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绪武：毛泽东论孙中山的目标指向和历史价值

　　【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了第一次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多次论述孙中山，其中以全民族抗战时期为最多，1927年4月至1936年6月则几乎中断。这同中国革命情势需要关系紧密，体现出这样的目标指向：大革命时期，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抗日战争时期，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抗战胜利前夕及新中国成立前后，强化中共领导权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为客观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提供遵循，为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树立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多次论及孙中山，评述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构建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指导。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毛泽东关于孙中山的重要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论孙中山的基本文献

　　梳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发现，孙中山是毛泽东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同样，中共党内谈论孙中山最多的领袖人物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相关论述，无论是内容还是数量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概括而言，毛泽东论孙中山的文献丰富、类型多样、数量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共有73篇，详见表1。

　　从表中可见，毛泽东论孙中山的73篇文献，分布于《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和《毛泽东文集》第1至8卷的每一卷。其中，《毛泽东选集》为25篇，第2卷就有10篇，是最多的一卷；《毛泽东文集》有48篇，第1卷、第3卷分别为11篇、12篇，是最多的两卷。这些文献，既有重要会议的报告、讲话，也有代表性的重要论著；既有代表中央撰写的报告、宣言，也有为刊物撰写的发刊词；既有同国内外人士及记者的谈话，也有致国民党人士的信函。值得注意的是，在1938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曾专门发文缅怀孙中山的生平和丰功伟绩。

　　【表1毛泽东论孙中山的文献统计】

　　从时间线来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有几个特点。一是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达63篇。二是相关论述存在较长时间的中断，主要是从1927年4月到1936年6月，基本对应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是即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述最多，也主要集中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间段，其中全民族抗战时期为45篇。此外，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大多与其三民主义思想和革命实践有关。之所以呈现出以上特点，实与中国革命情势发展密不可分，这正是下文要重点讨论的目标指向问题。

　　二、毛泽东论孙中山的目标指向

　　孙中山的思想、实践和精神是毛泽东论孙中山的主体内容，学界对此已有研究。然而，这些主体内容所蕴含的目标指向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与中国革命情势发展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点任务紧密相关。

　　1、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是更偏向于其三民主义的主张而非其他。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国民党右派出于政治需要，对三民主义做出种种歪曲解释，不仅抛弃了其中革命性的部分，也背叛了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为了与国民党右派对三民主义的错误诠释相抗争、延续国共合作，毛泽东论及孙中山时提出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然后，他又对革命的三民主义做出解释——“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毛泽东借论述孙中山之际，进一步阐明了革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民权主义及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更加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也更加突出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一阶段，毛泽东论孙中山更多的是出于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维护。“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但是，在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针对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抱何种主义这一问题，毛泽东曾如是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毛泽东的这一回答可以看出他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维护三民主义是为了稳固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而非一开始就奉三民主义为圭臬。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的著述或访谈基本未再提及孙中山，也未再谈及三民主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自成立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既要解决党内“左”倾问题，又要应对蒋介石的多次“围剿”，尤其是湘江之战失利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后而被迫长征。无论是孙中山还是三民主义，都无助于解决这一时期党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因而，毛泽东不谈论孙中山当在情理之中。时隔多年后，毛泽东曾谈到，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大多是出于中国革命情势需要，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的特点，体现了革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2、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 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机暂时解除，毛泽东得以重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伴随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此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由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极为重要的现实需要。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孙中山相关论述的主旨，基本都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而展开，但具体内容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在卢沟桥事变前，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形势，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谋求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到，希望反对屈服于日本的国民党人士，“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分别写信给宋子文、蔡元培等国民党要人，劝说国民党人士积极抗日救国，恢复“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并表达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救亡的意愿，希望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指出，“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认为“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

　　如果说毛泽东在1936年只是表达了联合国民党抗日的愿望，到了1937年，毛泽东开始通过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相容性、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的一致性，力图在思想理论和现实层面构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联合社会各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毛泽东承认，“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但是，他强调：“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而在1927年至1937年统一战线破裂的十年间，共产党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始终反对帝国主义，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制度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为了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共同抗日，共产党甚至暂时搁置土地问题，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

　　至于当时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的状况，毛泽东做出这样的解释。这种对立，源于“一九二七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如此，中国共产党只好“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并不会影响国共两党合作，毕竟“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形势，毛泽东意识到“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动员社会民众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但是，国民党实行的专制、镇压政策，实则和“唤起民众”相违背，而依靠国民党“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 “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精神”，“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毛泽东此时所提到的“彻底抗日的纲领”，即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依据的是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但这十大纲领在全社会的接受度仍然面临考验。由此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虽然坚持“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但对共同纲领的表达产生了变化，称共产党赞同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尽管这个共同纲领没有被各党派所承认，但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愿意不断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解释和说服，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 年3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认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把“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视为孙中山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开始深入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历史不应被割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予以总结承继，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举起孙中山旗帜以换取更广泛的认同，多方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之间的一致性、相容性。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尤其是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虽然仍然高举孙中山这面旗帜，但明确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不同之处，并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也是共产党声明“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指出，新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也“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在肯定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有相同部分的同时，毛泽东又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不同，比如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宇宙观的不同，革命彻底性的不同，最终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

