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翻案论”：立三路线失败后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共产国际路线区别研究

　　序言：

　　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界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进行各种翻案工作，即使是毛主席在世时给某些人物、组织定下的正确的结论，他们也要质疑、否定。例如，某些知网学者往往认为：“立三路线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逐渐开始支持毛泽东的路线，但是临时中央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的路线，导致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产生了‘误解’，像在会理会议给彭德怀扣了一个‘煽动林彪写信’的帽子一样给共产国际扣了帽子。”这种脱离大量历史事实的、为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翻案论调，无非是某些学者在1981年结论做出之后迎着社会上的翻案风一起作妖的产物罢了。今天，我们依照当前公布的资料来看看毛主席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根本区别。

　　一、毛主席对1932年中共的战略方向规划，与共产国际将“工人运动”、“城市工人运动与红军结合起来”作为中共“目前主要任务”的规划根本不同

　　1932年6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在苏区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就的同时，必须指出我们也存在着许多弱点,特别是在大工业城市,我们的弱点比过去显得更无比地严重。尖锐地暴露出与群众,首先是与工人联系不够。在领导和开展他们的斗争上显得软弱。由于党缺乏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中的工会小组的联系,党未能保证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具有必要的无产阶级骨干。在许多情况下,远没有制止国民党政客和其他民族改良主义政客借助于虚假反对派的蛊惑宣传来控制运动，特别是控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有效做法。党还不能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从组织上巩固下来。由于这些缺点,我们党还不能解决目前的主要任务，即领导城市中的工人运动、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和对国统区农民群众的动员工作，并把它们同红军和苏区劳动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17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可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规定的中共当时的“主要任务”包括：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和白区农民动员工作、注意把城市工人运动和红军、苏区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而且“城市工人运动”在前。他们甚至认为中共在当时的白色恐怖高压下不得不与工人阶级联系较少是“弱点”。他们规定的中共当时任务，和毛主席规定的中共当时任务有没有不同呢？

　　主席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把红军的斗争、苏区农村斗争和城市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更不是所谓的工人运动。早在1932年3月，红军在彭德怀指挥的赣州之战失败之后，“毛泽东指出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6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就是在敌人力量薄弱、党和群众基础好的广大农村地区、赣闽浙边界地区发展革命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意见遭到否决。之后，毛主席又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建议。“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行动，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等军阀，开展局面。”（《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66-36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支持。

　　主席决定打到闽西，并亲自指挥红军胜利攻克重要城市漳州，并不是为了“主要为工人运动服务”，更不是为了“将红军与城市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是为了扩充补给并通过外线出击的方式调动敌人注意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所以，主席早就表示：“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毛泽东传（一）》，第2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6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所以，主席在4月22日攻克漳州之后在电文指出：“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粤敌有从永定，平和或诏安入闽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向北杭，武，岩，永四个全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入赣北上。”“现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6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主席即使指挥红军打下了漳州这一重要城市，在布置任务的电文中也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中心任务，并提到农村游击战争而不提城市工人运动，显示了他的战略侧重点。即使后来主席在给中央局的信中不得不提出占领中心城市的时候，也巧妙地提到了“似要以消灭敌人作为前提”（《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并重申了调动敌人、使其“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想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271-27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这一战略目标，而只字不提工人运动，更别说要不要把所谓的“工人运动”放在“主要任务”的位置了。

　　实际上，周恩来等5月3日致临时中央电报中证明了毛主席真实意图是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当莫斯克文（周恩来。——引者注）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从被围困的赣州撤退后，毛泽东认为攻打该城市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毛泽东再次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10个月的工作计划，说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这一切证明，毛泽东有一个扩大苏区的一贯方针......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三）》，第2163-21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不仅早就制定了长达十个月的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心任务的计划，而且特别提出1932年之内红军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在主席看来，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村进攻，而不是“与城市工人运动结合”。从主席指挥红军攻克漳州之后的任务布置电文中将主要任务定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在总部署中提游击战争而不提工人运动，同样可以看出主席心中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将红军与城市工人运动相结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的根本不同：毛主席坚持以调动敌人注意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筹款为外线出击后攻克漳洲城的战略目标，并特别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攻占城市的前提，甚至即使在红军攻克漳州这样重要的城市之后也在他的重要部署电文中对城市工人运动只字不提、却提到了农村的游击战争；共产国际则将“城市工人运动”作为当时中共的“主要任务”，与毛主席的战略精神明显不同——从共产国际的电报来看，一旦共产国际代表们得到了漳州城，他们首先注意的就是当地的工人运动；毛主席主张红军以扩大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为主要任务，给红军制定了十个月的农村扩张计划；共产国际将红军与城市工人运动相结合及“城市工人运动”本身并列为“主要任务”，与毛主席规划的红军沟通农村而远离城市的战略方向明显不同。

