚为必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6页。）11月4日，主席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也表达了相同的含义。主席对党内同志和共产国际都表示：蒋介石有投降日本与继续亲英美、抗日两种可能，但是对当时的中共来说最有必要的主要估计是最困难最黑暗的估计——蒋介石降日。主席当时为什么专门对党内和共产国际做出这一表示？这实际在战略上是很有必要的。
一方面，蒋介石方面确实动摇、有勾结日本的证据——这是抗战以来蒋介石表现最反动时期的开始。1940年，蒋介石曾希望以满洲的局部投降与华北、长江下游的半投降换取中日停战、国民政府与日本联合反共。日本方面的意见：“第一条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在恢复和平后)，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的独立及领土的完整。又不干涉其内政。”“第二条中国要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的同时，发表此项声明。”“第三条日华两国为了实现共同防共，缔结防共协定。其原则及内容以及日本在内蒙与华北若干地区，在一定期间内驻扎所需军队的要求，将以秘密条约缔结之。(本条款在恢复和平后协议之)。”“第四条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应取得日华经济合作的实效。关于华北重要资源，中国对日本应提供便利，共同进行开发(中国自然处于主人地位)。”（今井武夫：《桐工作》引“备忘录”资料。）国民党方面基本表示同意。国民党方面的“和平意见”中包括：“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第二条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包括在第三条范围内）”“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第四条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今井武夫：《桐工作》引《和平意见(中国委员)》原文。）可见，国民党政权基本接受了日本备忘录的侵略要求。后来，由于日方坚持国民政府必须公开承认“满洲国”，会谈暂时中止。1940年10月4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了伪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的任命提案:‘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唐生明是奉蒋介石之命派遣到南京的。”（《蒋介石年谱》，第283页。1995年版）蒋介石不仅勾结日本，而且大肆反共，向中共提出了无理要求：“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皓电,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移至黄河以北。”（《蒋介石年谱》，第283页。1995年版）可见，蒋介石设想过以国民政府向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局部投降与华北、长江下游方面的半投降为代价换取国民党、日本联合反共的利益——这件事确实存在。
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中共的利益所决定的。主席在11月3日表示：“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着，就不会重踏陈独秀的覆辙了。”（《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2-22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可见，面对蒋介石当时确有勾结日本的举动、面对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国民党集团严重反共的局面，结合第二次王明路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过分吹捧蒋介石的“右倾翻案风”遗毒在党内还未根本清除的情况，毛主席没有理由不在党内吹“黑暗风”、引导全党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烘托出全党应对最黑暗局面的氛围。主席坚持防患于未然、让全党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在战略上是完全必要的。
毛主席对党内和共产国际表示要以估计蒋介石投降为主要局势判断出发点的同时，做出的对蒋政策也以尽可能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捍卫统一战线为目标。所以，中共对外也没有公开宣布要与国民党决裂。正如主席11月3日所说：“目前中心问题是反对投降反共的具体策略问题”（《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6页。）“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以上估计速告南方各省党部及党外人员。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也正如主席11月4日所说：“现在我们在全国加强反对向日本投降和反对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9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围绕这一目标，毛主席确定了政治上攻势——对反共与投降主义发动政治攻势。所以主席指出：“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2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内部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全党才以最强的政治上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攻势。可见，主席对外并未表示决裂，恰恰是坚决反对决裂。另一方面，主席在军事上对党内和共产国际也做出了两种表示：一是军事上防御，不打第一枪。主席对彭德怀说：“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对反共军只在我之根据地附近加以反击,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蒋投降面目为全国了解时再向彼后方反攻，如采取此方案，则目前我调五万人南下即够，我主力仍坚持各抗日阵地。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的一个方面是有利的，即可以剥夺蒋的政治的借口,但在政治的另一方面是不利的,即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在军事上是不利的，因为待蒋纵深重层封锁线完全成功后，我军必遭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7页。）主席对党内和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军事上采取攻势，预防蒋介石和日本蓄谋联合“围剿”，打到外线，以免兵力大规模损失。主席表示：这样在军事上有利于避免我军遭到夹击，在政治上又是存在不利因素的：“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上一个方面是不利的,因为给蒋以政治资本，在政治另一个方面也许有利，因为可能制止投降(但不一定)。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夹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性可减少)。”