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路：毛主席与三位著名专家

　　1956年，党中央提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到1957年6月底，在全国11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7500多名，此后高级知识分子争取入党的热潮一直在延续。值得一提的是，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积极争取入党，是与他们个人感受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爱分不开的。1959年入党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学家陈垣和物理学家周培源就是其中的代表。

　　毛泽东亲自批准梁思成入党

　　梁思成(1901—1972)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到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修习建筑专业，1928年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他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身份：梁启超的儿子。

　　梁思成

　　1948年，解放战争到了关键时刻，梁思成被国民党政府率先列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名单。梁思成和清华绝大多数教师一样，坚定地留在了大陆。他在后来的思想汇报中写道：“1943年前后，我读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关于都市计划的书，后来在教室里就侈谈‘社会主义’，当时我只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国有、都市计划就可以实现，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北京解放前夕，我认为共产党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的都市计划可以行得通了;退一步想，房子总是要盖的，我总不至于失业，所以就决定留下。”“清华解放后的第四天，一位干部来找我，让我编制一幅北京文物建筑地图，以为不得已攻城时可以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这更让我从心底下感动。”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后，他又参与了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梁思成担任副主任。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人民政府之间几次愉快的合作，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无比振奋，也让他们对共产党、新政府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每一项成就都使我的心进一步爱这个党。不知什么时候起，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话里，‘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党’了”。

　　1950年，梁思成在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图案。

　　1956年2月，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说：“我的身体虽然不好，但我有信心，在党的关怀和鼓舞下，我至少还可以工作25年，争取至少工作到我80岁的那天。在这不算很短的期间，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在会议闭幕前一天，2月6日，梁思成把一封入党申请信托周恩来转交毛泽东。他在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有信心，在您的关怀和鼓舞下，只要我努力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总有一天，党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光荣称号授予我……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永远不愧做一个党的好儿子、您的好学生。”周恩来当天即批示：“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阅。”毛泽东阅信后，于2月24日批示让刘少奇、彭真阅，“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梁思成直到1959年1月8日才入党。3月，即将跨入知天命之年的梁思成发表文章称“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梁思成写给毛主席申请入党的信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

　　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十大建筑评审人员之一，在评审时，“青春”梁思成大胆对各个建筑设计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看到了已经被周恩来选中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却认为这个方案不妥，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中的一些重要修改，是在梁思成的指导下进行的。1963年适逢鉴真大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中日两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或法会。中国还决定在鉴真的故里扬州建立纪念堂，赵朴初先生请梁思成来主持纪念堂的设计工作。这项设计是梁思成一生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心血的结晶，1984年被评为我国建筑工业部全国优秀设计一等奖。

　　梁思成在李庄营造学社的工作室。

　　自1949年至1966年，梁思成记了将近70本笔记，内容的绝大多数都是讲述从1949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成果。这种日积月累的耳闻目睹，使他感受到祖国的蒸蒸日上，越来越富强。祖国的富强与壮大，正是他梦寐以求的。

　　“文革”开始后，大字报说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不得不写出有关他在1957年整风运动和入党前后思想的“交代材料”。他写道：“在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尽管我和不少领导同志为北京的规划问题、为古建筑保护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尽管共产党曾批判过我，但是我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吃穿的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不管怎样，我当时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书。那时连党的基本原则都不懂，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我在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

　　1956年周总理与梁思成等人一起讨论科学规划。

　　尽管梁思成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也受到一些青年教师的关照，但仍不断被冲击，并被赶到一间24平米的房子中去住。即使在这种环境下，梁思成仍然坚持他的信仰。他的第二位夫人林洙曾问他：“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美国去吗?”梁思成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

　　2023年12月26日，清华大学档案馆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公开了一批毛泽东的档案，其中有毛泽东对梁思成申请入党信件的批示。“这件档案是毛主席、周总理对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申请入党信件的批示，从中可见毛主席对清华人的细心关爱。”“20世纪同时期，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引领与感召下，一大批老知识分子追求进步，先后加入党组织中，实现了‘两种人会师’(即1952年时任校长蒋南翔提出的教师要‘又红又专’)，共产党成为‘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