　　二、宁都会议彻底否定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决定，共产国际对此表示“总体上肯定”

　　宁都会议前，中共中央与毛主席产生了激烈的路线冲突。1932年9月23日，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位同志致电中央，指出：“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苏区中央局则在25日否定了毛主席“避实击虚”的战略意见，表示：“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主张波浪式推进、以扎实可靠的战略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中央局主张“积极进攻”，采取了冒进的方针。同日，按照主席的意见，毛王朱周再次致电中央局，表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重申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以后，他和“左”倾中央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9月26日，为了应对第四次反“围剿”，主席和朱德同志发布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驻点，以展开江西局面。”（《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直接将红军的行动重点定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零星武装、在敌人薄弱环节布置战场。这对中央局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9月30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指出：“1932年9月29日收到你们的指示电”“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的扩大苏区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08-2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之后，10月6日，中共中央展开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887页，2023年修订版。之后，中共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这种积极进攻的路线,是最有力的防御方法。重复去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我们无法扩大和巩固苏区政权。因此，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1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是一道否定毛主席战略路线的“圣旨”。“共产国际收到电报是在1932年10月16日、19日和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1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次会议彻底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并根本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10月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表示：“给我的印象是,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对工作是认真而努力的。但还有很大的缺点......在上海以外地区、在一些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发展党的工作努力不够;在采取重大步骤来组织我们的工会时表现得有些‘谨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1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我们的策略问题，在江西省的领导中引起了重大意见分歧。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反对目前发动任何攻势。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他建议撤退到山区去。”“这里的中央主张进攻策略,但反对撤销和公开批评毛泽东”“我的意见是:（1）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总方针是错误的（过分强调防御的有效性,躲到山区去等等,幻想在现有基础上似乎有可能从经济上得到加强,尽管目前存在着15万甚至更多白军的进攻威胁,同时怀疑进攻的能力,等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17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可见，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明确支持中共中央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批判，并支持“左”倾中央的进攻路线。

　　收到这些情况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经过长期讨论之后，于1933年3月致电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我们总体上同意中共中央于1932年10月16日转发给中央苏区的指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35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可以确定的是：共产国际所说的“10月16日指示”，就是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10月“圣旨”，绝非苏区中央局9月29日收到的指示。因为在共产国际收到的、与29指示有关的信息，即中共苏区中央局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原文中，有明确的“9月29日收到你们的指示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0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字眼，而那封没有标注时间的10月“圣旨”恰恰是共产国际10月16日收到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10月“圣旨”的总体肯定态度，也是对进攻路线的总体肯定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总体否定态度。这一表态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来说是危害极大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继续设计“农村包围城市”格局，共产国际继续强调“城市工人工作是中心”

　　1937年10月8日，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要把中国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国民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影响之下,而置于共产党影响之下,使党不仅能依靠现有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能够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依靠国民党地区的、上海的、广州的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十七卷》，第502-50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季米特洛夫明确强调了中共最主要任务是以城市工人工作为中心。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10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表示：“党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人力和物力,以便在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建立党的组织,并且必须根本改变党的工作、领导和组织的形式与方法,从而使党能够以全副精力在各劳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和发挥作用。”“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对原有干部进行政治、军事和新工作方法的再教育,从积极分子、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中首先是从工人中提拔新干部。”“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务必要特别加强在工人和工会中的工作,并尽可能吸收他们积极参加抗日和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十七卷》，第51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时中共主要人力物力在农村，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重新分配人力物力”并明确提出要在“主要城市”建立党组织，显然是坚持“城市中心论”。干部政策方面，共产国际的观点存在很浓厚的“成分论”色彩——认为中共应该首先在工人之中提拔新干部。成分论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设想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当时中共只能在农村建立政权，所以主要的培养干部方式是在农村组建政权的过程中培养经过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农民出身的干部。

　　遗憾的是，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在很久后也并未改变。直到1940年，他们仍然指责中共说：“六大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进入党的领导机构的决议没有执行(在现在的中共中央成员中工人总共只占1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5-1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内极其受共产国际器重的工人干部代表是谁？一个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大叛徒向忠发，一个是当过两次王明路线的俘虏、在皖南事变时临阵脱逃的项英。以毛主席、王稼祥同志、朱德同志等为代表的很多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性，碾压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叛徒和逃兵。