（《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7页。）主席还询问了彭德怀的意见，并没有下外线出击的决定。主席给彭德怀发这封电报，不无在党内全面吹“黑暗风”、实现全党加紧提防蒋介石而不对其幻想之意——提出政治上军事上的全面警惕与准备，才能让全党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抵制“右倾翻案风”，这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对于军事上攻势在政治上的代价，主席是深刻认识的。所以，主席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在日本人和蒋介石联合进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军事措施,那就无法防止他们的进攻,而我们的阵地就会很危险，但要提防的是,如果我们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那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必然指责我们破坏抗战。其结果可能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彻底决裂。因此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并无好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9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席还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但最后的决定还没有作出。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解决不好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特向你们作出通报并请尽快作出指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98-9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实际上，主席这一电报大有深意：主席对外从未宣称要与国民党分裂，并坚持对外表示捍卫统一战线与反对分裂。但是，主席偏偏要对共产国际做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表示，就是在对苏联施加压力、让苏联感受到中国内部的紧张，迫使苏联为了他们自己远东大后方的安全稳定也要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促使国共联合抗日——这就是“借力打力”最佳方法。
主席对外不仅从未表示分裂，甚至加紧政治上的反分裂攻势。11月6日，主席致电周恩来，表示：“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有这种时间。”（《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4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1月9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攻势、全党也充分估计了蒋介石的反动之后，眼看氛围、火候烘托到了，主席起草的、回复何白“皓电”的“佳电”就正式发出。为配合“佳电”军事妥协、主动向国民党展现团结诚意的政治立场，主席在同日致电周恩来，表示：“又‘佳电’所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5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0日，主席致电叶挺、项英，表示：“叶挺见顾祝同时，请要求顾电蒋介石，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6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之后不久，随着政治攻势取得巨大成效，毛主席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确切情报——蒋介石虽然顽固反共，但是现在不会降日。11月12日，主席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提出加强政治攻势、进一步巩固政治攻势成果：“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6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同日，为进一步展现中共的诚意，主席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陈毅，董必武，指出：“你们应向各方宣传上述军队准备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如果打响，就是大规模内战，鹬蚌相争，只使日本人渔人得利。目前苏北业已和平，如又发生战争，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衅由彼启，我们不能负责。你们应向各方奔走呼号，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而奋斗”（《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6-227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3日，主席连续致电彭雪枫、彭德怀。为配合“佳电”政治战，主席指出：“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兵力上除陈、罗调动一部外，华北各部暂不调动。另在重庆及各方进行统战活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地位，并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这种可能性还未丧失。”（《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7-22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4日，主席致电周恩来，表示：“根据七日中央指示及朱彭叶项‘佳电’所取政治立场，军事上亦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政治攻势取得功效——特别是已经对国民党发出占据政治主动的“佳电”并取得新的情报之后，主席为配合“佳电政治战”，对全党提出进一步要求——军事上取完全守势。军事上取完全守势并不等于主席放弃了曾经应付最黑暗局面的决策，而是主席为全面应对“佳电”发出后的政治大局做出的符合实际的决定。之前主席向全党放“做好军事上攻势守势两手准备”的“黑暗风”，为的是让全党根本抵制幻想蒋介石大发慈悲的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这时主席为了服务“佳电大局”，决定让全党绷紧弦同时进一步强调配合“佳电”的军事守势的重要性，也是符合实际的。
11月15日，共产国际还没有对国民党的真实态度做出最终判断。于是，季米特洛夫致电毛主席说：“鉴于问题特别复杂,我们只有在研究一些重要因素之后才能给你们作出答复。你们做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0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直到11月25日，季米特洛夫才最终发出了关于国民党不敢投降日本的电报，表示：“至少不能像你们认为那样:蒋介石已彻底决定向日本投降。相反，有材料指出,尽管他通常摇摆不定,但还没有下决心走这条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02-10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电报还分析了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原因，并劝中共不要对国民党进攻。但是，正如前文所讲：毛主席从未公开宣布过要和国民党分裂，偏偏对共产国际说要以估计蒋介石投降为出发点，明显是在给共产国际制造紧张气氛，进而让苏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这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国际得到新情报、综合新情况之后做出的国民党不会投降的判定，不仅比毛主席11月12日给周相的电报晚，且有“事后诸葛”之感。