　　毛泽东称他为“国宝”

　　陈垣，字援庵(1880—1971)，广东江门新会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陈垣还是享有崇高声望的教育家，从教70年，担任过46年大学校长。

　　陈垣入党后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照片。

　　生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陈垣，在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时局动荡后，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罔顾民生，把拥护和信任给了中国共产党。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朱家骅、胡适等曾三次安排陈垣上飞机离平，但陈垣决意留下。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从1926年起就担任德国教会所办的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以70岁高龄步行10余里，到西直门大街欢迎解放军入城。2月16日，辅仁大学成立中国教员会。随后陈垣召开学校各方面负责人会议，说：“今后本校一切由中国人主持了”，“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努力，研究向新的方向走。我今年已70，可惜闻道晚矣，但是本人一定努力地跟上去。”此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陈垣带领全校师生挫败了教会方面以经费为武器发起的挑衅，为中国人民从教会手中夺回教育主权作出了重大贡献。1952年5月19日，教育部正式宣布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为一个新的北京师范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

　　1952年，教育部任命陈垣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公告。

　　陈垣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不但有言语上的公开表态，而且在行动上紧紧追随。抗美援朝开始后，1950年11月21日，陈垣率领辅仁大学师生进行抗美援朝宣传。他申请到西南参加土改，被任命为由500人参加的西南土改工作团二团团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社会实践，对他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都起了深刻的影响。他积极投身“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在《人民日报》发表《祝教师学习成功》一文，谈参加高校教师思想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及个人的体会。

　　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垣作为社会人士代表被特邀列席了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多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陈垣在10月31日的会议上，作题为《教师们要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发言。发言之后，毛泽东特意走到陈垣的座位旁与他交谈，并夸奖说：“你今天发言，认识深刻，很有道理。”陈垣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学习你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我闻道太晚了，要努力赶上。”11月1日，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毛泽东与陈垣同席交谈。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值得一提的是，土改归来不久，京津高校教师开始了有组织的学习改造运动，陈垣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说：“如果这次学习，我们还不重视，还不主动要求进步，还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后来，1954年全国人大《情况汇编》第一期中曾记载，病中的陈垣不顾医嘱，仍执意要去参加全国人大小组会议，他说：“能参加这次大会感到很高兴，好久没看到毛主席了，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

　　陈垣在1953年以前就有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59年1月28日，陈垣终于如愿以偿，以79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1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全国史学界著名学者百余人聚会北京，讨论中国历史编写提纲。大家得知陈垣入党并读此文，深受鼓舞，纷纷表示祝贺，并制作了全体与会人员签名的纪念册赠予陈垣。

　　作为北师大的校长，陈垣始终以培养又红又专的学生为己任。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在2019年的《陈垣史学风格》一文中写道，“史学二陈都是硕学宗师……然陈寅恪曲高和寡……难以适应新社会，无所作为”。“然而陈垣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即于抗战时期亦未尝间断;甚至在‘文革’动乱时，也未多干扰;又长期主持校政，堪称一方祭酒，及门与私淑学生甚多，且师生之间多有父子之情。凡此皆非陈寅恪可望企及，陈寅恪几无再传弟子，而陈垣薪尽火传，至今已有五代，且仍在持续之中。陈垣在辅仁大学所开创之历史文献学、史源学，以及考证与经世之学，已在今之北京师范大学开花结果，已是禹域史学研究的重点基地。陈垣生前已有桃李满天下之欣慰”。

　　1966年至1971年是陈垣人生旅程的最后阶段。陈垣之孙、历史学家陈智超2013年写道，祖父对于“文革”确实不理解。“但是有一点，他坚定地相信共产党是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的这种信念始终没有动摇”。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于北京。按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历年写作积存的4万元稿费交作党费，将他一生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为贯彻习近平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指示，北师大官网于2024年3月发布了《老校长陈垣与励耘精神》一文。文章指出：“在他身上，爱国和爱教育、治学和育人、‘红’的政治信仰和‘专’的事业追求相互融合、相互接引。他身上体现、影响广及于弟子，并在北师大得以传承的‘励耘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