　　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构建后，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毛泽东在论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与之前革命理论、革命主张大多由“革命的三民主义”阐释而来相比，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占据了主体地位，提及三民主义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参考坐标与新民主主义相比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仍然肯定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点。“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符合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原则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肯定共同点之外，毛泽东也认为，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这些论述表明，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理论武器，为中国革命成功指明了前进方向。

　　3、强化中共领导权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时，经常会提及孙中山，其主要内容大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离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只有共产党真正信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且是真正实行的”。从毛泽东的论述来看，他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态度迥然不同，这实际上与争取革命话语权乃至领导权有关。

　　毛泽东毫不讳言，1927年至1937年的中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这期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正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作为反革命势力，已经背离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显然不具备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

　　到了抗战后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称，“现在抗战，国民党搞两面政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所以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抗战胜利前夕，随着中国共产党实力的壮大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将自己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政权以后，“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然而，“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毛泽东呼吁：“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此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他一再指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方面、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仍然批判蒋介石，“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批判，着重揭露其背叛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背叛国共合作，而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有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发展，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在比较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之中，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真正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理直气壮将中国共产党视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指出，孙中山没有完成的革命，“我们接过来，到一九四九年把它完成了”。这就是说，孙中山领导的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完成，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综合来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前后跨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几个重要阶段。这些论述同中国革命情势需要关系密切，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正是出于中国革命情势需要，毛泽东论述孙中山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革命实践，尽管具有不一样的目标指向，本质上仍然是要弘扬和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且客观上确实也实现了这一目的。

　　三、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及其历史价值

　　孙中山致力于革命40年，其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如何认识和评价，是毛泽东论述孙中山必然牵涉的重要问题，且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为客观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提供遵循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仅从他对孙中山的称谓来看，就有伟大领袖、伟大革命家、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等。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文中三次称之为领袖，即“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凸显了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及其崇高地位。1938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大革命家”“伟大革命家”等称谓，正是孙中山致力于革命40年的生动写照。1945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称孙中山为“旗帜”，突出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他说：“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强调“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旗帜就是方向，“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正确方向，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1948年，毛泽东又使用“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来评价孙中山，赋予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先知先觉的角色定位。从这些称谓来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均从中国革命这一角度出发，总结孙中山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特定称谓，一方面概括了其历史地位、历史贡献，另一方面“革命先行者”至今仍然是评价孙中山的基本定位。如，江泽民曾谓“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这里沿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的评价，同时称“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赋予孙中山历史地位新的评价。此外，他还使用“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等。胡锦涛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称“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显然，这是继承了毛泽东、江泽民对孙中山的评价。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三个伟大”显然是对孙中山评价新的概括。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重申“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既一以贯之又不断丰富，体现了继承和发展的结合。

　　2、为继承和弘扬孙中山革命精神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虽然未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但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之一，一切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

　　孙中山回顾革命历程曾言，“文奔走国事三十馀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这是对孙中山的主义、政策和精神相互关系的阐释，体现了艰苦奋斗精神对孙中山革命生涯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所以，孙中山致力于革命40年，无论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同样，孙中山以天下为己任，“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不计个人的安危、荣辱和得失，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贡献毕生。这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正如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实，孙中山致力革命时还曾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同样是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没有国家的统一，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仍然要学习和继承孙中山的宝贵精神，彰显孙中山革命精神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革命事业，而且继承和弘扬了孙中山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无私奉献等革命精神和致力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革命志向。这种精神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财富。

　　3、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树立典范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一直是历史学研究很重要的问题，事关历史与现实。毛泽东论孙中山，必然涉及如何评价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前述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和革命精神的分析已然是一种评价，那么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论孙中山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树立了典范，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毛泽东评价孙中山坚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毛泽东将孙中山一生革命四十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不同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成就并不相同。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开创者和领袖，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往往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1937年8月，他指出：“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指国民党——引者注）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即是说，国民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要从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因而，评价国民党也要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其次，毛泽东坚持用发展的眼光评价孙中山。毛泽东认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他指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同时，他认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当时“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同时，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长时段来评价孙中山，他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艰难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搞了四十年，没有成功。后来我们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艰难曲折的。”即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超越，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艰难曲折则取得成功。

　　再次，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坚持了辩证的统一。毛泽东一方面高度肯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指出了孙中山的弱点和缺点，如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却没有主动实施，辛亥革命后向袁世凯等反动势力妥协，三民主义学说的不彻底，对革命领导权问题认识有局限性，等等。正如毛泽东所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他又指出：“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这正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及其领导的历史事件坚持辩证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体现。此外，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类似这样的重要认识和观点，成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都引用了毛泽东的原话。

　　综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结合中国革命情势发展的演变，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多有研究和阐释。尤其是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基本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而展开，一方面批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离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团结和争取了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乃至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提供遵循、树立典范，为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奠定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10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