为了联合共产国际对抗蒋介石、争取国际支持，主席回电对季米特洛夫的观点表示了同意。11月30日，毛主席在给季米特洛夫的回电中指出：“日本和蒋介石暂时还没有达成真正的一致。大资产阶级亲欧美派和大资产阶级亲日派之间、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资产阶级之间都有矛盾，民族工商资产阶级不赞成投降和打内战。极其反动的大地主和中等进步‘绅士’之间有矛盾。广东、云南、四川、热河等省拥有实力的地方集团同蒋介石也有矛盾。以白崇禧和何应钦为首的两个集团已经完全投降蒋介石,一致反共。而像冯玉祥、孙科、于振瀛、卫立煌等国民党左翼首领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与战前相比,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大大削弱,蒋介石的财经状况非常困难。1941年的财政预算规定支出为750亿,而收入仅为5亿。这等于破产。物价飞涨,原一担米(约140俄磅)10中国元,现在是100中国元。国民、政府职员怨声载道,极为不安。英美虽然主张限制中共,但不赞成打内战。蒋介石很怕苏联支持中共。因此蒋介石在未向日本投降之前不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1.对我们采取温和态度，我们就准备作出一些不大的让步,如从长江以南地区撤出军队,其目的在于争取中间派,也是为了不给内战挑拨者提供借口......准备实力，一旦蒋介石发起军事进攻,要实行坚决自卫的政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比两封电报来看，毛主席对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判定和原因分析，比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更深刻、更透彻、更具体、更明确。但是，对苏联施压是毛主席的精明政治手段。主席如果不对共产国际这么说，就无法达成制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紧张气氛、让苏联为了他们自己远东大后方的安全稳定也要以最大的积极性对蒋介石施压的战略目标。主席即使服从“佳电”大局之时，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在党内吹“黑暗风”，以保证全党对蒋介石不抱幻想。11月29日，主席指出：“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34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这就是毛主席决策的正确所在。
综上所述，在1940年10月到11月——在抗战以来国民党集团表现最为反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的开始阶段，毛主席对外从未宣布过要与国民党决裂。毛主席对内吹“黑暗风”，则是为了让全党不对蒋幻想、抵制“右倾翻案风”；毛主席对共产国际制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氛围，则是为了给苏联施加压力、实现借力打力——这就是政治谋略家毛泽东的高超政治手段，是最符合中共战略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之后毛主席在11月30日对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原因分析，也比共产国际的原因分析更为深刻、透彻、具体。在对1940年形势的判断和决策的选择上，毛主席丝毫不需要任何外部势力的“犯颜直谏”，与“秦始皇即兴发兵20万灭楚”“曹操冒险于赤壁之战”完全不是一会事儿。
另一个历史问题，就是认识皖南事变后毛主席的善后工作的问题。
皖南事变标志着蒋介石在抗战以来的反动、罪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严重程度。所以，皖南事变后，毛主席一度再次向全党提出准备蒋介石与中共决裂、做好最黑暗最困难准备。主席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做全面大反攻。”“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6页。）主席这里说的“军事反攻”只是准备反攻、做了基本的准备性的“规划”，并无任何具体的战役反攻部署，还强调了要他们“待命”。可见，主席为的是在这一时期吹“黑暗风”、让全党提高警惕、不对蒋介石抱任何幻想——这恰恰体现的是他根本抵制右倾翻案风的深谋远虑，而非“头脑发热”。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向毛主席提出这一建议：“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0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实际只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理解了主席指示的深层含义，而非犯颜直谏。于是，毛主席后来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实施的时候仍然非常讲究火候、强调要做最困难的攻势准备，使全党紧绷着弦而不对蒋介石抱有丝毫的右倾幻想。主席的决定是对的——吹“黑暗风”就要吹得全面——政治上军事上都吹“黑暗风”，才能吹得像。
公开政策上，主席当然继续坚持反对分裂、不主张宣布分裂。1月20日，毛主席向国民党提出12条意见：“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席指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3-264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月29日，主席向周恩来指出：“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6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席精准把握着绝不公开宣布破裂这一尺度。军事上，主席则一直在放“做军事攻势准备”的“黑暗风”：一方面要求全党绷紧弦、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另一方面配合下文提到的中共对共产国际施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压力的战略需要，同时极其严格、审慎的要求彭德怀等指战员只准备、待命而不出动。这是当时最符合中共实际利益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翻遍《毛泽东年谱》的抗日战争卷，我们就知道主席在皖南事变后对国民党从未公开提出要主动宣布决裂，并坚持以对外不宣布决裂和尽可能维护统一战线为口号。但是，主席又灵活而熟练地使用了之前成功运用的烘托氛围与借力打力的政治手段。如前文所说，主席要求全党做好应对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比之前说得更重。例如主席在1月20日表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2—26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并向全党表示不怕破裂、合作已无大意义、这样的破裂反而“有好处”，使全党对蒋保持最高警惕——同时绝不公开向蒋介石宣布决裂。