　　周培源(1902-1993)，江苏省宜兴市人。他是我国近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被誉为20世纪四位世界流体力学巨匠之一。1924年周培源毕业于清华学校，192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第一名中国博士生。1929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事高等教育工作60余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两弹一星”元勋大多是他的学生，因此被称为“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

　　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成为周培源的人生转折点。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能到这所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就读;另一方面他对美国在华办学的目的有清醒的认识。他的三女儿周如玲后来在纪念其父的文章中写道：“美国同意用庚子赔款的部分退款来办学，并非仅为善施，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致——他们害怕将来欧洲和日本对中国的精神影响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一言以蔽之，正如父亲所说：他们只不过是想以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办法来进一步控制中国而已。”

　　1920年的周培源。

　　周培源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发奋努力，到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但是，两次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不同遭遇，终于使他把国家的未来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46年周培源首次代表国内中央研究院到法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和同期成立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美中英是世界四大国。身为中国科学家的周培源在会上受到尊重，当选为两会理事。在闭幕式上，周培源代表中国发言，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但1948年第二次参会时就完全不同了，尽管得到美国政府的“精神和充分的物质支持”，但“彻底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声名狼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周培源参加这次会议备受冷落，开理事会时居然把他的位子排在最后，使他的感情深受伤害。特别是在会议结束的宴会上，他的位子摆在倒数第二位。自此，他强烈感受到，即使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在他的背后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才能令世人瞩目。1948年11月，周培源从欧洲返回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周培源和两个女儿骑自行车冒着寒风进城，到前门欢迎人民解放军。周培源“激情难抑，拳拳报国之心，伴着破晓的春色炽烈燃烧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对共产党高度信任，积极参加每一项政治运动。党中央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严厉批判旧中国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旧思想。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对全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周培源以极其真诚的态度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的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坚信多年的科学救国思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得以实现。1952年院系调整大规模展开。周培源从清华调到北大，出任教务长。1955年，周培源应邀去苏联参加莫斯科大学建校200周年校庆活动。他亲身感受到苏联老一代共产党人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回国后，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周培源的小女儿周如苹在2001年撰文写道：“1959年2月5日，父亲站在党旗前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父亲和许多老共产党员有着很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是他最崇敬的优秀分子，他以他们为楷模。”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300多名专家共同讨论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周培源参加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于1956年6月接见了周培源等科学家，号召大家要立壮志，为迅速实现宏伟目标而奋斗。1957年，周培源两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休息时，毛泽东还亲切询问周培源的工作情况，鼓励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4年8月，在北京召开大型多学科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参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为毛泽东一一作了介绍。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周培源和副团长于光远，畅谈三个小时，话题涉及科学实验、基本粒子、革命实践等方面。毛泽东要周培源介绍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知识，周培源一面拿着画有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的示意图，一面向毛泽东讲解，还把一些名词、数字、人名等写给他看。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都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1973年7月17日，周培源(左二)陪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杨振宁(右一)。

　　1973年7月17日，周培源陪同杨振宁走进毛泽东书房，周恩来出门迎接。见到毛泽东后，按照当时的流行语，周培源脱口而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很严肃地看了周培源一眼，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的。”接见中，毛泽东对杨振宁在科学领域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也十分关心我国的科教事业和基础理论研究，再次提出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希望中国的科技成果能够对全人类作出贡献。周培源回忆说：“毛主席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终生难忘。”

　　周培源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九三学社官网重新发布了周培源的旧作《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忆毛主席的两次谈话》(周培源入党前是九三学社成员)。文章写道：“1949年以后，我多次见到毛主席，亲聆他老人家的教诲。1964年和1973年的两次长谈，印象尤为深刻。”“毛主席两次谈话中的深刻教导，特别是他老人家那种严格的科学态度，仍然记忆犹新。这些谈话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特别对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