　　1937年下旬，当共产国际催促中共重新分配人力物力、将重点放在城市工人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在忙什么？毛主席在指挥八路军发展农村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3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主席指出：“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4日，主席再次强调：“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将战略重点放在了重要山区——太行山脉和交通要道——正太路，而非太原这一城市。

　　10月20日，主席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第一二〇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坚持在广大山区不知游击战争，而不冒险去占据城市，更没有把城市工人运动当成所谓的“中心任务”。11月8日，主席明确表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看来，农村游击战争，才是中共发展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解决生存问题的最有效方针。11月13日，主席也指出：“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继续坚持以农村为中心、以游击战争为中心，并未“重新分配”人力物力，这与共产国际“重新分配人力物力”的错误意见是针锋相对的。

　　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再次发出了以城市工人工作为最主要任务的指示。共产国际表示：“根据以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应当将下列各项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1.吸收工人加入党的队伍,增加工厂支部的工人数量,应当特别重视加强日本人占领的工业中心区和大城市的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地区的工作。”（《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7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你查阅这篇指示全文就能发现——他们提到的五条“最主要任务”没有一项提到要在农村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力量。共产国际将城市工人工作视为中共的“主要任务”，体现了他们依旧偏爱“城市中心论”，与毛主席坚持以农村为中心、以开展敌后农村游击战争并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中共革命力量为最主要任务的战略方针是完全相反的。

　　1940年毛主席的主要战略规划比较鲜明的体现了他的战略思想。1940年2月11日，主席致电萧克及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时表示：“你们的成功是脚踏实地，稳打稳扎,一步一步前进，这在敌情严重地区是应该如此的。”“中央规定你们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这同你们所提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这些目前的任务是一致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7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这时提出准备将来向辽西前进的“经略东北”战略思想，是非常敏锐而宏远的战略思想。主席要求挺进军注意发展游击战争和确保根据地，也体现了他继续坚持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游击战略方针。2月28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上海党的方针，第一是乡村工作，并建立政权及军队，要组织十万军队;第二是上海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应非常谨慎，乡村工作要放手大干。”（《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7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明确提出农村第一、城市第二，显示了他心中最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而非领导城市工人工作。

　　为了配合萧克挺进军的战略行动，主席和王稼祥同志3月3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萧克挺进军方面，盼望你们经常加以注意，给以子弹与干部(学生)的帮助。该部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这在战略上是有颇大意义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7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一指示，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坚持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而且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各部分协同配合的战略思想。3月16日，主席复电彭德怀，指出：“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边，北方能确实巩固。”（《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8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关于打通八路军、新四军战略联系的战略设想也是及时而有极大战略实效的。

　　3月21日，主席致电刘少奇，指出：“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82-18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在中国近代，县和城市是根本不同的。县，以农村经济为主；城市，以工业产业为主。主席明确肯定了发动各县广大农民群众的战略布置，并要求刘少奇等以依靠自身力量艰苦奋斗为主要方针，也体现了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战略思想。同时，主席并未放弃八路军支援新四军的战略计划。主席指示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表示：“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的任务，请朱、彭速定具体部署。”（《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8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是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与相互支援”的军事辩证法。

　　结论：

　　综上所述，大量史料表明：1930年立三路线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并未支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不仅肯定“进攻路线”，而且长期坚持以城市工人阶级工作为中心任务。这两点，都是王明路线的出发点与核心内容，都与毛主席的正确战略路线完全相反。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被否定，与共产国际对王明“进攻路线”的肯定是密切相关的；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以农村游击战争为主要任务的时候，共产国际依旧反复强调以城市工人工作为中心。毛主席指出：共产国际是王明路线的祖宗、以城市工人工作为中心的王明路线就是国际路线、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是完全正确的。1945年1月3日，斯大林在接见蒋经国时表示：“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2197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斯大林这句话，绝非应付蒋经国的外交辞令，而是他的真实想法：他既没有为了与国民党表示“保持友好外交关系”而贬低毛主席，也没有为了向国民党施压而肯定毛主席，并明确表示他在国共关系上“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同时提出了与国共关系毫无联系的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的评价问题，显然只能是他在即兴而言之时对自身真实想法的表露——无论他对毛主席的战略路线是什么看法，都与处理国共关系是毫无关联的。显然，直到解放战争初期，苏联依旧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