另一方面，主席为争取苏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亲自给共产国际制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一巨大压力。1月14日，“崔可夫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到江北后如蒋继续逼你们北上，可提出鉴于皖南事变；江苏境内国民党军须全数离境作为安全北上的条件；江南视情况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在民间’。还说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告毛泽东，并就崔可夫要求将我国内情况特别是国共关系随时通知事请示。”（《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1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眼看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如此急切，毛主席发现了巨大的借力打力的时机。于是，对外从不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决裂的毛主席向共产国际发了连续数封不怕与国民党决裂和与准备国民党决裂的电报，使得感受到远东地区极端紧张的苏联也不得不屡次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做了很大的让步。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感受到毛主席的政治手段确实高超。
按照当时的实力对比和需求对比，本应是我们中共求助苏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然而，毛主席向共产国际发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通牒”之后，搞得生怕中国内乱影响其远东大后方安全的苏联更加需要中国内部的统一战线、不得不以其强力迫使蒋介石妥协——这就变我们求别人帮忙成为了别人不得不为其自身也要主动帮我们忙。“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毛泽东传》：《第24章、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们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的这一政治手段是当时最正确、最能让苏联以最大积极性向蒋介石施压的政治手段。他精准把握了蒋介石和苏联的心理，不仅调动了蒋介石，而且调动了苏联，不仅得心应手指挥了敌军，而且得心应手地指挥了友军。2月4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全文如下：“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3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关于不能国共以破裂为出发点的建议，是早在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就向毛主席提出的“捅破窗户纸”的建议，而且毛主席早就知道、无需任何人提醒——所以他也并未公开对国民党主动表示愿意决裂。毛主席对党内吹“黑暗风”、对共产国际放“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一“重磅炸弹”，也是最符合中共利益需求的选择。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错误的一面，就是丝毫没有提出中共应该采取政治上的攻势、丝毫不提斗争才能求团结，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主席对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做出了回复：“您的来电收悉。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但是达到团结的方法在于，必须改变我们对蒋介石向我们施压的态度。我们越坚决,蒋介石就越有可能作出让步,我们越对他作出让步，他就越会进攻,那时决裂将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或者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我们认为,国共分裂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对蒋介石采取软的态度,那肯定他将继续进攻,如果我们在军事方面遭到失败,那就有分裂的危险。而如果胜利了,那他就会知道进攻我们的困难。这是一个不止一次得到验证的规律。”（《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50-15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主席为了联苏抗蒋，当然要在共产国际放话后尽可能注意和他们保持一致。但是，毛主席显然是对季米特洛夫只提团结不提斗争表示不满，所以特意强调了政治攻势的意义。
随着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治攻势斗争逐渐取得胜利，毛主席在3月25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一句话,周围是一片停滞状态。再过两个月，欧洲战事展开时,南海形势将会紧张,那时蒋介石可能被迫同我们妥协。蒋介石是个大骗子,但他胆小如鼠。他确实是欺软怕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8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浙大历史教授桑兵在他的研究中认为：“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判断比共产国际更加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在尘埃落定、胜利在握时,于3月25日电告季米特洛夫:‘蒋介石是个大骗子,但他胆小如鼠。他确实是欺软怕硬。’不无向共产国际争胜之意。”（桑兵：《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浙江学刊》2024年第5期）笔者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综上所述，在抗战以来蒋介石最嚣张反共的时期，为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毛主席采取了最准确的政治手段——在中共内部吹“黑暗风”以反根本抵制对蒋介石存在幻想的“右倾翻案风”、对国民党不公开主动宣布决裂又发动政治攻势、对苏联施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压力使其不得不对蒋施压——从而实现借力打力。在最终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斗争求团结、以政治攻势强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与中共团结的政策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存在片面性、存在右倾错误的，这也是毛主席后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不无与共产国际争胜之意的原因。毛主席以他精妙的政治手段，几乎将敌我友全部掌控于股掌之间、使他们无一不主动或被动的按照对中共最有利的方向行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功渡过了一次危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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